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文革期间，仅北京知青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就有近三万。没有毛主席的影响，习能在文革中进清华？能有他的今天？

1965年12月7日，习仲勋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阳，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

习仲勋每天上午到第二金工车间电二班劳动，下午读书看报。他还保持着两个生活习惯，一是泡澡，一是散步。他和工人们一起在大池子里泡澡，一边洗一边拉家常。晚饭后，他会走到不远处的苹果园，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聊天。

可惜，这样相对宁静平和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仲勋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对红卫兵的“打砸抢烧”很是气愤。给他理过发的丁宏如师傅记得：“有一次在那里理发，他看见造反派把公家商店里的烟和酒拿出去烧掉，他很生气，告诉范秘书说，记下，写信给总理，岂有此理！我说，你不要管这事，造反派都是红卫兵，他们不讲道理呀。他说我不怕！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把国家财产拿出来烧的。 ”

1967年1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矛头再次指向习仲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习仲勋被来自陕西的红卫兵强行带往西安关押、批斗。在西北大学，他和负责看守他的一名红卫兵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在京的家人还收到了从西安寄来的一册

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这是非常岁月里难得的温暖。

在一次批斗会上，习仲勋遇到了自己的“良师益友”、陕西省原省长赵伯平。在八届十中全会西北组会议上，赵伯平坚持“仲勋是个好同志”，坚持不揭、不批、不表态，因此受到株连。习仲勋望着已经是65岁老人的赵伯平，心里非常难过。赵伯平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想不到老了老了还招了这个祸！ ”

习仲勋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况和对“文革”的不理解写信向周恩来反映。习仲勋的境况引起周恩来的重视。 2月中旬，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批评道：“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 ”并一语双关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

3月19日，陕西省军区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转移到省军区机关，实际上暂时保护了起来。

10月2日，造反派又将习仲勋拉到富平县迤山中学操场批斗，富平县委书记周惇陪斗。当习仲勋走上临时搭建的批斗台时，台下数千双眼睛齐刷刷地朝他望去。这都是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牵挂着这位家乡的英雄。天气闷热，看到习仲勋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台下有人赶忙找来一把伞站在身边给他一直打着。群众纷纷斥责那些批斗他的人：你们喊什么？1962年闹春荒时，不是他说了话，让老百姓到陕北驮粮，给关中道几个县调拨救济粮，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哩！

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习仲勋回忆：“在迤山中学批斗我，因为天热，怕把我晒晕了，还有人给我打了一把伞。会后，我告诉他们说，我回来了，你们要让我吃上顿家乡饭。他们就给做了扁豆沫糊、红豆面条等风味小吃。 ”

习仲勋于10月31日和11月初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批斗的情况和思想的变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专机将习仲勋接回北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护岁月。

从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时间，习仲勋被监护在北新桥交通干校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几乎与世隔绝，所幸的是每天还能看到《人民日报》。

在小屋子里，习仲勋坚持每天两次的特殊散步，就是一圈一圈转圈子，从1开始，转一圈数一下，转到10000圈，然后倒着数，从10000转到1。他心中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给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既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他回忆说：我对共产党有充分信心，我认为党中央总会对我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2年冬，经周恩来特别批示，习仲勋和家人始得相见。而此时，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阳起，他已和家人分别了整整七个年头，他已分不出两个儿子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习仲勋霎时热泪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节后，专案组宣布对习仲勋解除监护，让他“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习仲勋选择重返洛阳。

1975年5月22日，习仲勋在夫人齐心陪伴下再次来到洛阳，过起“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的生活。洛阳耐火材料厂一栋住宅楼的2层西户，一间仅24平方米的小房子即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习仲勋的工资仍未发放，每隔一段时间可以从厂里借200元生活费。

为了省钱，习仲勋动手做了一个打煤机，学会了自制蜂窝煤。有一次，住他隔壁的工人师傅李金海跑来帮他搬煤，那一天两个人还喝了一点白酒。饭桌上的一件小事让李金海印象深刻——“一粒花生豆掉地上了，他还赶紧捡起来，吹吹，吃了。 ”

据齐心同志回忆：“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 ”

习仲勋看到职工上下班乘车困难，便独自到市委反映问题，谁知在市委门前被值班人员挡了驾。他直言道，我是习仲勋，要向市委领导反映问题。见到市委书记后，他当面说明情况，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76年1月9日清晨，习仲勋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顿时呆立在旷野上。他不顾有关部门阻挠，沉痛地给治丧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发出唁电，并转邓颖超：“惊闻噩耗，不胜悲痛至极，不能亲临悼念，深为终生憾事！”面对总理遗像，他几度失声痛哭。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 7月6日，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曾经担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世。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让习仲勋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满忧虑。

毛泽东逝世后，习仲勋心中非常悲恸。他一个人走到郊外的小山上，采摘了一朵鲜花戴在胸前，肃立良久，默默哀悼。两年后，他还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 ”

1976年10月，“文革”中兴风作浪的“四人帮”倒台了。这让习仲勋欣喜不已。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告历时 10年的“文革”结束。习仲勋在“四人帮”倒台后就给中央写信，要求平反，并请求给自己安排适当工作。齐心和几个子女也为习仲勋获得平反多方奔走。

1978年2月中旬，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迅速将习仲勋护送进京。 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从洛阳到达郑州，河南省委书记王辉在站台迎接。他一下车就和王辉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说：“王辉，这是我 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 ”

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明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

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明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

听了梁玉明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明，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

70年代的延川县委书记与北京知青

—— 一个延安地区县委书记的回忆

申易，男，系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1926年3月出生，1939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安塞县委副书记、志丹县委书记、延安县县长、延安县县委书记、富县县委书记，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延安地区革委会办事组组长、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地委顾问，1991年1月离职休养。因病于2011年6月16日凌晨5时不幸在延安逝世，享年86岁 。

2001年1月4日，福州西湖宾馆，习近平与原延川县委书记申昜的合影。申昜1970-1975年任延川县委书记，习近平入党是申昜最终拍板决定的。习近平离开延川后，一直与申昜一家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不忘寄贺卡、打电话、捎礼物。（图片略）

雷增寿是1972年12月从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到陕北延川县委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瑞山说，陕北基层缺干部。于是，在富裕的关中地区生活和成长，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寿就服从组织的需要到延川县委担任副书记。那时的延川县很小很穷，五分钟就从城东走到城西，窑洞顶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风中摇曳，全县只有一个显得很寒酸的小饭店，没有大城市常见的公共汽车，县委只有一辆小车。五个县常委兼职各种工作，雷增寿是省委派下来的专职副书记。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申昜，与申昜搭班子让雷增寿学到了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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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慧眼识英才

延川县党委和政府领导是党的路线教育成长起来的一批有才有德的干部，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会做陕北的各种农活，出的力抵得上农村一个壮劳力。他们随身带着粮票和钱，走到哪里干活干到哪里，吃派饭吃到哪里，粮票和钱付到哪里。这批干部有着识人的慧眼，看到北京知青身上的种种特点和优点：来自首都的学生们穿着朴素，举止大方随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眼界开阔，思想大胆，敢想敢干。干部们认为，北京娃很不容易，他们远离父母，从条件优越生活富裕的首都来到穷乡僻壤的陕北，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北京知青身上洋溢着的青春，激情，理想和奋斗的精神又深深打动了县委各级领导，他们常常到知青点看望这些年轻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日长月久与北京知青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县委领导和知青们相互尊重又相互学习。老书记申昜，副书记雷增寿，县常委高惠民等常与知青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他们说我们向知青学了不少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知青。对于知青的大胆超俗的言论和思想，他们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充分信任他们，并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高中毕业的蔡玉珠性格泼辣，作风大胆，踏实肯干，曾担任过马家河公社党委书记。由于她出色的才能和突出表现，被提拔为县委常委，省妇联兼职常委。蔡玉珠以行动带动了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工作，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她赤脚下到泥地里苦干实干，她的拼命精神为大家做出了表率。虽然蔡玉珠不是当地人，但她善于做群众工作，很得群众好评。

北京知青是一个思想先进，工作刻苦努力，且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群体，他们中被提拔的妇女干部多，青年干部多。对于这些青年干部，延川县委认为，北京知青想法大胆，敢于付诸行动，大大突破了当地干部的局限性。要想让延川有个大的改变，就要充分相信他们，给北京知青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机会。延川县地处山区，电力极其不足。要解决用电难的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发电。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他们发现延川条件和四川很相似，解决山区照明做饭的电源的成功经验应该是四川。县委决定组织全县的大队书记去四川取经，谁来带队，是个问题。因为这次取经不仅是一次全县的组织活动，更是一次向四川学习，回来后在全县推广的科技活动。带队的人需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经过在全县的莅选，老书记申昜指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李洪仁协助习近平管理县学习团的生活诸事，县委干部为知青干部的工作保驾护航，延川县又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12个插队的北京知青中，习近平的年龄最小，当年他带了四大箱书来到山乡。年纪小，志气可不小，每天下地劳动，锄地送粪，习近平挑起两个100多斤重的篓子，爬山上坡，走得飞快。他酷爱读书，劳动之余手不释卷，在插队时期读了大量的书籍，思考了许多问题。踏实肯干，又有文化知识的习近平于1974年1月入党，不久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申昜认为学习用沼气发电，是个有科技含量的技术，当地干部的水平不如北京知青，习近平虽然年青，但干活不惜力，工作有办法，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通过自修）和实践能力，能带领全县完成学习任务。

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打了三个坝，两口大井。在陕北农村，尤其是山乡，打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习近平带领老乡在每个山沟里筑起一道大坝，挡住洪水，防止水土流失，也保住了庄稼。梁家河大队的沼气池是延川县的第一个沼气池，发出来的电解决了大队做饭和照明的问题。像这样的沼气池，习近平带领老乡，共建了42个。

习近平在梁家河大队呆了近7年的时间，是12个北京知青中在延川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在这段插队生活中，习近平真正了解的社会，了解了百姓，了解了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亲身体会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力量。后来他那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在陕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

1975年，由于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习近平被农民群众推荐上大学。那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在审查中。主管大学招生的雷增寿给习仲勋所在的洛阳拖拉机厂发政审调查函，得到的回复是“习仲勋的问题影响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由你们定。”雷增寿认为，习仲勋是西北地区最早参加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改变不了人民对他的感情。父亲的审查不该连累儿子，习近平的表现延川人有目共睹，他插队的表现，入党后的能力，在全县大队书记中是出类拔萃的，因为父亲的审查上不了大学，这不公平。于是，雷增寿一锤定音：“同意他上学。” 1975年8月，在当地老乡的推荐和县委的支持下，习近平带着两箱子书，离开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

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982-1983年 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

1983-1985年 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85-1988年 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1988-1990年 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0-1993年 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3-1995年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5-1996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