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18章 4月7日 -- 马前卒

十八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

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依托于物质，是物质运动的产物。当然，这里说的物质运动不限于飞机飞行这种宏观机械运动，也不限于铁矿石被造成汽车这种不涉及人类自身变化的运动。象人类身体中的神经电讯号这种微观复杂运动，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变异这种社会运动，其本质上也都是物质运动。从理论上讲可以用科学手段去研究。但是，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积累的知识数量出发，人类对微观领域或足够复杂的体系，如人脑的具体运行过程还很难做到量化解释和精确预测。至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不仅异常复杂，而且涉及到人类自身，研究者既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考察，也无法随意做试验，相对的认识水平还要更低。如果用物理学来比拟的话，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应该还处于前牛顿时代。人类只能对这些领域进行很模糊的定性描述，或是在图书馆中记录大量的、无法准确阐述其联系的孤立事实。

因此，今天的人类和以往的人类都不能精确的描述那些直接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物质运动，比如人类尚且不能通过测量某人在某个时刻的大脑状态和外部刺激来预言此人下一步的思维与运动，也不能很精确的指出某个文化事件将在人类社会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人类甚至不能明确指出人类的意识究竟与什么样的物理或化学现象直接相关，也不知道如何直接干涉思维的运行。（即便人类拥有这个能力，恐怕这方面的科学实验也不会被允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不掌握这些领域的物质运动规律。一般所说的“规律”主要存在于物理、化学、工业技术等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科学领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事实：首先，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传播依赖于特定人类的迁移和特定社会组织的扩张。其次,来自生物界的竞争规律也被人类社会所继承，各个人类个体和各种人类团体始终在不断的竞争，竞争的基础就是宏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两个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不论上层建筑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不论某个人类个体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如何变异，以外界物质力量为基础的竞争都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具体而言，可以视为客观条件的科技背景和物质条件共同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的上限，那些能够促使生产力达到甚至提高此上限的人类团体将在竞争中扩张，而不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人类团体将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被淘汰。在人类团体通过互相竞争进行淘汰的过程中，依附于人类团体的上层建筑也随之扩张或被淘汰。

同时，物质条件、科技背景和制度构成了人类个体的外部环境，由于人类个体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 因此依附于人类肉体的个人意识也会受到竞争规律的左右。最终能最大限度促进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在这个上层建筑适应其位置的个人意识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历史规律的由来。

这两个历史规律其实并不能帮助人类理解社会和思维的具体变化过程，但既然上层建筑和思维都必须依托于外界的宏观物质力量而存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宏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来推测上层建筑和思维运动的变动趋势。这是一个很简单，同时也很巧妙的科学方法，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进化论的创立就是很相似的一个例子。19世纪，达尔文在给出进化论的时候，并不知道遗传基因的存在，甚至连同时代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假说都不了解（孟德尔的理论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在1920年代才得到验证）。但他通过观察确认自然界中存在以食物和生存空间为基础的生存竞争，再考虑到生物的先天性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代。于是，达尔文推论：千奇百怪的物种和各个物种的特异器官都是地球环境塑造的结果，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进化路线基本决定了生命的样式。无论生物基因的变异是随机变动还是遵循什么达尔文所不知道的规律，生存竞争只允许那些适应环境的生物占据主流地位，比如北极不会有不耐寒的动物，赤道上也少见毛发厚重的物种。至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些物种的性状，达尔文坦率的回答“尚待考察”。

通过对竞争原则的巧妙运用，马克思和达尔文绕过了人类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对历史和生物界做出了简明而不失精确的解释，这是他们智慧结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本文前半部分的原则。不过，所有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在利用某个规律来解释事实、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确定规律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了眼下的情况，所分析的样本发生剧烈变动时尤其如此。本书前面的部分曾粗略的论证了竞争规律在19世纪以前，也就是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以前的适用性，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简要分析。鉴于工业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连续不断的冲击，在这一章，作者将考察常用的两条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否在工业革命后的当代社会成立，以及是否能用来指导未来。

通过详细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条规律的由来后，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成立的几个前提：

首先，这两条规律都是统计规律。所谓统计规律，就是忽视具体个体的运动方式和特性，只考察整个群体的平均特性和整体运动趋势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这种规律不能用来解释或准确预测单次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但只要被考察的个体和范围不断增加，这种规律就有其用武之地。比如普适理想气体定律可以解释并指导蒸汽机的设计，但不能用来预言单个水分子的运行轨迹；交通流调查可以用来为路网建设做依据，但不能帮助交通警察追捕肇事逃逸的汽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体到某次社会制度变革和某个特定的个体的思想变动，遵循唯物主义的科学在今天尚且无法完全解释解释和精确预言。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与社会地位不相适应的思想完全可能在这种单次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不过，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个人或制度）足够多，社会变革或思想斗争足够频繁，那些在当前背景下更能促进物质财富开发利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肯定会取得绝对的优势，那些与大趋势相反的偶然现象会被更多的其他正面现象所淹没。

统计规律的有效性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具体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承载制度的“样本”就是能维系一个制度独立存在的文明社会，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联盟等等。前面已经论证了:由于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旧大陆农业地带内部的相似性，农业时代的旧大陆可以算做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制度竞技场，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保证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采用最符合当时技术背景的制度。

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使交通越来越方便、通讯越来越便利；工业财富的增长也给一个庞大、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体系创造了生存条件，这意味着国家或帝国的规模上限越来越大（包括它们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象英国、美国、苏联这种世界性霸权和中国、印度这种本土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都成了寻常之事。同时，全球性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渗透在轮船和铁路的支持下成为可能，竞争烈度不断上升，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连同它们所支持的上层建筑一并被消灭。

国家规模的扩大也和已探索地理空间的扩张有关，旧大陆的人类利用航海技术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控制，并因此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奠定了基础。不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是有限的，在美洲、非洲、大洋洲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空白土地供殖民者开发。因此帝国扩张的速度很快就就超过了可开发土地的增长速度，帝国的规模最终足以和整个地球的大小相比，参与竞争的独立社会集团自然越来越少。19世纪早期还有六七个欧洲强权争霸，另有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保持传统大国地位；到了世界大战时代就只剩英、德、美三国在附庸国的帮助下角逐霸权。冷战则只有美、苏两个主角。

随着参与竞争的社会集团越来越少，竞争结果的偶然性将越来越大。打个比方，如果棋手A略强于棋手B，对奕有六成把握取胜，那么如果比赛1000局，几乎可以肯定棋手A将在总成绩上领先，强者胜率接近100%；随着总局数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来越高。在七局四胜时胜率为71%，五局三胜时为68.7%，三局两胜制下，胜率降到65.2%，单局决胜负时胜率又回到60%。类似的，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

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不受控制的经济自由竞争会导向垄断，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竞争也一样。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主导、结合西欧日本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一统世界，垄断了先进工业技术、控制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铸币权，能够随时消灭挑战现秩序的中小国家而不必顾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大国的意见，以往多种制度依托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进行竞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读者应该记得，前一章曾经指出工业经济体系内部很难产生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因此，现存的垄断性西方体制在内部和外部都缺乏竞争压力，统治集团和依附于它的上层建筑没有随生产技术增长而更替、变革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总结而来的唯物主义规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是物质力量能够主导思想、社会运动。具体而言，这要求文化、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依附于特定的社区、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集团，思想依附于特定的人类个体。当某个社会集团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时，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随其扩张而扩张，或是迫使其他社会集团向其学习；竞争失利则意味着特定的上层建筑随社会集团的衰弱或灭亡而被淘汰。思想在社会内部的传播也一样，社会地位较高、闲暇时间多的的人很容易赢得追随者，穷困而死的寒士甚至没有机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理论创新。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早期，宏观的物质力量给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划定了严格的轨迹。

通过分析物质力量对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影响方式，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思想传播缓慢，生存竞争残酷、人类个体迁徙较少的社会中才成立。如果思想传播足够便利、成本足够低，比如说人人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那么即便是最穷的人，只要提出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有很大的可能在饿死之前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主流思潮。如果生存竞争不残酷，比如说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那么一时得不到足够财富的人或组织就无法和他们的文化、制度一起被淘汰。如果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断的长途迁徙，缺乏物质竞争力的思想和文化就无法随特定社区的消亡而被彻底淘汰。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但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两三代人以后，这三个条件同时开始消亡。重工业支持的印刷术和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义务教育使大大提高了思想传播速度，同时把思想传播的成本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水平。1848年欧洲大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虽然失败，却能逼迫统治集团开始为无产者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险。远洋航运和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则促进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到了20世纪，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在核心地区也不再成立了。

写到这里应该强调，思想和上层建筑的扩张并不等于有形的物质结构的扩张，任何时候都不是。只是在农业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一度限制了它们的自由传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集团或人类个体取得竞争优势时，思想和上层建筑才能被动的扩张。但即使在农业社会，某些局部领域内也有相反的个别例子,比如说适量的苦修或殉道行为有时会增加某个宗教的皈依者。这同螳螂的生殖方式相似——完成交配的雄螳螂按基因的指示把自己做为雌螳螂的食物，用自身遗传因子的消亡换取更多遗传因子的可靠复制，从而使这种自杀方式能代代相传。在考察古代史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考察的主体是思想和上层建筑，人类和人类社区就象雄螳螂的躯壳，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

既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得以成立的2个前提条件均已不成立，这些曾经很有效地解释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规律就不能再用来解释当代社会，更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不过，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状态并不比他们的农民祖先好多少（如果不是更差），穷困和封闭依然是困扰着这些人口的重要问题。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只能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减少这种贫困社区的数量。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还可以解释今天的许多具体问题，这在第三世界尤其明显。但无论如何，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不再应该用来预测全人类的未来，因为读者和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今后数十年甚至数年的历史走向，而不是千年以后是否会有人间天堂。本书前面十几章所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即便这些规律继续成立，在短期内（几年或几十年），偶然性或其他因素往往会压倒长期趋势。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的结束。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特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规律。标题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正是指这两条规律已经不再有效。不过，这两条规律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分析传统社会时的两个主要成果。它们因其简洁、有效而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志，甚至被某些人认做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全部，这种错误观点应该得到纠正。在本章的开头，作者已经指出：物质运动的范畴远不限于一般物理意义上的运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变动也属于物质运动，可以被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所考察，并用尽量简洁的规律进行概括。规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所以背景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历史规律的出现和结束。但某个规律的结束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是科学原则的结束。因为科学即便不是人类考察世界的完美工具，也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东西。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里，作者将继续以科学原则为基础，尝试寻找新的历史-社会规律；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用简洁的规律来概括的现实和偶发事件，作者也将尽量精确地对其进行逐个描述，从而为探讨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