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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老图片117】柯庆施追悼大会(组图) -- K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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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江淮文史》:评柯庆施

以前看过,好像是这一篇

http://www.crt.com.cn/2005new/2005/12-6/103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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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文史》:评柯庆施

作者:邓伟志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建国前历任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

共中央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

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

委员等职。1965年4月病逝。

  

作者邓伟志,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任民进上海市

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

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

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

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

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

《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30多年来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浩劫后,人

们很自然地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

“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等于事

实。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

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

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他人?说法不一。不过,

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我首先向当时与姚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胡

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1965年)4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

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

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

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

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

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

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

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

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5月一直

搞到10月,断断续续写了6个月,大约写了10稿……他写到第8稿时,主动让我看

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其次,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

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

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

解放日报》文艺部。据当时的报社领导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

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柯庆施是1965

年4月9日病逝的,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

罢”呢?有人说,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时柯已在广州

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到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

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

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

月养病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

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

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

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

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

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

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

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

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

有没有热线联系,金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

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

回答:“确实没有。”  再据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后

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姚文与柯老没

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

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

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市委×××和×××主持下写出来的”,没有提到柯

庆施。还有位领导同志讲得更具体,说姚文中的某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

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

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

三位市领导,没有柯庆施。  由此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不

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

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说的总不会假吧?未必。金

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是“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

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时间是:1967

年4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

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定论了,

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

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我们不能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懵住,过来人

不应当被江青懵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懵住。我没有参加柯老

的追悼会,可我记得,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5万人,参加公祭的有1.3万人,在上海

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再请读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说柯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

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的“评海罢”发表于1965年11月,11月

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算得出来嘛!  ——本文写出初稿后,在《百年潮》

(2003年第4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

,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

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在背后。继而,又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4

期)上读到陈铁健的文章,讲到他1978年12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收集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我们拿到大量

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

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

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很清楚,陈在文中列举的名单中无

“柯庆施”三个字。是的,只要能“一目”这些至今都应该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会议记

录,则能“了然”与柯无关了。

柯庆施“左”吗?  

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整人”。我认为这没有冤枉柯庆施同志。柯庆施确实

“左”。不“左”,1957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1万5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

”,1959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关于柯的“左”,

我手头还有不少冯锡刚的文章所没有写到的材料。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先访问的是一

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对柯有意见,他讲了许多柯的“左”的表现。  不过,

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

革”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呢?柯在

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

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

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

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

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

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

,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

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

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

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

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

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

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

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

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

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

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

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

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45年后他颇为诧异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

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还

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

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上述几例,足以告诉我们:柯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

“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

明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

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

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

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1957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1958年。身为

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

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那时很多省市都在开党代会,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

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

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

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

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365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

?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

,值得考虑。

何来“以柯代周”?  

冯文说柯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在1958年1月16日

的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文写道:毛“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

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

“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文讲

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

要依据”。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

情况,我没看过记录,照理没有发言权。如果毛确实这样说了,那是毛当时忘记了一桩

不可能忘记、忽略了一桩不应当忽略的发生在20天前的事实,由柯做报告的这次中共

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1957年

12月20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华东

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

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

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40多位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

柯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也莅临了这天的

大会。柯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

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

矛盾问题加了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冯文所讲的那样,不把总理放在眼里呢?关

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可能的话,我打算

另写文章。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就是冯文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

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庆施高于其他地方官员之所在”。冯

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的《劳动人民一定

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

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

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

,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当时随

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高于其他…

…”之处。冯文批评柯文中有“热昏的胡话”,冯没有说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

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恩来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

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

……”是的,直到6个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没任命第一书记。 

 冯文还提出,“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即为《乘风破浪》,并非偶然

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对不起!请冯先生看一下在当时中央的通知中

,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吴冷西(必须提前在这里说清楚,毛把吴

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断无以吴代周、以吴压刘之意)是怎么说的。吴写道:“我

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

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

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

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的回忆中得

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

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安排。周

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

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

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将了周的军,那

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来承担责任呢?这使我想

到在楚青所撰《慰英灵》一书中看到的一个故事:1952年聂荣臻任代总长时,看毛

主席太忙,减少了向毛送材料。毛批评说:“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

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副总长粟裕听了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便向毛作了书面检

讨。不料毛在粟的检讨上作了批示,并把聂、粟作了对比。1958年军委批粟时,竟

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告阴状”。实在是冤枉了粟裕大将。《乘》文之命运有点类似这

个故事。  至于冯文所谓毛想让柯取代周,这就更离奇了。冯文又云:是书记处否定

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

不碍事吧!可是,次年(1959年)换届时,在16名副总理和16名副委员长中,

没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后,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才被任

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6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

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1958年的“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

归于主观的臆断。  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

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没有听到过毛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很有

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

—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证伪这一问题。我分析,冯文说书记处否定“以柯代

周”,可能是张冠李戴了。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柯等七

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历史啊

,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评价柯庆施?  

如何评价柯庆施?确实是有难度的,但这不是世界难题,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

功夫,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我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管冯文

的观点怎样,单是批评冯对柯研究不够,我想,冯是会接受的。冯文说柯庆施1962

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白纸黑字必须要有根有据。1966年2

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冯既然是从“毛泽

东的好学生”的角度批柯,怎么能不读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没看过吴晗

的《海瑞罢官》”为题,咨询了7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没有”,“不可能”

,“《海瑞罢官》在北京横竖没演几场,他要是看过,会跟我们讲的。他62年没提过

《海瑞罢官》,62年后也没提过《海瑞罢官》这回事。”冯文还说柯“严禁”传达

1962年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我认为,冯先生只要稍作调查研究就不会这样

写。“严禁”传达?我就听到了嘛!不过我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我,性别男,年龄23

岁(1962年),工作单位是上海社科院学习室,职称是研究实习员,政治面貌为非

党,传达地点是上海市陕西北路186号二楼小礼堂,传达时间记不清了,传达人是院

党委书记李培南。有些人可能知道,广州科技会上周恩来讲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

”,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没有广泛传达。有史为证,不让传达的人不是柯庆施,

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

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

;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

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

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的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

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在有

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

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

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

看到过,如今,杨心培已去世了,陈国栋住院,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

去就没法调查研究。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

们再“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

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的认识就不一样。拿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近距

离的见过柯老。过去我只知他身体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

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

长骂走,这个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

揭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

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

,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

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

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我主张开一

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

处。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

主流的制约与影响。比方说1958年的浮夸风,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你能说

“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据1958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

光农业社第24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

10597.8斤。”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人喊“亩产万斤”,可是上海就没说。据杂文

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

1800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

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2000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

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

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讲的一

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

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

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

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2000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

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2000斤”的轻微浮夸。“出淤泥而不染”,这是艺术

夸张的诗句,莲籽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泥的,真要吃的时候还是得洗一洗的。在几十年

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则,两点论就无效了,否则

,辩证法就失灵了。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

”,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

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己“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

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

“柯左论”已有20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

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

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

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

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比方说,柯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

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

”。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为江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

海看戏,柯“场场陪同”。言过其实了!思维定势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线”。上

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不是柯,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

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我也混进去看过两场,都没见到柯的影子。1978

年科学大会时,我到西单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同志。余

叔对我说:“我和大于(指柯的夫人于文兰)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

被江青看见。”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麻烦”,对待她

只能是“敬”而远之。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万不可“抓住一点”,当作定论,“不

及其余”。再比方说,冯文把林彪参加柯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

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问题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的追悼会,在

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就会把林的到来视为正

常。何况那时的林并没有“仓皇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

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检索到这样一份材料,在反右斗争如火

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

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

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

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

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

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

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什么‘倾’。

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同志们啊!我不知柯老的这番话是在针对今人对他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呢,

还是在给我们的一些党史专家上课?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

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

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自愿卷进这场争论

,是因为看到冯文的最后一节,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

苦了我们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近情理了!冯

文还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老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

康生等人的陷害,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

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突然袭击。斗柯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

?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

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

么话也不说。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

柯的夫人,就质问柯:“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

,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

亲笔修改了对柯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

1943年到2003年,整整60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

”的语境来批柯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

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

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这

10个月当中,柯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1959年5月的《不断提高

生产率》,11月的《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的《领导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第三篇文

章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

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六分之一。中国的

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

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

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老说“就是穷得当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

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

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

月成功爆炸。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

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胁。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

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

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

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老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

射柯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

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

反对狭隘思维。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柯庆施主政时期上海对

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

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

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我记得邓小平的一段话。在1958年

无端批判刘伯承时,林彪对邓说:二野主要是你(邓小平)起作用。邓小平立即顶了林

,说:政委与司令员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

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历史唯物

主义的ABC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

通宝推:桥东棒棒,乾道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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