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 -- 语迟

　　1966年-1969年，邓小平在做什么，什么处境，我找不到资料，不知道。但是这一时期邓的心境是可以推测的。和刘一样，邓小平勃然大怒，内心感到委屈和激愤。我们有什么错？我们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这难道是错误么？凭什么如此对待我们？内心的剧烈震荡在外部环境中必然引起相应的变化，邓的路越走越窄，终于在1969年被流放（疏散）到南昌软禁。在拖拉机修配厂里，邓每天站着做半天工，年近古稀的邓常常累得脸色苍白。

　　下午闲暇的时候，邓小平就在将军楼的院子里走路。一圈走完，再走一圈。所谓“心静而神策生”，南昌岁月的苦行和寂寞无论对邓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象所有的杰出者一样，邓对未知的事情充满好奇，他渴望了解真相。邓并不象此时的刘那样，内心被幽怨与愤恨所充满，与刘不同的是，邓小平还试图揣测文革的真意，毛泽东此时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邓很想搞明白毛究竟想把他怎样。

　　作为党内的小字辈，第二代人，邓对毛的感情与刘对毛的感情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一点从毛泽东1957年访苏的记录片中就可以窥见端倪。在中国代表团中，毛身边的邓就象一个谦逊而真诚的弟子，对毛泽东这位老师的敬佩与爱戴溢于言表。多少年的志同道合，荣辱与共舍生忘死，共同度过的内些艰难岁月，人中之龙的邓小平常常感觉到与毛泽东心有戚戚焉，而且往往毛的见识会更高一畴。邓是很谦虚的人，他在1959年以前，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的钦佩。除此以外，敦厚善良的邓也感觉得到毛泽东宽仁博爱的胸怀，那是一种可以穿透时空的温暖。

　　而作为毛泽东同代人的刘少奇，从一开始就带着人性中固有的自负与傲慢来看待毛泽东。可以说刘从来也没有敬佩过谁，在他的狭隘的内心世界里，伟大的刘少奇同志才是天下第一人。一念之差，决定生死。邓的谦逊与善良给予了邓充分的内心空间来思考自身以外的问题，这使得将军楼里的邓渐渐沉静下来，他对毛泽东没有恨，而是不理解。就象许世友那样，对文革感到困惑。而且邓并不会自以为是地来轻率地揣测毛，得出一个以贬低毛而自圆其说的结论，使自己心安理得。他内心一定感觉到什么——这是基于几十年以来对毛的了解而产生的内心深刻烙印造成的——毛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我不知道不理解。我要想明白为什么。而文革以来的刘少奇呢？他的内心的偶像——他自己，那么聪慧与完美，另人怜爱，却被公然地羞辱折磨。就象一个失贞的纯洁女子那样，刘的潜意识里已经决定放弃生存——活着还有意思么？可以这么说，刘少奇死于自私。而邓小平想得更多的则是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广阔胸襟，如此坚定的信念使邓小平坚不可摧。没有人可以否认，最起码，邓小平有一个特点与毛泽东一模一样，那就是坚强，顽强不屈，百折不挠。

　　世界是运动的，是变化的。这个宇宙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党也是这样。1957年以后，党由深沉冷静变得浮躁，于是遭遇打击，又变得沉静。与个人一样，一个浮躁的集体是一定要出问题的。苏联党的覆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浮躁。苏联党脱离了人民，被一群浮躁的菁英控制，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毛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具体事情的人，另一种则是组织者。菁英群体仅仅是做具体事情的人，在这方面他们很擅长，国家离不开他们。但是他们决不是合格的组织者。他们的组织才能政治悟性远远逊色于文盲陈永贵。而这种天赋悟性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这种才能似乎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我们很难在菁英太子党或者博士的什么身上找到这种素质，而它在中国的普通百姓中却广泛存在。它也许是一个种地的普通老人对人生的感悟，也许是一个小商人的狡猾，也许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兢兢业业，也许是一个小公司经理的交际手腕，也许是一个父亲处理家庭矛盾的原则。

　　和平会使庸才上进之门大开。一个人很会考试，或者出身高贵，近水楼台先得月，政府渐渐地就会被这群擅长夸夸其谈而缺乏真才实学的蠢蛋们占据。再由他们想当然地搞决策，决定国家与大众的前途，而他们与大众是隔膜的，他们不懂生活是什么，他们不了解人民在想什么，他们仅仅是以自己浅薄的见识来揣测民意。苏联就是这么完蛋的，其由来也渐矣。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当政的都是一些没有吃过苦的人，一些没有真正长时间接触过底层民众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浮躁浅薄的，很少有例外。

　　当毛泽东发现浮躁的党与人民渐行渐远的时候，毛看得很远，他知道，他如果对此不管不问，听之任之，那几乎就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犯罪。而且如果他不这么做，后来者根本没有能力和机会做这样的事情。党的本身还是好的，党出身贫苦，历尽苦难，只是暂时被和平和享受所迷惑，很有必要再使党变得清醒。于是毛把高高在上的党打倒，把党驱赶到基层吃苦，去接触人民，接受再教育。

　　南昌的邓小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本身就是一个才华盖世又经历了风雨的老人——可能多少理解了毛。这主要是由于邓从北京浮躁的空气里脱离出来，心渐渐安静了。而且，一贯坚强的邓也很看不惯上流社会在挫折与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丑态，后来邓评价这些人说，“哭哭啼啼没出息”。文革使邓对上流社会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邓认错了，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邓给毛写信说，“我在犯错误之后...”，高手过招就是这样，“犯错误”三个字足以说明一切，毛和邓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以前一个贴谈到毛有意在文革一开始就重点保护邓，这是文革整体战略的重要部分。一是利用邓来制衡林彪，一旦林彪失控，就可以打邓的牌，用邓对付林。二是文革一旦失败，还要依靠邓来收拾残局。毛在构思文革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到文革失败的后果，这是一个战略家必备的素质。毛死了以后，邓多次说“毛主席保护了我”，这是肺腑之言。网上的一个资料也提供了佐证，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文革如果作为一个工程来看，其复杂与精巧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资料是这样：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现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尤其是林彪折戟沉沙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表明心迹，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经历了文革的党和上流社会脱胎换骨，尽管其中很多人恨毛泽东，咒骂他，然而这些人却在不知不觉地享用着文革带给他们的好处。文革对幸存者来说是磨练，他们因为经历了文革而变得深沉和朴素。正是经历了文革的党，在经历了文革的邓的领导下，才有能力有智慧有意志来领导中国的变革。否则，一个浮躁的党，一个被不谙世事的菁英们操纵的党，决没有能力领导中国平安穿越后来的惊涛骇浪风云诡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