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王力雄(一) -- 麻子

二、一体的西藏 　　

五十年，除了一开始打了个昌都战役，北京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的解决解决西藏问题的——即依靠西藏上层的合作，达到在西藏确立主权的目的。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于 1951年5月由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1】。在那个协议里，西藏方面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同意解放军进藏和由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而北京允诺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并保证维护西藏宗教以及不强迫西藏进行改革。 　　

当时不仅在噶厦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实行“统战”路线，昌都是通过军事胜利被解放军控制的地方，但是在所建立的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有七个藏人，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12】的“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 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13】。　　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 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14】　　　　

达赖和班禅就更是统战的重中之重。 1954年他们被邀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中共中央特地指示由张经武同行照护【15】。张经武当时对外是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共产党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路上，张经武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16】。在北京，邓小平亲自检查达赖和班禅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17】。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时，朱德和周恩来到车站迎接。他们在京期间，毛泽东数次接见和宴请。而刚满19岁的达赖喇嘛在全国人大被安排为副委员长，比他更年轻的班禅喇嘛成为人大常委。　　

为了避免发生对抗破坏“统战”，当时北京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妥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18】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当时中国内地已经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一国两制”使西藏反差极大。中共西藏工委在 1956年也决定开始进行在西藏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变革的准备，并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19】。北京很快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 把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重新派回西藏稳定局面，向西藏宣布了 “六年不改”的允诺，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20】。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21】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22】 　　

从这些事实看，当时中央政府是愿意按照“接口”方式，把“统战”路线继续实行下去的。然而西藏却越来越动荡不安。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首先发生叛乱，并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刚被安排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产生滞留不归的念头。驻藏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一份内部简报中的小事例，则可以反映当时噶厦政府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23】　　　　

这些情况反映出在西藏搞“统战”存在的一个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不能在西藏得到可以真正立足的社会基础。共产党革命的基础一向是在底层社会，“统战”却使它无法获得西藏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拥护，因为它不能给底层人民指出一个明确的前景——“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 ‘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 站在一起”【24】。 　　

而“统战”也不能真地争取到西藏上层的诚意，因为不管如何对上层妥协怀柔，也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与西藏只维持一个驻藏大臣衙门那种脆弱“接口”。在现代世界寸土必争的主权体系中，确立和捍卫主权所要做的远比古代的“礼”多得多，即使还是“接口”，也得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的大口。对西藏上层来讲，数万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西藏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西藏统治者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引起的恐惧是不可能靠“统战”消除的。 　　

在西藏上层心目中，“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何况共产党进入西藏，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藏社会方方面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些事都对西藏上层构成挑战。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发展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共产党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显然更符合“统战” 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共产党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处置打人的贵族，则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破坏，使西藏上层更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共产党在西藏政策的试金石。结果是共产党下令凡是当了其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25】。 　　

北京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虽然“统战”被它称为“三大法宝”之一，但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下层对上层依然保持传统的效忠关系，一旦有一天上层社会反目，下层人民就会被裹挟地跟随，形成全民族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这一点在“西藏叛乱”中得到了证明。叛乱起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那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因此1955 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扩展到那里。改革威胁到那些地区上层藏人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但是为什么本来可以从改革受益的下层藏民也大量卷进叛乱呢？就在于他们脑子里只有藏人和汉人的概念，他们做为藏民族的一员，只能跟著民族上层投入到反对汉人的斗争。藏族社会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藏人来讲，以宗教名义发出的号召，以及僧侣、头人的命令，一般是没人敢于和能够拒绝的。 　　

民族和宗教两面旗，任何时候都只能由民族社会的上层把持。而只要那两面旗不倒，底层藏人就不可能得到有别的选择，他们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不可能分化瓦解，只能跟著他们世代为之效忠的上层社会卷入叛乱。 　　

对此，北京最终的结论是∶“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26】——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统战”路线的大转弯，从此要把立足基点转移到底层社会，要通过在藏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去打倒上层社会，以及打倒被他们掌握的民族与宗教之旗。　　

1959年的拉萨事件及达赖喇嘛出逃后，北京接管了西藏政权，从此彻底地抛弃了西藏上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