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疯子少校（一）（完） -- 晨枫

1967年对美国空军流年不利，越南战场上小巧灵活的米格17和米格21搞得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头痛不堪，美国一向自豪的空战交换比跌到惨不忍睹的差不多1：1。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各自只出了一个击落5架敌机的王牌，空军的Steve Ritchie和海军的Randy Cunninghan，而越南空军则出了16个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这里面原因不光是F-4、F-105机动性差、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性能远远达不到空战实际的要求，还有制度的因素。美国空军有一个过时的老传统：飞满100个作战航次后，可以转到一个非作战岗位。这样，有经验的老鸟离开前线，前线的战斗机飞行员空前紧缺。另外，军官晋升制度要求飞行员必须有一定的作战飞行小时数才能晋升，这样，运输机和轰炸机飞行员也临时充当战斗机飞行员，好积累一点作战飞行的小时数，为晋升积累资本。这些“业余”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驭着笨拙的F-4、F-105，在小巧、灵活的米格面前，怎能不为鱼肉？

1967年又是米格-25面世的一年。其实在同一个多莫达多沃航展中，米格-23也一起面世，但米格-25的外形、速度和西方媒体与军界自己吓自己所臆造出来的潜力，使美国空军深信米格-25是同时具有双3和高机动性的超级战斗机，好莱坞甚至还借题发挥，臆造出一个“米格-31”（不是真家伙米格-31，拍电影的时候还没有出来呢），不光速度、机动性超人，还有思维控制的火控系统等匪夷所思的东东。当然，在电影里，在苏联“想往自由”的人的帮助下，Clint Easterwood扮演的美国英雄最后排除万难，胜利地把飞机偷回美国。电影虽然充满了臆造，但对西方对于苏联先进技术的草木皆兵的刻画还是不错。

米格-25的震荡很快使F-X计划的优先级大大提高。海军正式退出F-111计划对空军又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F-111B的资金转用于F-14，海军和格鲁曼为此签订了一个固定价格、固定性能的合同。格鲁曼大大低估了从F-111B的基本技术研制F-14的艰巨性，计划严重超支，格鲁曼差一点破产，不过这是题外话了。空军本来不必介意海军研制F-14，但是海军向国防部和国会指出，F-14可以满足空军F-X的所有要求，如果国防部和国会同意海军的说法，海军将得到额外的研发资金，F-14的生产和升级都能得到保证，而空军将难以拒绝再次采购海军战斗机，空军将不得不为很多航母专用的功能付出代价，而且空军的颜面也将大大受损。为了尽量和海军的F-14拉开距离，空军在F-X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大大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2.5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F-X终于立项，命名为F-15。

伯伊德对F-15的重量和复杂性还是不满意，他对F-X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经走了回头路，但F-15的设计和研发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左右的了。伯伊德还是没有放弃简单、轻巧的战斗机的设想，他开始寻找同道。国防部部长办公厅下属的系统分析处主管Pierre Sprey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此公是航空工程师出身，也擅长数理统计，后来也是催生A-10的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个同党Everest Riccioni上校。他是试飞员出生，曾经跟最著名的试飞员恰克•耶格“学生意”，曾任试飞学校教官，飞过55种飞机，这时在Wright-Patterson空军基地的飞行动力实验室负责试飞和飞行力学研究。他们几个在向国防部建议发展一种轻型战斗机，作为F-15一旦开发受阻时的备用方案的同时，自己经常几个人一起彻夜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以及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和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Hillaker也经常从达拉斯飞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彻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们就遥控还在Eglin的Tom Christie上机计算，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研究结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础。由于他们行踪诡秘，不屑与外人交流，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根据研究的结果，Riccioni“利用职权”，争取到了立项，开始了名字很拗口的“通过折中分析来实现增强的能量机动的验证性研究”（Study to Validate Expanded Energy Manuverability Through Trade Off Analysis），和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合作，开始了对轻型战斗机的预研。在项目结束时，两个公司要各做一个报告，通报研究结果。通用动力派出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Hillaker，Hillaker在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把不断提问、责难的伯伊德批驳得哑口无言。报告还证明了新型轻型战斗机只需要8000多公斤的空战重量，就可以达到比F-4好两倍的机动性和两倍的航程。伯伊德的为人很不讨人喜欢，不管谁在场，都喜欢大声争辩，吵得劲头来了，鼻子顶鼻子地和人争，手指还戳到人家胸口，还动不动来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机动理论和空军传统的速度、高度制胜论大相径庭，还狂妄、顽固地要说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军里的人缘很不好，被人讥讽为“成吉思约翰”（Genghis John），以形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做派，但是他在报告会上居然被Hillaker驳倒了，真是人心大悦。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Hillaker和伯伊德已经在旅馆里排练了好一会了，为了向顽固的空军上层推销能量机动概念，他们两人在唱双簧呢，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初是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美国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国内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逃避兵役成为时尚，美国被迫放弃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战在盟国和国际社会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尔梅甚至公开参加反战游行。苏联在世界各地蚕食美国及西方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蚕食美国公司的势力范围，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放弃把美元和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美国文化丧失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颓废、暴力和失望所主导。这是一个“垮了的一代”的时候。在这个当口上，F-14和F-15的研制和部署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长莱尔德整顿国防采购系统，莱尔德则责令助理国防部长David Packard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这件事。Packard强烈主张用新技术、新概念来控制像脱缰野马一样的武器系统研制成本，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竟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Riccioni“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Packard很有兴趣，批准招标，将LWF列入作为国防采购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试验原型计划”（Experimental Prototyping）。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YF-16和YF-17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这时被调离，到五角大楼别的部门坐办公室去了。他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1976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将军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