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 -- 语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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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至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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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议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

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

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一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 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14．87％。

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要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要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平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必然会造成减产的效果。

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1959年4月22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

为了急于建新居民点，事先拆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有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决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啮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由于过高的估计亩产量，不少地区过早的进行园田化，以1／3土地耕种，1／3土地停荒(即休耕，编者注)，1／3土地植树木花草以供观赏，把远景规划当作行动口号。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影响下，以及农村中劳动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积，比1957年减少9000万亩左右。1958年大跃进，农业也是特大丰年，但因各种浪费，库存粮食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减少了!这种情况，如果一旦遭遇较为严重些的自然灾害，将要出现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工业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设范围太宽，投资过多，材料缺又加上分散使用，许多限额以内的工厂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可以缓建，甚至几年之内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赶工建成。原料生产建设一般落后于加工业，使许多加工工厂经常吃不饱或技术太差，不能不停工，结果修制两误，职工也增加过多，不少工厂人有备份，工资总额直线上升，但原材料均无储备，一失平衡，不能马上调整，结果是资金积压，浪费很大，成本过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在我国现在物资基础这样薄弱时，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堵，这样做不仅不能多出口猪肉，反而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于发展养猪不利，也就会减少猪肉出口。

在全民办教育的口号下，入学人数成千万地增加，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大量改革，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人员脱离生产，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将会影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妨害大跃进，也就会真正妨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人售货也几乎成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在北京市区和郊区，是很普遍的。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所有采用无人售货者，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少则千元，多至万元。某些单位反映经营不错，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开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什么是特殊表现呢?因为它是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等美名誉词的掩饰下进行的，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众觉悟的大帽子，谁也就不敢提意见了。群众觉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无人售货那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风格有没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越多越好。现时这些先进分子，在绝对数字上是不少的，但是在相对数字上，所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只有这些先进分子占多数时，还要加上从经济发展状况去考虑，在这两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无人售货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能做得到的事。

抢先思想，争先恐后的放卫星，报捷报喜，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存在的。还有某些同志认为“左”比右奸，“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党内严重缺乏民主生活，这一问题在地委和县委两级也是值得注意的。还有任务繁重，什么都要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严肃认真负责者，忙乱不堪，疲倦已极；官僚主义者，置若罔闻，其结果都是办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纠正“左”的现象，克服歪风，还要用一把大力才行。

以上这些就是我7月14日写信给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动机。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有无参考价值，请主席斟酌。我没有想到主席会把此信印发到会同志，如果我当时想到写信会要印发的话，那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当时也看到有右倾萌芽，但认为“左”还是主要的。这封信印发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组会上做了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会已经决定要开中央全会。

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