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手打文摘】八股文“体”--金克木 -- 抱朴仙人

文既有形体，也有心灵，同依语言而不为语言所限。照现代说法，“体”应指形式，“心”应指风格。在欧洲语言中这是一词的两义，一事的两面。古时说文“体”是指体裁，即语言的结构形式以及应用功能。文“心”则是陆机《文赋》所说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勰《文心雕龙》也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上篇“纲领”是分论体裁，下篇“毛目”仍着重作文的用心，和《文赋》相似。可以说，上篇讲雕出什么样的龙，下篇讲怎么去雕龙。《体性》一篇分别“典雅”等八体，类似现在所说的风格。《风骨》篇依曹丕《典论》说“文以气为主”，分别孔融等三人的文“气”，也可说是指风格。《议对》篇中有“风格之语，仿佛文风与人格合—，不是单指体式。此外，《诗品》之类品评高下也并非单论风格。大概可以说，在现代以前。不分中外，体裁和风格并没有明确分列作为两套。到现代也还是统—于一词之下。外国现代探讨文体风格多依语言分析，其实所论的仍是形体。有人分别语言的意义有理性的和感情的，如一声呼唤“啊”可有多重意义，靠音调身势而不靠书面。这样的分析还未能尽述不同文体中的不同风格，特别是在口头和书面分成两种语言的汉语里。反而是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一条一贯思路可以参考。这条思考路线由《典论》到《文赋》到《文心雕龙》，越来越明白而系统，是将作者和作品两方面纳入一条线，即创作是由作者主观的“心”达到客观文章的“体”，而研究者是从“体”溯到“心”。“心”从何来?又由于学和才。“体”是风格，又可结合在体裁之中。“体”是体式，如“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尊“经”重“儒”，书与人结合，所以是思路一贯。用什么对文“体”“一以贯之”？可分什么层次？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篇）

乍看用语模糊，线路紊乱，但大意还清楚。如篇题所示，这是由文“体”溯人“性”，由人“性”生文“体”，即由作品观作者，由作者论作品。历来诗文论多半不出这条习惯思路。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仍是将词的“境界”和人的“境界”合一。这段以下，刘勰就照曹丕的路数一一评论作家。第一提到贾谊。“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第二说司马相如。“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两人都是作赋名家，但两人“体性”、“情性”不同，所以是“气”不同，“文”也不同。这样比曹丕只溯到“气”又深了一层。刘勰时代较晚，所以论的作家比曹丕只论同时几人多，共有十二位，从汉贾谊到晋陆机。

外国虽曾有布封说过“风格就是人”的话，但不是专作文论，和中国的“体”、“气”、“心”，“性”说是一类想法，但并不相等。

外国人现在已经说，文体(体裁、体式)是社会规定和制约的，风格是个人的。这仿佛是和中国古典文论思路相通而又进一步扩大眼界了。但在由文溯人和由人解文路线上还没有中国人走得远。在我们，这几乎是一般人都有的习惯想法了。

现在说到八股文。问题是：八股是专为考试的，由朝廷规定，由社会制约，命题作文，限制内容，不能稍有增减变动，格式固定，不可改换，这样，还有没有个人伸展“情性”的余地?能不能显出属于个人的风格？从明到清，所崇尚的八股风格有几次变化。这可以说是朝廷官定考试由皇帝任主考而依他的“情性”指示文体的结果。清初就曾下诏矫正明末的文风而提倡所谓“清真雅正”。这仍算是社会制约的文风。八股文中有无个人风格?风格与人格相连是否在八股中也是一样?照说是考试中考生都趋向于同—标准，不能随意作文。八股又是从题目到结构到立意、用词、造句都有死板规定，难以脱出。而且题目有限，不能在《四书》以外，有多少代多少人的考卷，还有“学”中的考课，“塾”中的作业，“社”中的文课(文会、文社、诗社中人集合共作—题)，以及一些自拟的“程文”(范文)，多得无法计算，刻成书的考卷（闱墨）已多，传抄、传观的更众，如此重复，还有什么发挥个人“情性”的余地?只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了。这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除考卷为中式不能立异难以发挥以外，八股作为一种文体：不论怎样僵死，还是扼制不住有突出才、学、情性的人。人格仍旧和风格联系。文体还掩不尽文心。

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为例。这只是抽样。 (老迈不能去图书馆查书，所以例多出自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受到他的限制而不照他的标准。)

海瑞是明朝人，著名的清官，在小说戏曲中有类似包公的地位。他的八股文好像没有传下来。《丛话》引了两个人的话，讲他的三首“拟墨”(自己拟的考卷)，说是“违俗”，所以选本不收。“文虽怪，然自成一家”。说他“为人绝不识揣摩为何事，故文亦然。倔强不屈，自适己意”。这样文怎么能考取呢？原来海瑞只考到举人。中秀才以后便去做官，由小官而大官，做了二十年官，名声极大。隆庆年间，他已任巡抚，“会试”进士时，他作了“拟墨”三篇，作为“程文”(范文)。朝廷根据这文章赐了他进士头衔。可算场外考生，得荣誉进士。后来又革职闲居十六年，然后复职。想来他的“时文”合乎文“体”规格，却不合文“心”规格，不合时宜，所以是考不取的。可惜不见他的文。“文如其人”?他是个特例。由此可见文“体”限不住文“心”。考不取，但不能限制他不作自己的文章，然而选本不收，《丛话》不录，还是埋没了。

汤显祖的戏曲和思想是人所共知的。他是进士，做官不顺利。他又是八股名家。假如能看到他的全部八股文，可能有所发现。这里只由《丛话》引出一例。题是《不有祝蛇之佞》一句，出于《论语.雍也》。这一章的全文是：

“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照朱子《注》说，“祝”是“宗庙之官”，即太庙的司祝。“蛇”是卫国大夫的名字，字(号)子鱼?“有口才”。“朝”是宋国的公子，“有美色”。朱夫子解说道：“言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这个“佞”字在《论语》中出现几次，不仅是“有口才”，能言善辩，而且含有善于吹牛拍马讨人喜欢，“谀”有钱有势的人之意，所以为孔子所嫌恶，几处都当作坏人的特长来说。现在题只有一句，那便要突出“佞”字，于是《牡丹亭》的作者藉题发挥了。《丛活》只引了两股。

“在朝廷而不佞，难以终宠。即侪党之间，不佞，不足以全其身。”

这是前一股，即“出比”。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在朝廷做官，对皇帝和上司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一直受到宠幸，升不了官。二是在平等的同事朋友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自己不遭祸害。

“处怨敌而不佞，难以巧全。即骨肉之际，不佞，不足以全其爱。”

这是后一股，和前股相对，是“对比”。也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对仇敌，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巧妙保全自己。二是在家庭亲属骨肉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彼此的相爱。

这两段完全符合八股格式，“体”一点不差，“心”或风格却是大发牢骚骂世。说得从朝廷到家属，从朋友到敌人，都是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说了不中听的话就难免惹祸。说不定孔子当时讲这话，门人当时记这话，也都是发牢骚，对社会不满意。然而这和通常认为只能板画孔发教训的圣人的“风格”不相符合了。所以粱章钜在引文之后说：“此数语发挥末流情弊痛快极矣，然以代圣言，恐失之过。”八股代圣人立言，可不能只管《论语》里原来怎么讲，还得照顾后来人怎么看，尤其是考官和最后“磨勘”(复查)的皇帝的心意和眼色万万不可不想到。这就证明了处世必须“佞”，连作八股文也同样。梁大人官做得不小，深知八股妙谛，所以不能不说这是“痛快极矣”，承认说得好，又不能不说这在八股里不合格，不能“代圣言”。讲“痛快”话是不是一种文章“风格”?不用说，汤若士的八股不会篇篇都这样，否则他怎么能中进土?

徐文长。即徐渭，明朝人，“狂士”的声名不小，在民间文学中传说着他的一些故事。据说他九岁十岁就会写文章，被认为“句句鬼语，长吉(李贺)之流也”。他曾代—位大官作奏表歌颂朝廷，得到嘉靖皇帝赏识。后来那位大官得罪招祸，徐便发了狂。别人猜想他是为避祸。他自杀不死，入狱又不死。诗文书画都非常出名。他也作过八股。《丛话》中引了他的两段文，一共四股。题目是《今之矜也忿戾》。这是《论语•阳货》里—章中的一句。全章如下：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这是孔子发牢骚说今不如昔，或者是藉古人来骂今人。他说古时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有的人连这三种毛病都没有了。(“是”即这，“亡”即无。）不是改正了，好了，是更坏了，连毛病都赶不上古人了。今人不但好处不如古人，连坏处也不如古人了。三种毛病是狂、矜、愚。“矜”，朱注说是“持守太严。廉，谓棱角峭厉。忿戾，则至于争矣”。《论语•卫灵公》 里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朱注说是“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这个“矜”字的意义本是“矛头”，现在还留在“骄矜”、“矜持”中。孔子还算它是君子的属性，所以说，虽是毛病，古时还属于君子，今日则属于小人了，变质了。朱注说是“伤俗之益衰也”。古之“矜”不争，不伤人，今之“矜”要和人争斗了。“忿戾”是脾气大。今之“矜”不是古之“矜”了，不仅自大，还要伤人了。且看徐文长如何作这一句的文章。

“其视己也常过高，而身心性情之际每怀不平。

其视人也常过卑，而亲疏远近之间鲜能当意。”

这两股明白如话，一眼可以看出八股的最简单体式。意思很清楚。看自己过高，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够尊重，所以心中时刻不平，不满意。看别人太低，所以亲近和疏远都很少能合自己的意。

“义利之辨未尝不明，但其所见者自以为义，而谓天下则皆利也。

是非之故亦未尝不悉，但其所执者自以为是，而谓天下则皆非也”

这两股和前两股—样简单明了。义利是孔孟极重视的。“矜”者不是看不清楚，只是自认为是义而认天下之人都是利而不义。是非也分得明白，但总是自以为是，认为别人全都不对。看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好，不如自己正确。

然后总结两句。

“此非直浑厚醇大之体无所望也，好胜不巳，而其势必至于争矣。”

前面追溯“忿戾”之来源，现在点明结果，暗示孔子在别处讲的“君子矜而不争”以及朱子在注中也讲到的“争”字。说，这样的“矜”不仅是不能“浑厚”，而且“好胜”下去结果必致争斗。这大概是全文的末尾。从结构及语言说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文。从一般听谓风格说是明白朴素。若就文如其人的风格说，一点也不像狂士口气，倒像是客观分析狂士的心理和行为，把“矜”字作为骄矜而处处与人争，满肚皮不合时宜，表述出来，大有圣人之风了。《丛话》在后面作评语说：“按此文直是文长自作小传。可见狂士并不讳疾，特自知其疾而不能自医耳。”这好像是把徐文长当作一般的狂士。但狂士怎么能这么有自知之明呢?所以实际上又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狂士。随着便是简略叙徐的小传?又引别人的话把徐渭和 陆游并列为绍兴的著名文士。引袁中郎(宏道)的话称徐文长是“有明以来一人而已”。如此推崇。小传中又点出他是佯狂避祸，说出身世之惨。结合来看，这评语说的其实是徐不是狂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来是连诗文评也往往和许多诗文一样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指南道北的。仅仅分析语言是判不明这类风格的。评者是大官，对狂士只能这样表示同情才恰如共分。这也是八股的要求，不能出格。当然决不能说，所有诗文和诗文评都有“指他”意。只 是说诗文要结合作者的人来看，即使是应考的死板的八股，作为文体，也能透露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从语言上也可见风格之异的为例，和前引文对照。这是清初的八股。前引的是明朝晚期的八股。

尤侗是—个著名的有些放荡的文人。他有八股文游戏之作，不用《四书》题而用《西厢记》的戏曲语为题。《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文更为有名。据说这篇文还被康熙皇帝看到，因而和他能做京官有关系。《丛话》中引尤的《西堂全集》卷端“恭载”的一位“国师”记的“语录”，说皇帝同和尚谈过这篇文。皇帝说，状元是尤侗的学生。尤是老师还不是进士。和尚说，你大权在手，要他做官还不容易。这显示皇帝爱才而尤西堂藉此保护自己的游戏文章和戏曲。康熙的话中说到尤在“九王摄政时复缘事降调”，透露出皇帝注意察访，这里还有政治气息。康熙也许正因此才把这位顺治时的“拔贡”(秀才级)拉出来参加“博学宏词’，做了官，而不怪罪他的作品不正经。这段皇帝同和尚的对话加上那篇《西厢》八股合起来 看，更能显出“指他”的意义。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这位清代苏州文人尤侗的文章被认为“惊才绝艳”，且引两段来和明代绍兴狂士徐渭的八股对看。这是正经时文，并非游戏之作。题目是《士见危致命》，出于《论语.子张》，本是子张说的话。另—处孔子说过“见危授命”的话（《宪问》）。尤侗发挥读书人“士”在“朝廷”（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要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致命）。这两股是“起比”，即“小讲”以后八股的头两股。

“朝廷廉耻之风半销于肉食。故逢掖之意气直驾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优游养望，则当年草庐歌啸，何取侧弁而哦忠孝之经?”

这一股说朝廷的大官(肉食者，见《左传》)多半寡廉鲜耻，所以穿宽袍大袖衣裳（逢掖，见《礼记》）的儒生的意气胜过公卿。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到了国家危亡之秋还悠然自得培养自己的声望，那么当年在草屋里何必洋洋得意衣冠不整而诵读忠孝的经典?(“侧弁”是歪戴帽子，本指醉酒的官僚，见《诗经.宾之初筵》，是讽刺周幽王君臣宴会的诗。)

“草野游侠之行或成于笑谈。岂庠序之风流不如闾巷?使处倾侧扰攘之际而隐忍偷生，则他日史册讥评，安能俎豆而入名贤之传？”

这—股从另一方面说。草野的游侠之行在笑谈之间就有。难道学校(庠序)里的“风流”人物还不如街巷间的平民?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在国家大乱朝廷倾侧之时还隐忍偷生，那么以后史书上说出坏话，他们又怎么能到文庙里享受祭品而且列入名贤传?

前一股讲不做官的应当胜过做官的。读书人若在国家危亡时仍啸傲山林，当年还何必读书?后—股说街道上还有讲义气的侠客。读书人若在国家危险时还隐忍偷生怕死，岂不是不如文盲老百姓?这想必是尤侗被贬后作的。康熙皇帝不怪罪他，还赏他官做，原因之一可能是尤侗在八股文中还说书生报国而不怨朝廷。当时初平“三藩”，天下还不安定，所以要这样收揽人心。到雍正、乾隆时便认为天下已定要严惩不轨文人了。到道光时又有了危险，所以梁章钜在《丛话》里(卷八)公然提吕晚村(吕留良)之名而不忌讳了。

这两股都是着重一个“士”字而发挥“见危致命”。文章风格和前面引的一些比较一读即知其不同。这可以从文“体”的语言方面分析出来。例如，作长句子，用典故，用形象词，不避《四书》以后成语，以提问表达正面意思，着重平仄对偶腔调，都可以分别。最后这一点，在从前习惯于“吟哦”诗文的读书人不念出口也知道。每一顿处前后都是平仄相间，两股又是落脚平仄相对。前股是“风、食、气、卿、秋、望、啸、经”。四对平仄相间。后股是“行(去声)、谈、流、巷、际、生、评(平声)、传(去声)”。也是四对平仄相间。前股平起平收（风、经）。后股仄起仄收(行、传)。这样排比句子和律赋相同，而且用的正是—些四六句中夹虚词。这就是从语言查风格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和前面所引—比，徐文明显不是赋体，是骈体散文。汤文虽像四六句，但无铺排，句式类似而调子不同，用形象词也多寡有别。不检全文，就这一点即可见文章风格不同。对于辞胜于意的文，从语言分析文体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用典故成语乃是古代诗文的通例。春秋战国之文引典是《诗》、《书》，传说，以前的积累不多，本身即成典故。汉代起用典渐多。魏晋六朝便大量运用这一积累。以后的作品，若不熟悉典故成语，很难读出滋味，甚至难懂用意。望文生义往往出错。读文不等于猜谜。这一点比外国作品，尤其是近代观代的，不一样。他们多用今典，但也用古典如《圣经》、莎士比亚的名句之类，不知者也会望文生义。文学语言有继承性，不用典故成语(包括古典、今典)是不可能的。用得太多了，陈辞滥调堆砌成篇，当然不好，那就板滞而不能生动了。以上所说，自陆机、沈约、刘勰以来，即为读书人常识，所以很少有详细说明的(多仗口授)。评文常依此为基础而论列己见。今人读古人文不可不注意古人不说的常识。

若从人格见风格，以上所引当然远远不够。《丛话》是用官方正统眼光口气，所选不能代表作者。可是也可由—斑而作推测。这三位文豪都写戏而且作品的地位很高。这在考卷中未必能看得出来。三人中只汤—人中过进士而官运不通，考卷可能同样不很中规矩。这里引的大约不是考卷，那就更能透露才和“气”。汤的讥讽，徐的冷静，尤的慷慨陈辞，都可见其为人。尤的两股中用词的口吻也有活人气味。如“危急存亡之秋”(《出师表》)，“草庐歌啸”，使人想起诸葛亮。“游侠”，“闾巷”，“隐忍偷生”，更是抬举平民。尤的文章不被考官所赏识，屡试不中。因作戏曲《钧天乐》讥讽考官，顺治十四年丁酉的科场大狱据说即由此而起。可见八股、戏曲和政治都不离文人之手，是不能不相关的。可惜现在不能将三人的八股和戏曲全文对读。

《八股评罪》中引了王渔洋、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本文又引了汤若士、徐文长、尤西堂三位戏曲家的八股，还有林则徐和其他人的八股也很有意思，不多征引了。为了说明我的推想，再举一例。

高鹗是补足《红楼梦》的小说家，又中过进士。他有《兰墅制艺》收八股文二十七篇的抄本，是传观的，上面有许多别人评点和他自己批的意见。全本现已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出来。在《高兰墅集》中也选印了三篇。观在从这三篇中摘出一段，以见为应考中式而作的文是什么样。

（作者注：请参看拙作《高鹗的八股文》，原载《读书》1988年第1期，收入《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

题目是《麻冕礼也今也纯》。题上加了三个圈，可见还是得意之作。作者在文后自记：“此满洲科试题，针对下节须在用笔浅深—重—掩之间。诸生论题，为拟此艺。”可见这是“程文”，即范文，给满洲考生作样板的。

这题出于《论语•子罕》，全章是两股文，一股“从众”，一股“违众”。每股各以古今相对。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一章讲的问题是应当从古礼还是从今俗。题目只是前半的一半，所以不好作文。照朱子注说，冕是帽子，从前用麻织成是礼所规定的，现在改用“纯”即纯丝。朱子说，用麻布共需“二千四百缕，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所以孔子说的“俭”是指用料，不是指价格。(那时还没有商品市场吧？)孔子“从众”随俗了，不依古礼了。但下文又说，众俗不正确的，“虽违众”，还是不从俗。这个题只有全章的四分之一，要照应下文及全章主旨，又不能明白说出，怕“犯下”，所以“诸生论题”，高进士要出来示范了。“破题”是：

“圣人惩废礼者，而先举变古之一端焉。”

真是“破”得妙。照顾全章说不废礼而先说废礼，要说不变古而先说变古。这正是古文作法的一诀，从《四书》得来。接下去是“承题”、“小讲”。

“夫礼以示别，通古今一也。如之何其废之?圣人有忧焉。故先举麻冕以纪变云。”

这是着重“礼”字。礼是尊卑有别，题的下文就着重这一点。《自记》和评中说的“浅深轻重”就是七个字题中前重后轻，不能说“从众”，也不能说“违众”。这一段语句通顺，虽是文言，如同白话。

“今夫立乎后世以观古人，则古人何事而不形其迂拙乎?然而古人安焉者，非其智力有不足也，其心有所甚谨而不敢如后人之肆耳。”

着重古今对照，又为古人回护，完全依照题意。照应全章而说话只限于七字题，仍是用照顾全局声东击西妙诀，揣摩孔圣人的主要用意是不能“从众”废古礼。用今人眼光看古人，古人有什么事不显得迂拙呢?并不是古人智力不足所以安于迂拙，是古人谨慎于礼的规定，不敢像后来人(今人)这样放肆罢了。

“即如一冕也，古者何如，今也何如乎？”

点题，说出具体的冕：帽子，古今对照，用三个短句子，又“也”，又“乎”，这就是“起手”，要分股对照古今了。这正是题目的全章两股中每股的结构。

“起比”的前一股(出比)只两句。

“且古人非不知麻之不便也，而乃以繁重委曲之致待后世之变更。”

“对比”是—个路数。

“且古人又非不知有便于麻者，而故以迂拘繁琐之为滋后人之异议。”

总之，古人没有不对，也不是不知，那么为什么要那样呢?

“然而古人胡为而必麻冕乎?曰：礼也。”

归到“礼”上，点出题字。文稿上有眉批说：“礼、也二字有千钧之力。”这两个字本是抄的题目，但这里一“乎”一“也”，一问一答，回答只两个字所以拉腔截止有力。若不是照从前人那样一路吟诵下来而照白话文那样用口语腔调一字一字说，就不能体会到这两个字的“千钧之力”不是指意思而是指声调，即文“气”了。古代书面语诵读起来是另一种语言声调。汉文和汉字密不可分，靠虚字传神，在八股中最突出，比只有一种腔调的骈文更简短集中而强烈。下文随即承上启下作两句。

“吾尝即先王制冕之意重思古人秉礼之心。”

“吾”字是代孔圣人说话。这样便开始了文章的中心部分即“中比”和“后比”，共四股。文稿上这四“比”旁加了浓密的连圈，是见重视和欣赏。这里抄起来太长，讲起来太繁，且跳过去抄结束语。虽然，吾也，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复古亦未敢轻言，而曲求犹尚有可谅。麻而纯也，或者其俭之足取也。至拜下，则岂复可言哉?“吾”字仍同前文代表孔子。这一结把中间说的古人重视帽子重视头(元首）和今人“是今非古”又“贵今贱古”拐了个弯，以便隐指下句“从众”。末尾点出题中已有之“纯”，又提出题中未出来“俭”，还提出题中未有的下文“拜下”，隐括全章。大概是那时对“犯下”不那么严禁，所以不算毛病。那两句对偶大约算是“束股”，连前共八股了。文后有条评语中说，“真有无限感慨，无限委曲在”。文稿前有封信，称赞作者“代古人立言，设身处地，独得真诠”。这都可算是说八股的风格吧?“设身处地”是说八股需要揣摩圣人。小说戏曲何尝不要这样揣摩书中人物?揣摩的不同便可写出不同的文章，所以题目有限，文体有定，而文章无穷废话无尽。八股像戏曲，古人已说过(见《丛话》)。戏曲家会作八股，前文已引过。若熟悉了古时人的—套读法，读得进去，就会觉得尽管文体死板，文句往往欠通，文意毫不新鲜，但也往往另有趣味。若读不进去，便是古时书生，也是一辈子未必写得通，可是倒不一定中不上式。试卷是给官和皇帝看的，塾课、社课是给老师和朋友看的，像尤侗作的“西厢八股”一类则是给自己和知交友人及“同好”(有共同爱好的人)看的，各各不同。这一篇是高鹗作出给满洲学生示范的，是正经之作，所以小说家的笔调不见，小说家的揣摩工夫还有。这里引来作为正宗文章的—例。但这还不是中解元、状元的“元墨”。那些高中的文章还得更加死板和欠通才不致出错。像这篇文尽管歌颂“元首”，恭维帽子戴在头上，但议论今人古人仍然有点不妥，碰巧也说不定还会遭到“磨勘”（复查）。试想，考题一样，考卷千篇—律又不是重抄，考官—一看去，岂不头昏脑胀？所以中式别有奥妙，仿佛是命了。故事很多，不必多说了。

风格和人格的关系，在八股中只能是透露，在别类文中就堵不住了。仍举高鹗为例，因为大家对这位“红楼外史”比较熟悉。

《兰墅砚香词》稿本虽然只有四十四而且有的涂改得很利害，有些句子加上密圈，有些首在页上端批“改”字，可见确是稿本，不是定本。这些比八股又接近小说。词的体式要求严格不亚于八股，但非供考试，比八股更能露出高君的面目和心境，像是他的词中句子：“青帘遥飏小红楼。”不妨说得多些。似与八股无关？实是有关。

先引一些词牌下注题目或“本事”的。有的是“戏书”，“调(开玩笑)某某”，“遣闷”，还有为别人“悼亡”的，这都不必说。有一首咏“梅花刻底鞋(涂去)”的《菩萨蛮》，说，“红绫三寸泥金绣。玲珑重底尖儿瘦。”“点点星星地，拖逗人心碎。犹自假殷勤，轻开半幅裙。”虽说“三寸”，未必是“金莲”。鞋底能雕花，应当是满族妇女穿的“花盆底”鞋。满人是不缠足的。高君是汉军旗人，不会咏小脚。但题下五字写上又抹去仍可见字，上端又批“改”字：大概是还有点觉得咏女鞋不妥吧?还有一首《唐多令》，题下注“题畹君画疌”，上边也批“改”字。画扇子的是女人吧?“女元龙便请同舟。”“好共我，赌风流。”关于她，还有首词，下文再说。又有一首《玉蝴蝶》，注“咏蝶”。“欲扑还休，有多少旧恨重牵?”“小垂手画栏凝睇，悄低头绣带频撚。”不会令人想起宝钗扑蝶吗?一曲《满红红》下注：“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土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词中说：“死别生离，怎生过今年今夜?”“这天付两件乍凄凉，谁同话?”“对苍苍， 独立复何言，西风下。”可见高君是多情人，补《红楼》也是别有怀抱的。辛丑年(1781)离他戊申年(1788)中举只有七年，正是补《红楼》之时吧?作八股与此并不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有四首词连续成一个故事。现将四首题下分别注的话连起来。因为上批“此叙归一处”，所以也是作者原意，不仅为抄读方便。第一首注“本意四阕，为李氏女作”。以下是“女十四，从兄人家塾，学执笔，而性极慧，善解人意。(一)十九，归鲁氏。婿病消渴，家人不知也。女归，始知之，然亦讳言之。(二)及母知婿病，听人言，送女还家，居近百日。婿益病。后乃力疾迎女去，而病始渐瘥。总计琴瑟之好止此月余耳。(三)五月初，婿以误饮剂，竞亡。女绝粒数日，不得死。继以翁姑家人泣劝，乃矢志终老焉。”(四)四首的词牌是：《好女儿》，《锦帐春》，《怨东风》，《酷相思》。末首云：

惭愧春风刚一度，怎犯天公怒?不道你抛人真个去。郎去了，归何处？郎去了，来何路?便是阎君不受赂，也许亲人诉。倘行到阴山谁看顾？郎未到，须先往。郎若到，奴来晤。

这里没有对“薄命司”的同情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影子吗?

更有意思的是高鹗对尤侗的作品很熟悉。《怨东风》一首下注：“本名醉东风，西堂百末集作怨东风。”从了“尤名”，即尤氏用的词牌名。又有一首《百字令》，题下注为“潘左卿席上”。下面两字涂去，但看得出是“小伶”二字。词尾又有注，中有涂抹，现将抹去字加括弧，录如下：“尤西堂(观剧词云)，自笑周郎愁眇眇(句)注：(余)短视，故云。（仆亦短视，两步外不睹也。故戏用西堂句。）”这是说明词中一句“却笑西堂愁眇眇”。不可忘记，古时很少近视眼镜，而且在长辈面前或大庭广众中是不能戴的。戴眼镜被认为不礼貌。所以尤高二人看戏也看不清“秋波那—转”的吧？从这里是不是又可见芳官、琪官(蒋玉函)等红楼伶人的影子呢?这首词涂改得很利害，可想见当年又想写又有顾虑的情状。这难道不是“红楼外史”高君补《红楼梦》时的心情吗?

还有，他为畹君题画扇，这是什么人?在《金缕曲》即《贺新郎》词题下有注，也是勾勒改动而且有粘盖另纸。但原文还可看出。影印本不全也不清楚。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录出来”附在《校记》中，抄录如下：

不见畹君三年矣。戊申秋隽，把晤灯前，浑疑梦幻。归来欲作数语，辄怔忡而止。十月旬日灯下独酌，忍酸制此，不复计工拙也。

共四十八字。涂改粘贴后在影印木中只见一行及四字，可见当时欲写又止欲罢不能情状。戊申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隽”是中举人了。辛亥(1791)作《红楼梦》全本序。乙卯(1795)以一篇八股文得“钦取第二名”，中进士了，而且是“榜眼”。《砚香词》题后又一行题《帘存草》。“自甲午迄戊申”(1774—1788)。这首词及另一首《南乡子》均注“戊申秋隽”。中举前十几年正是修补《红楼梦》的年代，与作词同时。高序是辛亥(1791)，程刻出序及书是乙卯(1795)，即高中进土之年，距中举及编词草七年，距词集中初作甲午(1774)已二十年了。中举之后，词也不作了，小说也不补了，只有八股作到中进士以后。

这首《贺新郎》全词如下：

春梦年来惯。问卿卿?今宵可是，故人亲见。试剪银灯携素手? 细认梅花妆面。料此夕，罗浮□幻。一部相思难说起，尽低鬟默坐空长叹。追往事，寸肠断。

尊前强自柔情按，道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把未死蚕丝牵恋。那更眼波留得住，一双双泪滴珍珠串。愁万斛，怎抛判。

□字是影印本不清楚。“旧盟须践”的“须”字下加圈，因为此处共写了四个字都涂去了，只用三角形勾出这个“须”字。本行中原字看得出是个“重”字。余两字看不出。“旧盟”怎么办？“金玉良缘”乎？“木石前盟”乎？难哪！

这词以后是最后一首未题“本事”的《惜余春慢》，更不可不抄出。

春色阑珊，东风飘泊，忍见名花无主。钗头凤拆，镜里鸾孤，谁画小奁眉妩？曾说前生后生，梵呗清禅，共谁挥麈？恰盈盈刚有半窗灯火，照人凄楚。那便向粥鼓钟鱼，妙莲台畔，领取蒲团花雨。兰芽□小，萱草都衰，担尽一身甘苦。漫恨天心不平，从古佳人，总归黄土。更□伊槌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莫怪天心不平，从古红颜，总归黄土。纵凭伊，打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

“共谁”二字原稿圈去，旁边写了三个字，都涂掉了。□字是影印本中辨不出。末尾括弧中字是原稿用纸粘盖，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趍录出来”的。这首“惜春”词还不明白吗?惜春和宝玉非出家不可了。黛玉也活不了。说不定这是高君补足《红楼梦》以后作的。是不是畹君也死了或是做了寡妇或是出家了？

为什么讲八股文“心”到了末尾要抄这些词?正好和八股对照。词是字字句句都要依韵律填好歌唱的，比八股的吟诵腔调还严格。内容多是言情，和八股“代圣贤立言”说理又针锋相对，都用自己口气而一是“代”自己一是“代”别人。然而高鹗的文和词是一个人作的。两者中间有无通气之处？这是中国古来文人的处境所形成的人格和风柏吧？不能说他们都是两面国的人吧？前文引的三位作家，临川汤若士，山阴(绍兴)徐文长，长洲（苏州）尤西堂都是戏曲名家，徐还是书画艺术家。奉天（铁岭）高兰墅是小说家。《八股评罪》中引的新城王渔洋，仁和(杭州)袁随园都是诗人。这些人中，除徐—人外都是进士，做过官，又都会写两种文。看起来还是高比较小心翼翼，词稿改来改去，到中举截止，恐怕也没有刻出来。他补《红楼梦》也是宝玉终于中举，却又出家当和尚，还在序中声明“不谬于名教”。从这最末一首“惜春”词里可以看出一点信息吧？难道不中举不做官的曹雪芹就能放言无忌？也怕不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都是为什么?五百年间，从八股文到戏曲小说，除有些戏曲小说底本是出于艺人以外，都是出于古代大大小小会作诗文的读书人的笔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同时赶了一辈子考，能说他是两面国的人或低能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马二先生的嘴说，“便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句名言，在《丛话》(卷二)中说是朱子(熹)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然岂能累我孔子耶？”他认为，“世间非是科举累人，乃是人累科举”。那时有“经义”，还没有八股，可是汉朝有对策，唐朝考诗，宋朝考论，都有八股气。难道孔孟忙于周游列国向“问政”的国君和其他人论道不是八股的前身甚至胚胎吗?从秦设“博士”又“以吏为师”，以后就科举不断，日益发展，直到清末。甚至波及出家的道士、和尚，难免带点八股气。八股文是应试科目及文体中的最后一个。八股和诗文似截然相反，难道真不通气吗？拟人，代人，揣摩心意，琢磨词句，在枷锁之中自由活动，在下笔之时考虑枷锁，学会—种和口语不同而也能抒情达意的书面语，学会用种种方式表达种种非如此不可的他人及自己的情意，这些不是从前人开口读《四书》付就得到无形传授的吗？八股的致命处可能不是规格严而是出《四书》题限制。八股已经灭亡了。但是，若对八股毫无所知，对古代文学和古时读书作文之人的了解能够全面而深入吗？恐怕至少是会有一点欠缺的吧？文心，文心，由文究竟能不能见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