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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丙戌开篇:再说解放台湾 -- 漏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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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三、“一国两制”已成了绥靖的代名词

从一国多制到一国一制,是统一国家形成中,国家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历程。在中国历史上,由诸侯各治其地的一国多制的分封制,过渡到天子治下一国一制的郡县制,表现着一种历史进步。读点历史,没有秦始皇“书同文、量同距、车同辙”,就不会今天统一中国的偌大版图和所依赖的文化认同。在西方殖民时代的蹂躏下,多少文明被毁灭,而遭受同样灾难的中国还能够不倒,靠的就是这个“一制”留下的遗产。反观今天四分五裂的欧洲,拼命想统一成“一制”的合众国,五十多年过去了,也只统一了货币,离那个“一制”还不知道有多遥远。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否决后,他们中悲观的人自己都在说,没有秦始皇,欧洲再过五百年也别想统一。

从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主政开始,中国解决治权或领土问题的套路,就走进了“留给下一代人解决”的死胡同。钓鱼岛是如此,南海岛屿也是如此,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其实也是这个思路,把“一制”留给后人去解决。归结到一点,都是对我们伟大国家和文化智慧没有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信心。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周边流氓国家的领土蚕食,对台独势力日益猖狂的叫嚣,以一味的退缩达到息事宁人,事事退让,导致处处被动,战略上的退却变成大出血也在所不惜的绥靖。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民族问题,以“两制”方式统一,然后赢得时间逐步争取条件过渡到“一制”,最终实现一国一制,也是有前例的。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与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很好的范例,这个“两制”作为“一制”的过渡,表现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国家制度。但是,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两制”不同,在政治上是对殖民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退让,以实施“一国两制”为表征,把暂时战略的退却进一步固定为长期的“国策”,退让也由此蜕变为“投降主义”。如果说对港澳的“一国两制”还有对作为殖民地香港、澳门的中国人统一愿望的妥协的话,那么对台湾打出“一国两制”,就是对“台独”分裂图谋的容忍。幸好李登辉、陈水扁们不配合,使得“一国两制”无以为继。未来就是国民党再次执政,也不会认同这个政策,“一国两制”至少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这说明任何投降主义政策,都不会达成国家长远的战略目标,甚至埋下分裂的基因。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结果,已经孵化出“港独”,三天两头组织游行以“普选特首”与中央政府叫板,妄图以此搞出一个与中国“形统实离”的香港,然后充当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复兴的前沿阵地,并以此收取西方给的“红利”来“振兴”香港经济。这一切的逻辑出发点,都是“一国两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独”和“港独”是我们自己的绥靖政策养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国两制”是分裂国家的基因,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现在起,应该做点亡羊补牢的工作。对港澳,要利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至外交力量,压缩香港澳门实施“两制”的空间,逼迫其逐渐向一制靠拢,争取用十年时间,将两地政制纳入宪法中“一制”的地方行政区划建制;对于台湾,将来无论用军事还是和平手段统一,政治、军事、经济体制,必须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制”下地方行政区划的规定。对港澳台三地,至多可以给予类似广西内蒙那样的自治省、市的法律地位,但政、军、经、法“一国同制”的原则不能动摇。

在领土问题上,根据那个“留给下一代人解决”思路,酿出的“搁置争议”解决东海、南海领土的政策,培育了一些流氓国家对争议领土的野心,在美国的或明或暗的鼓动下,步步紧逼先下手为强,使我们失去了任何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领土归属的回旋空间,给后人添加了无穷的麻烦。这个“搁置争议”的最好注脚,就是日本摸到我们这个底牌后,策划以民间形式占据钓鱼岛,现在正在实施第二步,以事实占领这些岛屿为条件,正企图把我们的东海大陆架划进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并与美国围堵战略配合,酝酿对中国的军事挑衅。

总而言之,那个“一国两制”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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