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河南女法官王佳佳被杀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党志军死刑 -- 大胖子

吴思，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1957年生于北京，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潜规则》与《血酬定律》自出版以来一直高居各大书城销售排行榜之列。

吴思：一个极左青年的最彻底反叛

news.sina.com.cn 2006年08月29日02:34

一个极左青年的“右转”

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知识青年吴思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

在重新解读历史的人群中，吴思的经历最荒诞，故此，他的反叛也最彻底。

1976年，吴思下乡插队。这时已是“文革”末期，但极左思想依然流播广泛。吴思在极左翼，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冲锋。

第一次碰壁是在农村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吴思组织青年突击队到村口南山上的荒坡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这是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在胜利的鼓舞下，吴思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生产队，然后在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

一周后，他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参加者越来越少。一个周六晚上，吴思召开团小组会，他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思考人生的意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他的批评会。几位团员联合指责他，利用了大伙出名，因为公社大喇叭表扬了青年突击队，还点了吴思的名字。

会议最后不了了之，几天后，吴思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

吴思当时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开始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大家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

在第一次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

第二次碰壁撞在“自留地”上。5月，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吴思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那时他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在历时二十多年的农民与“自留地”较量中，吴思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因为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后来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吴思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他过去制止，老农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吴思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吴思动手堵水渠，两人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后来吴思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事情闹大以后，指导员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队长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吴思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很久之后吴思才知道，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吴思的插队经历是一连串的失败。屡战屡败之后，他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吴思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他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第一次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吴思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副书记先后找他谈话，表示支持他参加高考。那年夏天吴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他当时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

多年之后，吴思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他眼前一亮。回首往事，吴思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

“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吴思从“极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1982年“大包干”后，吴思内心的枷锁彻底粉碎，“曾经那么惧怕的一个词，现在不仅做了，还取得巨大成功。还有什么不能颠覆的？”

18年后《潜规则》出版，又三年，《血酬定律》问世。

“文革”也有潜规则:女知青为上大学献上身体 青报网-青岛...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