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从接班人角度思考当年那些人那些事，好像更能自圆其说。

这里补充下，你的名单上还落了一个刘，加上他很多事能看得更全面。

@不远攸高河友，又是8层了，就在这回复你吧。

之前我说了，从现有的史料上看，《刘志丹》小说案就是李建彤一意孤行造出来的，由于她的性格使然加上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裹挟了很多人下场，最终形成了堪称建国后最大的文字狱。

这里再根据事情的发展详细分析下一些人在此事件中的作用。

一般人都只知道李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妻子，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监察部监察专员。但少有人知的是她是抗大和鲁艺的高材生，是周扬的得意弟子，并且她与刘景范的结合是周扬做媒人。相比刘、李二人，他们的女儿更出名，80年代著名的女文青刘索拉。刘索拉评价自己的母亲就是“她一生像是个行为艺术。”李建彤总穿一身黑，八路军军装也染成黑的，文艺兮兮的，进了城，她脚穿高跟鞋，身穿中山装，嘴里永远叼根烟。包括给三个孩子起名都是音乐简谱起名，大女儿刘米拉，老二男孩刘都都，小女儿刘索拉。这种文青心态跟性格，才是引发《刘志丹》小说案的根源。

1954年高岗出事，1956年工人出版社文艺室副主任何家栋向李建彤约稿写刘志丹。稍微有政治敏感性的，都不会接这种活。因为西北革命史上很多人和事错综复杂，谢子长、刘志丹、高岗这三人活着的时候就有各种矛盾，身后的部下依然矛盾重重，尤其是“陕北肃反”很多年都无法定性，中央在195年、1942年、1945年三次决议，结论都不一致。这时候写《刘志丹》根本避免不了历史人物跟事件的定性，更回避不了刚刚出事2年的高岗。尤其李是刘志丹弟媳的身份，无论怎么写都会被人诟病，何况自己还未接触过那段历史，采访的当事人也多是支持刘的，片面性可想而知。

习的态度，一开始是不赞成李写的，

还对刘景范说，最好能劝劝李建彤不要写小说《刘志丹》，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的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厉史，不一定能写-一好，也难以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习仲勋还对刘景范强调，对此我很忧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

刘景范表示愿意劝说李建彤，但又向习仲勋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李建彤又送来小说《刘志丹》第四稿清样，习仲勋因为没有时间，便委托秘书 田方仔细阅读并提出意见。随后习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以及李建彤一起座谈小说《刘志丹》。习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组织座谈已经跟这部小说脱离不了干系了。1962年，李按照座谈会的意见写了第五稿，又送给了习审阅。习一再告诉李，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审阅，让他们在出版前把意见讲出来，有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出版后引出乱子。但是，李建彤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通过《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部分章节。

而与此同时，李建彤又送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一册《刘志丹》的铅印书稿，而周扬则大为赞赏，并给文艺处的副处长苏一平打电话，在谈到高岗问题时说

而苏曾是西北局文工团的团长。事情到了这里，对外其实已经解释不清了，毕竟到此为止中宣部里依然是原西北的老人在推动这部小说出版。

阎红彦看过稿子之后，便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

阎的态度，此时其实是无可挑剔的，尤其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尤其跟高岗有矛盾，现在高又被打倒，对书里用化名描写的涉及高的情节不认可，也是正常的。如果李明智，到此为止，这个事也就没后面的风波了。但他找李谈话，结果话不投机，发生争吵，不欢而散。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又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暴脾气的他自然是很不高兴，毕竟当年在延安跟高岗都能对着骂，自然认为李是阳奉阴违。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分别给杨尚昆和书记处以及康生写信

根据当事人回忆

从阎的角度理解这件事，自己是最后知道的李写小说，小说里又把他追随的谢子长写成左倾、自己反对的高岗写成正面人物，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刘谢高习中仅存的习又几年前就知道这件事，李又拒绝听从自己的意见直接在报刊连载，自然认为是习在后面支持的。给康生、杨尚昆、书记处写信后，这件事已经不是这些人能控制的了。后面康刘邓周刘包括毛等人的介入，其实都是从各自理解跟利益角度出发的正常操作了。

这里补充下，方平河友说阎是邓的嫡系部下，这个属于误读，阎是45年因为跟高闹翻了才去的二野三纵队副司令员，49年才任三兵团副政委，跟邓接触没那么多，而且邓52年就离开了西南局，这时他才进入四川省委直至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俩人之间的交往不会有太密切的。

其实哪怕没有阎写信，这个事也是不可控的，毕竟西北历史问题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即使这部小说当时出版了，也一样会引发同样的反响，事情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毕竟到了80年代，对立的一方还要写一部《谢子长》小说来批判《刘志丹》。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中国革命人物，哪怕是在现在的年代，依然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事，包括河里多次谈及的涉及邓的影视作品，都是如此。所以用小说反党这个话虽然出自康生，但其实绝大多数人包括普通人也都是认可的。哪怕不认为是反党，也认同会表达有争议的观点。尤其是像《刘志丹》这样用虚构的名字捏合了几个不同人的事迹再叠加一个真实的人名，必然会引发各种争议的。

整个事件总结一下，就是一个身份不合适的人在不合适的时间写了一部不合适的小说。彭的十万言书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习恰好就在这骆驼下面。试想一下，如果是中央下文由中宣部自行组稿自行组织写作班子写刘志丹的生平小说，哪怕引发的争论再大，也根本不会牵扯到习。或者习不组织对小说的座谈会，也没那么多不好解释的地方了。当然，这些推论都是站在后面人的角度去架空历史，当事人也不会预判到后面的轩然大波，如果有预判，也不会如此做了。只是历史从来不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