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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 -- 语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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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十】民主与集权

  这个贴越写越难,本来早该结了,犹豫来犹豫去的也想不好怎么写。结语准备写什么呢?要写“民主”——文革最重要的遗产。这也是这个贴最重要的部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但至于什么是民主,仅仅就这个问题已经是纠缠不清的了,一个名词,却各有各的定义。李敖说,“共产党没有说它的民主是真的,但我们的(美式)民主号称是真的,却是假的。”

  前面写的部分有些注重行文,形式上花的功夫大了些,写得很累,这个结语就平常说话吧。

  简单点说,从秦代开始到民国的2000年中,没有什么现代科技,仅仅利用原始的通讯及交通手段,中国的中央政府要维持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的和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居然就这么维持下来了,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这是很多人都不会留意的。这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但是没几个人在乎。2000年的集权史,我们国家统一和平的时光要占到2/3。而战乱与分裂的时间只占到1/3。古代中国的政治能有这样的成就,与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譬如康熙皇朝末期的时候,据说全国的公务员是17,000人。这17,000要管理多少人呢?大概有1亿人。就是说平均1个公务员要管理大约5000人以上。这个数字也许不是很准确,大概的,不管怎么样,也少不到1000以下的。1个人管理1000人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也养不了太多的官,财政负担不起。官只能那么多,而且他们没有电话、没有铁路和汽车,也没有自动步枪和武装直升机。

  所以不得已,历代中央为了使如此稀少的官吏有效施行管理,维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于是把官吏阶层神圣化,老百姓见到官要下跪,民告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杨乃武的姐姐为弟申冤,要告官,就得冒死先从钉板上滚过去。政府这样来从精神上和制度上树立官吏阶层的绝对权威。如此2000年下来,百姓见到官腿就是软的,无故就矮一截。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很必要。哪个地方民变,出乱子了,朝廷派不多的几个人过去就收拾了。百姓只要怕官,精神上胆怯,这样1个官就可能威慑数百人上千人甚至上万人。

  老百姓闹事也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真正有道理的闹事再多的官也挡不住,譬如历代掀翻了政府的大规模造反,那就是有道理的闹事,不闹事没法子活下去了。历代政府坚持不懈树立起来的官吏阶层的绝对权威,一是威慑你不让闹事,有些不痛快忍忍就算了,不值得和官去打擂台,挺害怕的,二是即便闹起来了,和官打起擂台了,首先在气势上就短,政府一开始就占上风,容易收拾。

  这样一种政治情态我们今天来看当然不民主,专制,野蛮,其实却是民主的。其中有民主的成分。怎么理解呢?譬如甘肃省灾荒,地方官赈灾不利激起民变,朝廷就派遣军队镇压。这种镇压对于甘肃人民是野蛮专制,而对于这一年丰收的浙江省湖北省或者其他省份日子还过得去的人民来说,这种镇压却是民主的。如果问陕西人民,甘肃人要造反,要来枪你们的粮食,让你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央现在派兵去镇压他们好不好呀?除去甘肃省的全国人民应该都会同意,如果全民公决的话,甘肃人就玩完了。这难道不是民主么?

  仇恨怨怒是可以积累的。我认为仇恨几乎可以量化。古代中国政治的集权保障了社会稳定的同时,却不停地积累着仇恨。历代开局,经历了大乱之后,上个时代积累的仇恨在大乱中得到释放,这时社会总的仇恨量为,譬如1个单位吧,经过一二百年的集权制度的积累,仇恨量达到100个单位,达到了临界点,于是爆发、释放,社会仇恨释放的结果,就是战乱与分裂。

  一个普通百姓甲被地方豪强乙欺凌侮辱,甲告了官,官收了乙的贿赂,判原告无理取闹,甲不服还要申诉却挨了一顿扳子,回到家连伤带气的死掉了。暂时风平浪静了。但是这个甲及其家人的仇恨却仍然存在,而且完全转移到政府这边。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就是如此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中国古代政治尽最大可能地维持了和平。在当时那么一个物质条件下,给予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二百多年的和平,这可能是一个极限。集权制度保障着和平的同时,却也在一点一点制造着矛盾和仇恨——战乱的根源。

  和平与战争,集权与民主,这之中充满了辨证。

  1840年开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的科技与野蛮几乎颠覆了一切。面对巨变,中国人的反应还是相当快的。短短八十年的酝酿积累,首先在读书人阶层,爆发了大规模的哲学思辩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新的形势下,如何使国家长久的和平稳定并进一步使中国保持几十个世纪以来的惟我独尊,读书人群体在最初的概念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尽快对国家完成科学与民主的改造。其中科学是手段,民主则是政治指导思想。至于后来发生的对于民主的概念在理解上的分歧那是后来的事,这里不谈。

  有句话说得好,“你比我高大,因为我跪着”,民主(与平等)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上层社会的高傲,而是下层底层社会的怯懦与自卑。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造,最难之处就在于怎样才能使大众从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2000年的历史惯性很沉重,普通百姓都怕官,他们在读书人面前总是自惭形秽,不敢说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意识,改变这种大众积习极其困难。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当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实还不是这样,或者说,中国人仅仅在形式上站起来了,中国人,主要指大众,内时候在精神上并没有站起来。

  1966年,毛泽东仍然没有看到中国民主的希望,2000年以来形成的中国官吏阶层与上流社会的装模作样的神圣感,依然使普通大众望而生畏。毛泽东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没有时间了。毛泽东知道,如果他不发动文革,中国的民主也会觉醒,但是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与文革造成的损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要严重百倍以上——正如后来苏联发生的事情,中国因此就可能一蹶不振。

  如果我们敬畏的一个人,忽然在我们面前出丑,或者走出他内片神秘的小天地,走到我们中间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我们对他的敬畏感很容易就会消失。这就是文革要做的事情之一。文革以后,头衔官衔社会地位等等虚头八脑的东西再也吓唬不了老百姓了。现在中国的名人没有不挨骂的,老毛老邓,江朱等巨头也没有不挨骂的,胡温挨骂少,那是到目前为止好象还没什么可以拿来骂的。普通百姓可以没什么顾及地对他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有什么不满就敢说出来,就敢上大街拉条幅堵马路封政府的门。(党控制的媒体虽然不敢乱讲,但是并不回避问题,美国媒体虽然可以指着总统的鼻子大骂,可是骂了也是白骂。)

  直至文革结束,从五四开始的针对中国的民主改造大功告成。中央政府从此开始听命于民。

  真正的中国民主是隐而不显的,却在关键时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99年炸馆事件后,中央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符合民主的,只能那样处理。尽管很多人都觉得窝囊,而中国人民,这个最大的民主的基础并不愿意因为一个炸馆事件而打乱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国的民主就仿佛虽然朦胧却无处不在的上帝,操纵着共产党政府,使这个政府唯命是从。

  还有譬如89动乱,刚开始人民对这个运动还是有同情的,当时共产党的问题的确严重,然而随着境外势力明目张胆的介入,民心立刻发生了大幅度逆转。这种蠢事西方做得多了。中国人历来讨厌外国插手中国事物,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优越感,谁敢冒犯这种尊严,人民一定会反对。于是中国的民主默许了中共后来的作为,随你境外怎么嚷嚷制裁什么的,什么用都没有。民心已倒向中共,就难以掀起大浪。这是中国的民主在文革以后第一次发威,立刻把西方民主的头上很凿了几个包。

  现在左派右派的穷折腾,为什么闹不起来事呢?因为不符合中国民主的意志。所有反政府的叫嚣,其基础相对全中国人民这个最大的基础都十分薄弱。没有基础,什么事情都闹不起来。

  中央集权是中国民主的工具,中国民主的意志通过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来体现,在中国,这就是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文革使中国的民主觉醒,由此民间怨愤可以及时地反映到中央,仇恨的积累被有意识地打断,不让它积累。虽然问题层出不穷,但是人民可以看到,中央在努力地解决问题。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科技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 “莫谈国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谈论政治话题,真理越辩越明,无数观点的碰撞激辩,总能到最后得到一个最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民主要说的。

  胡温能够当选,那是因为人民看着喜欢。相反,张五常倒了,就是倒在民主手里。郎咸平现在虽然还挺活跃,将来也必然倒在民主手里。毛泽东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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