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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崩溃 董事长成A级通缉犯 -- 大大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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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2日,拿到南洋各校公章的蒋国斌奔赴太原,他的计划是:“和当地的教育局领导接触,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然后回到北京,和帅建伦以及潜在战略投资者商讨,拿出一个重组整合南洋集团、彻底解决教育储备金的可行性重组操作方案。”此时,蒋没有得到南洋的财务资料,当时他和帅约定回京后再做正式交割。

不料刚到太原,蒋国斌就被追讨教育储备金的家长包围。“不得不”和家长们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月----实际是被家长们变相扣留。蒋后来说,他一直和帅建伦反复沟通,却一直没有得到帅承诺的资金汇来。

11月17日,帅建伦在黑龙江黑河口岸被捕。同一天,蒋国斌和两位家长代表去教育局磋商时,借故跑了。回到北京的蒋国斌再也找不到帅建伦及其部下,便在网上发布他的公开信,宣布与帅建伦的转让协议中止。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向法院起诉,要解除和帅建伦的转让合同。★

妥善处理南洋事件关乎民办教育发展

★ 本刊记者/朱雨晨

2004年10月,彻底退出南洋教育集团的任靖玺在网上发布了长达8万字的个人自述----《教育炼狱十年》(以下简称《万言书》)。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文中,任以激愤的口吻将南洋的命运归咎于教育体制。《中国新闻周刊》于2004年底曾以《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为题做专题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就《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所及,对《万言书》的肯定者居多。

时至今日,面对南洋的全面崩溃,对任靖玺的骂声四起。

远在新西兰的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万箭穿心。”以下是任靖玺的答本刊记者问。

中国新闻周刊:1993年,你为什么会举办南洋教育?为什么会选择教育储备金的方式?

任靖玺:当时我是海南南洋发展总公司的总裁,以做旅游和高科技为主。我80年代就已是百万富翁,最后决定投资教育,主要因为我是山西人,把学校建在家乡,就是想做一些善事而已。至于后来的高速扩张和全国办学,那会还没有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南洋使用教育储备金的方式,是受到了当时陈忠联办学成功的鼓舞。

1995年,海南南洋迁往北京,是因为当时海南经济形势恶化。也是这一年,我决定将教育作为南洋的主要产业,提出了“麦当劳模式”,用滚动发展的方法,借助民间投资的力量,建立中国最大的教育投资集团。而所谓“滚动发展”,就是教育储备金。

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禁止审批教育储备金学校的文件。1998年以后,广东已经对储备金模式叫停。但正是这时,南洋开始了高速发展期。政策上的这些禁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任靖玺:我来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图景。民办教育的呼声是全社会的热点。大家都认为,只有开放民办教育才能改变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困境。大家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一定会走下去,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中国的教育一定会放开。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基总理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我对民办教育的“放开”并最终和资本市场对接持乐观态度。

1994年的教委禁令我不知道,教育局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收储备金是否有问题。广东发生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把那个禁令当作一个地方法规,毕竟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没有表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其他的融资渠道完全堵死,我们只有继续收储备金这一条路,能做的只是减少额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减少额度的?

任靖玺:2002年开始,南洋主动降低了新生的“教育储备金”比例。2004年我离开之前,以教育储备金方式入学的孩子,在全国南洋已降到20%。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生源稳定的情况下,将教育储备金完全消化为学费,需要五到七年。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试图向国际市场融资。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曾和南洋初步商定给予南洋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却被有关方面以“教育市场外资不得进入”的理由中止而失败。

另外,我也考虑过在国内市场上融资,以公司的名义买壳上市,对于南洋而言财力是不允许的,而且还有“教育资金不得挪做他用”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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