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马斯克动机的惊天阴谋论 -- 花棍舞

两帮人掐的正凶的时候，米夫回国了。 和米夫一块回到苏联的还有他的翻译王明，他们一回到中大，撸起袖子就投入到派系斗争中去。 王明建议米夫拉拢校内第三派势力，暗中联合党务派，联合打击教务派。 米夫按照王明的意见办，教务处主任阿戈尔很快被解职，支部局书记赛德尼科夫随后也离开了学校。 米夫与上级派来的别尔曼（新任支部局书记）联合控制了“中大”。 1927年 11 月 7 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集会上，突然有些来自“中大”的学生打出“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口号。 联共开始介入中大的派系纷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向总发表态“江浙同乡会”是个反D小组织，正是因为这个表态，两个月后六大，向忠发才能当上老大。 六大之后，那悲剧简直是层出不穷。 就是因为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决定照搬苏联的经验，盲目崇拜斯大林。 联共也以老子党自居，强迫国内接受他们的理念，代言人王明粉墨登场。 1929年6月中大召开工作总结大会（十天大会），博古等支持王明一派的人与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工人出身的学员吴福海本着能动手就不吵吵的原则，对着博古的脑袋就搂了一拳。 王明马上拍手叫好，喽的好，虽然你干我小弟，但是并不耽误对你叫好。 王明把握住这次机会，建议联共对中大进行彻底清理。 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就是这次大会上产生的。 随后二十八个半回国，博古、张闻天直接进到决策层，夏曦去了湘鄂西、陈昌浩去了鄂豫皖。 我们的主人公孔原也是干上了组织部部长。 1933年被担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负责主持北方局工作。 领导河北、陕北、绥远、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工作。 妥妥的北方一哥。 孔原到北方局碰到的第一个对手是李铁夫。 李特夫是个朝鲜人，日本人占领朝鲜后流浪到中国，并且在上海加入了组织。 1931年组织派李铁夫去北京工作，32年当上了河北组织部长，后来被捕。 出狱后和张秀岩假扮夫妻做地下工作。 孔原到了北方局后瞎JB搞，李铁夫非常不满，就写了一系列文章让孔原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孔原那受得了，不好直接下死手，但是却直接隔绝了李铁夫的组织关系。 因为李铁夫的这件事儿，孔原觉得人嘛，还是自己人用着顺手。 然后就请示上级搬来了个救兵，这个救兵就是米帅点的朱理治。 如果研究过朱理治的履历就会发现，他是34年3月份被派往河北帮助孔原的。 但是就在一个月前朱理治刚因“官僚主义”被撤销团江苏书记的职务。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刚被撤职一个月的人重新启用？ 大概率是站队站的好。 1932 年在朱理治担任巡视员的时候曾去福州、厦门检查工作。 他和陶铸谈及对王明的看法，陶铸直言不讳的说王明“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 朱理治回到上海后却把陶铸的话原封不动的学给王明。 朱理治到河北后和孔原一拍即合，先是撤换了支持李铁夫的孟书记。 这个时候宣传部张部长看不惯直接来了个不辞而别。 朱理治按照孔原的意思调整干部，后来高文华干书记，他自己干组织部长。 这个高书记我们之前专门写过，还差点给我整emo了。 朱理治帮孔原把河北的事情搞清爽了，就把眼光放在了陕北和陕甘边特委。 既然大哥盯上陕北了，朱理治也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去那边了。 不要怀疑，朱部长还是有这个觉悟的。 毕竟站王明的东西也不慢。

西北往事（4）西北掀起了滔天巨浪 原创 鲁班路40号 鲁班路 2024年05月08日 08:00 之前我们写刘志丹和谢子长那篇的时候我们就聊过，陕甘根据地分成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部分。

“清涧暴动”“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和谢子长都去了刘志丹的老家。 陕北那边也就没了领头的，自然而然那边的活动就比较缓慢。 一直到32年的下半年，毕维周才在延川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人数嘛只有12个人，队长是高朗亭。 为了这支12人的小队伍，刘志丹那也是操碎了心，派杨仲远和魏武过来支援他们。 除了高朗亭的这支队伍，在神木还有个叫王兆相搞的神木特务队，人数还没高朗亭的游击队人数多。 仅凭这几十个人能折腾出来多大的风浪？ 但是我们有志丹呀。 志丹同志就是这么见不得别人困难。 安排人过来支援。 既然别人都派人来支援了，陕北特委也不能这么继续“躺平”呀，就在佳县组织人开了个会。 参与会议的主要分成两拨人。 陕北特委这边是马明方、毕维周、崔逢运、鲁贲和王兆相的哥哥王兆卿。 地方上的是高朗亭、崔田夫、崔逢吉。 反正也就二十来号人。 会上先是把国内外先是讲国内外形势讲一通，然后就是我们不能继续躺了。 车轱辘话讲了一箩筐，就差明说，红26的都来帮忙了，我们要有动作。 本来挺好，既然红26来人帮忙，那一块开个会，定个大方面努力就是。 但是会议的最后议程选新领导出现了“故事”。 本来大家是中意马明方干的，但是孔原不是到北方局了嘛，他要求老大必须是工人出身，他中意的是工人出身的贺牛。 贺牛当老大，大家死活不同意。 最后没办法双方都进行让步，让雇农出身的崔田夫当了书记，孔原中意的另外一个人崔逢运干了秘书长。 马明方干了宣传部长、王兆卿是军事负责人、毕维周组织部长，鲁贲团特委。 对于这个安排崔逢运和鲁贲是不满意的，他们觉得上级的意图没得到落实。 他们认为和上级对着干的都是坏怂，所以他们就去北方局控告马明方他们。 孔原就让李华生接待了鲁贲和崔逢运两个人。 鲁贲和崔逢运添油加醋的把陕北特委的事情一汇报。 这下可好，大领导孔原不可避免的对陕北特委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孔原要求李华生搞个专题会把陕北的事儿讨论一下。 参与会议的除了有告状的鲁贲和崔逢运还有米帅念叨的郭洪涛。 会上先是把陕北特委批评一通，什么“富农路线”的帽子一扣，马上转达孔原的指示。 郭洪涛就这么滴接任毕维周的组织部长，李铁轮干团组织部长去陕北加强工作，鲁贲和崔逢运留在北方局工作。 当时是没有专职副书记的，组织部长可以说是二把手，所以郭洪涛和李铁轮到了陕北之后才能掀起来那“滔天巨浪”。 话分两头，早在郭洪涛、李铁轮去陕北之前，谢子长已经去了陕北。 不但到了陕北，并且接了王兆卿的班儿负责军事工作。 之前不是说谢子长和阎红彦被杜衡安排去上海受训了吗,怎么又回陕西了? 谢子长和阎红彦被杜衡撤职送到上海后，两个人接受了一段时间学习，就被派到张家口去找许权中搞兵运。 就是之前参加“清涧暴动”的许权中，也是唐澎要开除别人党籍的许权中。 张家口是北方局是地盘儿，北方局的话事儿人是孔原，这不谢子长和孔原不就搭上线了。 谢子长在许权中那搞兵运失败后，就去了北京再次找到了孔原。 鉴于陕北特委对自己的态度，孔原给了谢子长一个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让谢子长去陕北全面主持军事工作。 因为阎红彦要去苏联，谢子长着急忙慌的物色干部，就碰上了刚出狱的郭洪涛。 郭洪涛是榆林人，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前边提到的毕维周，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就被捕入了狱，一直到33年才放了出来。 出狱后经过别人的介绍就联系上了孔原，然后才和谢子长前后脚到了陕北。 郭洪涛是搞“学运”出身，该说不说，搞“学运”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偏激。 并且因为从大革命失败就一直在监狱里边呆着，出来之后就认识了孔原，孔原马上安排工作，那对于郭洪涛来说，这不就是“知遇之恩”吗？ 所以，郭洪涛刚到陕北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孔原的原则就是他郭洪涛的原则。 1933年8月，我们刚开始提的高朗亭的那十几个人的游击队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游击队决定先把枪给埋了。 就这么个事儿成了郭洪涛攻击马明方、马明瑞的借口，后边甚至上升到了路线错误。 那马明方、马明瑞肯定不能惯着郭洪涛呀，就据理力争。 本身因为鲁贲和崔逢运的瞎汇报，孔原这帮子人就对陕北的这波人不怎么感冒。 这又让刚到陕北的郭洪涛下不了台，郭洪涛就把这事儿添油加醋的讲给了谢子长。 因为孔原的关系，谢子长选择相信了郭洪涛，靠着孔原和陕北元老谢子长的支持，郭洪涛成了陕北这边的“话事人”。 再说谢子长这边。 谢子长刚回陕北，没枪没兵，除了靠近黄土高原啥也没有，思来想去就给刘志丹写了封信。 刘志丹看到信后，丝毫没有因为三嘉源的事儿存在丝毫芥蒂。 先是安排人员给谢子长送来了一部分经费。 再是安排刘约三带着合水游击队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作战，在安定直接把敌人的营部给端了。 后续又安排杨森带着骑兵团把安定的民团给收拾了百十个。 在刘志丹的帮助下，谢子长不但把被打散的游击队第一支队重新拉了起来，并且壮大到了5个支队，一共600多人。 后续更是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统筹陕北的红军，谢子长是总指挥，郭洪涛是政治委员，贺晋年是参谋长。 但是陕北游击队的创始人高朗亭被排除在外。 1934年7月，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刘志丹的红26军42师的会合本是好事儿。 却因为孔原的瞎指挥和推波助澜以及郭洪涛的深度介入再起波澜。 陕北和陕甘边的队伍汇合后，两边开了个会。 陕西地界儿“有头有脸”的人基本上都参加的。 陕北这边是我们刚提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三巨头，谢子长、郭洪涛和贺晋年。 陕甘边这边刘志丹、张秀山和当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老太爷以及高麻子、杨森等人。 这次开会本来主要是讨论陕北这边提出来让红26军北上帮陕北游击队打开局面的。 会议首先是杨森代表红26军作报告，给陕北这边不了解红26军情况的同志做下报告。 但就在杨森正在做报告的时候，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突然宣读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也就是孔原写给红26军的信。 两封信，说了一个事儿总结了红26军的五大错误，分别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 陕甘边也不能看着屎盆子扣在自己脑门上不吱声，特委书记张秀山进行了夺命四连问： 一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这些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

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 军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到陕北特委，为什么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26 军？

三是谢子长、郭洪涛把信带到陕甘边，为什么不交给红26 军或陕甘边特委先去讨论执行，而是在联席会议上当众传达？

四是老谢在红2 团成立时，杜衡打击他和刘志丹，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逃跑主义’，现在他回来了，怎么又把这些说法加到我们身上呢？” 老谢读的这两封信好像是支发令枪。 当时的42师政委的高麻子生活不检点，我们之前专门写高麻子的时候聊过，麻子看上别人家的小媳妇，来了个霸王硬上弓。 因为高麻子的这个事情，三甲原的事情再次上演，唯一的区别是上次死了赵连璧，这次没死人，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上次杀了赵连璧，谢搞定了二支队，刘志丹只能只身去陕西省委汇报。 这次因为高麻子看上别人家小媳妇，42师的政委肯定干不成了，接盘的又是老谢。 对于老谢当42师这件事儿，大度的刘志丹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郭洪涛却认为刘志丹好欺负。 郭洪涛拿到龚逢春的会议记录，进行大刀阔斧的更改。 以会议纪要为基础，炮制了一篇针对刘志丹、高麻子、张秀山、老太爷的文章，并且发表到了陕北特委的刊物上。 看看，就是这么奇怪，陕北和陕甘边并没有什么联系，批判陕甘边的文章反而在陕北特委的刊物上进行发表。 但是这篇文章极其符合孔原的意见，所以这篇文章成了后续整治陕甘边这帮人的理论依据。 在这篇文章的描述下，刘志丹、高麻子、张秀山、老太爷开拓了陕甘边根据地不但无功，反而成了他们作为反那啥的铺垫。 甚至是后边戴季英到了陕北，整治刘志丹也是用的这篇文章。 后来郭洪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不好意思的说，长期以来，我为写过这篇而犯的严重错误深为内疚。 从这之后，王明的那套搞法进入陕甘边根据地，而领路人就是郭洪涛。 这次的联席会主要定了三个事儿： 一、撤销高麻子的42师政委，谢子长接任。

二、贺晋年接替谢子长空出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的位置。

三、红26军派出一个团支援陕北游击队。 对了，这次会议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儿。 孔原传话过来，你们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的成分不好，书记就不要干了。 就是因为孔原的这句话，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接任了陕甘边特委书记。 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张秀山成分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秀山的伯父和堂兄因为被认定为左倾机会主义被错杀，张秀山的父亲因为痛心家人被杀流了几滴泪。 因为这几滴泪，张秀山的父亲被自己的同志拿着铁锹砍下了脑袋，理由是同情反革命分子。 联席会议结束后，谢子长带着红26军的一个团回了陕北，刘志丹他们继续留在陕甘边。 1934年8月份，谢子长带着队伍打清涧的时候负伤。 在养伤期间，谢子长给孔原写了封信。 老谢的这封信，主要说了两个事儿。 一个是让孔原抓紧安排个人来统筹西北的工作，再一个就是把刘调离陕甘边，要不然红26搞不好。 但是两个月后，谢又给上级写了封信，说： 红二十六军最近已彻底的转变脱离群众的倾向，坚决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 为啥距离上一封信仅仅两个月，谢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和谢子长的伤势恶化有关，也和刘一贯的态度有关。 谢从8月负伤后一直坚持战斗，但到10月伤势愈来愈重，不得不离队养伤。 到写第二封信时，他的伤口已红肿流脓，加上咳嗽气喘，甚至不能睡觉和休息。 感觉自己可能要牺牲。 再一个，刘一直的高姿态对谢触动很大。 谢感念刘的人格和情谊，把西北的队伍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还不如交给人品没啥问题的刘志丹。 1935年2月初，刘两次看望谢，讨论陕甘和陕北武装统一指挥的问题。 两人商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两地兵权。 自知时日不多的谢提名刘任主席，刘坚持由谢担任。 两人一再推让，最后谢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强令刘担任。 2月21日，谢去世。 尽管刘谢在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曲折复杂的关系，但他们在最后分别时已经冰释前嫌。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谢郑重地把统帅西北武装的重任托付给刘。 谢的牺牲，西北内部的斗争并没有烟消云散，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写给孔原的两封信，直接引发了陕北的狂飙。 一系列难以言喻的人物，比如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聂红钧粉墨登场。 在这光明与阴暗的交替中将自己的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西北往事（5）戴季英到了陕北 原创 鲁班路40号 鲁班路 2024年05月16日 08:01 我们写孔原那篇的时候提到孔原刚到北方局就碰上了李铁夫这个刺头。

孔原收拾完李铁夫后，就把在上海的朱理治找过来给他当帮手。 把河北给捋摸清爽了之后，孔原就把目光放在了陕北。 老大的想法就是小弟的追求，朱理治这就拾掇了一下去了陕北。 在朱理治到陕北之前，西北军委成立了。 因为谢子长的关系，刘志丹干了军委书记。 紧接着就是刘志丹带着陕北和陕甘边的队伍和光头的五万多野生小弟对线。 结果嘛，干掉了对方四千多人，根据地扩充到了30多个县。 可能很多人对30多个县没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张秀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时的根据地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范围都大。 这就是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 这个期间在前线和后方分别发生了两件事儿，我们单独拎出来讲一下。 前线这边就是在打庆阳的时候，因为步兵和骑兵没配合好，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败仗。 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儿，打仗嘛，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只打胜仗。 就这么个事儿，后面被朱理治和郭洪涛无限的上纲上线。 后方的事儿是，因为前方的战况总体还好。 加上谢子长牺牲，郭洪涛失去了本地派大佬的支持。 高麻子和张秀山就对郭洪涛进行了同志间的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但是郭洪涛觉得陕北的这帮人在针对他。 或者更干脆的说是郭洪涛觉得陕北这拨人想造孔老大的反。 郭洪涛就编了封信，开始就是说因为刘志丹打安庆的时候失败，造成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 还好因为自己创造了陕北根据地，所以中下层干部和群众都拥戴自己。 本来孔原就因为鲁贲的汇报就对刘志丹、张秀山这帮干部不爽。 再加上郭洪涛的这封信，孔原觉得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河北这边朱理治也搞清爽了，就让朱理治去陕北替郭洪涛主持公道去。 并且怕朱理治和郭洪涛搞不定，还把在上海的聂洪钧拉了过来。 朱理治是在鲁贲的陪同下去的陕北，鲁贲这个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他当初去找孔原告状，被孔原留在了北平。 朱理治要去陕北，孔原觉得还是有必要安排一个本地佬的，就让鲁贲和朱理治一道出发。 孔原还特意交代，陕甘边有两个大坏怂，一个是张文华，一个是蔡子伟。 到了陕甘根据地啥也别干，先把这两个人给收拾了。 临了，孔原又给了本九阴真经----张老四和陈昌浩在鄂豫皖编的小册子。 朱理治带着这本九阴真经上了路，路上鲁贲那是一句好话都没说。 因为出发前孔原的面授机宜，朱理治对刘志丹的印象不说觉得刘志丹是个那啥卧底吧，也差不到哪去。 朱理治先是在西安待了几天后到了陕甘边的耀县，在耀县见了另一个当地大佬黄子文。 至于为什么先见黄子文，也是有原因的。 黄子文之前在北方局工作过，朱理治觉得他和黄子文应该是有共同语言。 事情远非朱理治想的那样，黄子文干脆利落的表态。 四中全会，是把一群娃娃提到中央负责。 朱理治在老黄这边吃了闭门羹之后，终于明白，在陕北，还是老郭靠谱。 老朱风尘仆仆的赶到永坪，迫不及待的见了郭洪涛。 两个人的初次见面，郭洪涛把西北苏区的头面人物告了个遍。 从刘志丹、高麻子一直到老太爷、张秀山、马明方等人。 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自己一尘不染、一贯正确。 从他自己到苏区，全靠他一人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郭洪涛的告状结束后，两人开始整理资料。 为了防止别人偷看，他们俩整理的资料甚至一部分是用英文写的。 因为孔原特意交代，郭洪涛是可以相信的。 所以朱理治没有调查就认同了郭洪涛汇报的所有材料。 随后在没有和其他人沟通的情况下，朱理治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 这个会呢，开了7天，念了五封信，这些个信有些是朱理治写的，有些是孔原写的。 后来朱理治自己回忆，由于孔原没有苏区的工作经验，所以大多数内容都是抄袭当时的中央文件和各个根据地的汇报材料，是一锅大杂烩。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当时朱理治传达孔原的指示的时候有一条是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中间隔了富县、甘泉、志丹、吴起四个县，这是要平趟过去吗？ 光头哥10万人的围堵，红26、27军满打满算也就六千来人，红军个个都是奥特曼呀？ 朱理治还提出，要把陕西和四川根据地联系起来，打造川陕、青海、甘肃苏区。 刘志丹的评价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 会后没几天，聂洪钧也到了陕北。 聂洪钧到陕北两个事儿，一个是处理黄子文和蔡子伟，再一个就是接手西北的军事指挥权。 聂洪钧接盘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安排打瓦窑堡。 事后诸葛亮的讲，打瓦窑堡就跟在中央苏区当时让打南昌的时候是一个路数。 不同的是教员选择了打吉安，刘志丹不是教员。 所以听了聂洪钧的安排去打了瓦窑堡，结果可想而知。 因为打瓦窑堡失败，郭洪涛找朱理治汇报，瓦窑堡打不下来，肯定有鬼。 朱理治觉得郭洪涛说的对，为了获取军队的支持，朱理治找到了高麻子。 朱理治对高麻子说，只要你老哥站在我这边，西北这片儿咱俩商量着来。 年纪不是很大的高麻子送给了朱理治一句，消停点，别瞎勾巴整了。 这个时候，朱理治意识到，想要获取斗争的胜利，必须要有军队的支持。 老朱正在瞌睡的事儿，就有人开始递枕头了。 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到了陕西，并且还来了个专家，这个专家就是我们专门聊过的戴季英。 不光这样，在来陕北的路上，戴季英杀了一个在杨虎城那的卧底，名字叫张汉中 。 这个张汉中是刘志丹的老相识。 可以说，戴季英在无意间给尚未见面的朱理治交了个投名状。 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自行成立了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驻西北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在后续被定性为非法。 随后就双方召开联席会，改组西北军委，主席是聂洪钧，参谋长是戴季英。 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只干上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会后，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下令，把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队机枪全部调给红二十五军。 理由是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不会使用机枪。 连以下的驳壳枪也全部调出，理由是红十五军团要成立手枪团。 部队上的事儿安排妥当，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戴季英进行了一次座谈。 就是这次座谈他们决定在陕北开始肃反。 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建立政治保卫局，颁布赤色戒严令。 关于保卫局的人选，朱理治提议戴季英兼任。 理由是戴在鄂豫皖搞过，有经验，并且最近刚办了张汉中。 徐海东马上反对，说戴季英这个人他了解，个人意识不好并且比较专横，建议由陕北干部崔田夫担任。 徐大将的面子，该给还是要给，朱理治提出崔田夫没搞这个的经验，崔当正的，戴当副的吧。 因为之前已经成立了西北代表团，并且新到的聂洪钧干上了军委主席。 加上二十五军的到来，朱理治和郭洪涛的最大短板军事力量缺失得到解决。 陕北肃反正式开始。 朱理治首先盯上的是黄子文，按道理朱理治应该先处理蔡子伟和张文华的，毕竟是孔原亲自交代的。 但是孔原亲自交代，也抵不上高麻子支持呀。 我们前边提到，朱理治到陕北见的第一当地大佬就是黄子文。 黄子文说朱理治大哥的大哥王明是个娃娃。 还记得高麻子师政委被免吗，原因之一是高麻子调戏了小媳妇，举报人就是黄子文。 朱理治觉得先拿黄子文开刀，最起码麻子是不会反对的。 9月底开始正式动手。 首先是黄子文、张文华、蔡子伟他们几个。 经过秘密审问加上一些技巧，他们供出了刘和高。 具体是怎么抓的刘志丹、高麻子和老太爷的我们就不细聊了。 即便是会员也聊不了，反正结果大家都知道。 教员到了陕北，安排王首道和贾拓夫去了瓦窑堡，救了老太爷。 还好教员到了，要不然我们这小二十年该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