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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崇祯十七年:(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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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三)流水落花春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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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可不得不承认,至少他是个称职的皇帝。

尽管局面已不可挽回,崇祯依然每日上朝问事,如平日那样处理政务,三月初,他听户部侍郎蒋德槿言及朝廷虽早已下旨将“三饷”合一,但各地州县依旧搜刮如故时,再次下旨令废除“练饷”。北京城的防务他亦亲自过问,并把宫中的三四千太监武装起来,分配到各处参与防务。他召见过传教士汤若望,咨询火器的配置和使用问题。三月初六勤王令下,尽管及时赶到的仅有唐通一人,崇祯还是自掏腰包进行了犒赏,只不过这笔钱被太监吞没了,实际上并不曾送到居庸关去。直到宣府告失那天,崇祯还“诏百官修省”。

至于崇祯为何不肯将太子送往南京?这可以理解是一种对令他失望的大臣们的一种报复心理:你们不是反对我南迁吗?那么大家就同船赴难,都在一颗树上吊死算了!二月以来,太子南迁之论又被很多人提及过,包括大学士范景文。更有不少大臣自告奋勇,要求“奉太子南下”。此举令崇祯愤怒异常,不就是想逃吗?顺便还可以为将来图些好处。难道你们那点小算盘可以骗到我吗?在一次廷议上,他忍无可忍,怒斥众臣:“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随后崇祯归纳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苛政之下无忠臣,崇祯以刻薄偏狭驭臣下,动辄咎之,反要求臣下必须无条件尽忠尽力,这根本不可能办到。可惜崇祯到死都没想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临死前他仍认为“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但后人也反问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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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崇祯照例召见群臣,讨论居庸关的防务和补给问题。议至中途,忽有急报传来,“帝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终于,绞索已经挂到头顶上,一切的危机都变得极为现实,甚至触手可及了。

两天后,北京被围,城外的炮声已隐隐可闻。崇祯最后一次上朝,他步入殿上,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崇祯问策,众人无言以对,崇祯以手指蘸茶,在案上写了句:“文臣个个可杀”。到第二天,也就是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当天,崇祯下诏要御驾亲征,被劝阻,随后他又下罪己诏,据说这篇未能示人的第五道罪己诏,里面就有“文臣个个可杀”一语。

在这一天,李自成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府告失之后,传杜勋战死,崇祯还曾通报嘉奖其忠义为国,追赠其司礼监太监,允立家庙。而数日后这位死而复生的义士,崇祯昔日的亲信却成了有两位宗室亲王为人质的有恃无恐的使者了,呵呵。

李自成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明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义军,并承诺出兵助明保卫辽东。崇祯有些意动,但还是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犹豫不决,转而询问身边的首辅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 魏藻德根本不敢担这个性命攸关的责任,沉默不语。崇祯再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仍不答。崇祯气得发抖,回头怒斥杜勋,将其轰出。随后用拳猛击龙椅,吓得魏藻德告罪而逃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赌气了,崇祯想到了必须让太子安全离开,他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命令让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叩头答道:“亲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君臣二人相对无言,唯流泪而已。

当天下午三时,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随后其余外城各门被陆续攻破,大顺军如潮水般涌入。而崇祯此时徘徊于万岁山上,面对着京城内不绝的烟火和呐喊声,不由感慨万千,怆然涕下:277年的大明,竟然真的就这么终结了?

回宫之后,崇祯令人将太子及永王、宁王送至皇亲周奎、田弘遇处,并送出手谕,令一切国事交成国公朱纯臣处理,自己则独坐殿上借酒浇愁,到傍晚,他去往后宫,一路宫女太监啼哭相迎,他一言不发,挥手令其散去。只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宜死!”一旁的袁妃起身欲逃,崇祯拔刀在手,几步赶上,说:“尔也宜死!”连刺数刀,袁妃倒地,血流不止。随后崇祯由到寿宁宫,一见长公主来迎,叹息道:“胡为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举剑欲斩,但手软脱力,仅仅斩下了公主右臂。崇祯弃剑而出,一路踉踉跄跄,转回坤宁宫,见皇后已自缢,说了声:“好,好!”又见袁妃未死,便找了根绳索勒至其断气为止。不过袁妃命大,又或崇祯早已乏力,不久便回过气来,捡回了一条性命。

回到大殿,崇祯召来王承恩,两人对饮。王承恩竭力劝说微服逃亡,终说动了崇祯。三更后,崇祯脱去黄巾,穿戴上王承恩准备好的大帽衣靴,手持三眼短枪,由王承恩搀扶上马,领着约百名武装太监向东华门而去。城上的守军见其形迹可疑,以为是奸细,一时箭矢齐下,守门太监甚至转炮向内轰击,幸好是哑弹,未曾炸响。一行人只好匆匆避开,又取安定门齐化门,却均已紧闭不开。王承恩建议找成国公朱纯臣帮忙,可哪有踪迹?眼见已是五更时分,外面的呐喊嘈杂声清晰可闻,内城陷落在际了。

黎明时分,崇祯返回前殿,鸣钟召集众臣,“大臣们何在,为什么都不来?已经是上朝时候了。”他一遍遍地喃喃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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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帝鸣钟召百官,无至者。”这话并不确切,至少有一个人是去了的,那就是大学士范景文,不过当他赶到时内城已陷,因打听不到皇帝的行踪,他在紫禁城午门外道旁写下了遗书,随后投井而亡。

大约也在同一时间,崇祯以腰带自缢于万岁山寿皇亭,他对面,孤零零地还挂着太监王承恩。

三天后,方有人发现了崇祯的尸体,据说身边还留有一份遗书:“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

实际情况是:仓促而行且万念俱灰的崇祯根本无可能随身携带笔墨砚品,照明烛火这类用品,也不会有心思去整理思路,说些大义凛然的官话。《明史》所载的这份遗书更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堕落时代本无道义君王,崇祯的悲剧或悲剧的崇祯不需用道德上拔高和“非亡国之君”的同情去掩饰,明亡之征不在崇祯,他不是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悲惨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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