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红书事件的意义是：互联网的墙倒了。 -- 履虎

当我们认定“工总司”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处于“独大”“独秀”的地位，并非是说其内部不曾发生抵牾和撞击。反之，查考本《文献汇集2》，可知许多“声明”、“通告”、“通令”之类，或是指对、或是批评、或是调解、或是制裁其内部的纷争，而大关和要端则表现为：工总司区、县组织与系统组织（向系统归口）之间；工总司总部与“二兵团”等势力之间；工总司总部与“八小司”等组织之间的三个方面(可谓文革中上海工人运动内部的三大矛盾焦点)。

应该承认，此为研究上海文革工人运动的关紧之点和困难之处，即不破开这一壁之墙，便不知以工总司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之内里；更不知以工总司为典范的群众运动之堂奥。

先看工总司区、县组织与系统组织之间的关系。围绕并解析这一关系，则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工总司的区、县组织成立在先，系统组织成立在后？

这一问题不解决，即无法回答之后向“系统归口”的必然，且这一问题的症结，也并非简单地指认为是“区域位置”的便利。

我们知道，上海的工业布局和管理，是以产业局为主干构架的，即一般所说的“系统”（“条条”），如建工局、纺织局、机电一局等。其之上从属于工业党委；其之下是所属的公司或企业。上海的“产业工人”大军均汇聚在这一构架中。相对应的所谓“地区”（“块块”），本应指区、县的行政机构和管理，就工业生产而言，则应指区县一级的工厂企业等。很明显，在正常的境况下，“工业－工厂－工人”的整个权重在于“系统”（条条）。

看下表：

如上表可知：文革运动爆发初期，即从针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舆论批判，进入到具体单位的人事揭发，即便是在大中学校和文化单位开展，上海的工业系统也未雨绸缪，纷纷建立起“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健全组织，加强领导，以备后患。此后，工业政治部又向一些重要企业，如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等派驻工作组，以操控运动。至当年八月底，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工业政治部更是抽调大批工人，进入现场参与辩论和保卫（包括策划杨富珍等劳动模范的“控告”等）。由此可见，整个工业系统因生产任务紧迫；因政治形势紧张－－而处于“严掌控、高运行”的状况中－－岂容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存有革命造反派（分子）建立组织，组织造反的机缘。这就是说，在那个动荡的当口，工业“系统”（条条）自上而下的位序、管理和权威，仍然是封闭和强势的。反之，“地区”（块块）则是一段“薄弱环节”（地区所属工厂也可起引带、接应和落实的作用），恰为工人造反派寻求组织挂靠和组织发展的突破处。

另一大重要原因是：文革初期，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运动滞后于红卫兵运动，或者说受红卫兵运动影响很大，一定程度是跟随、顺应、效仿着红卫兵的运动轨迹，甚或就是红卫兵运动带动起来的（包括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就与北京红卫兵包炮和上海“炮司”相关）。而在红卫兵中，不管是保守派别，还是造反派别，除了大学红卫兵组织（或以学校为主干，如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或筹建市一级组织，如“红革会”等），因学校直属中央或市一级管辖，便集中于市级层面开展活动外，多数包括市一级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如“上红总部”、“红上司”、“红东北”、“红西南”等），则因具体学校属区委、区教育局管辖，均建有区一级的联络站或指挥部。正是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如此构造和布局，并在跟随大学红卫兵参加市一级革命造反的同时，往往还以区级行政机构为运动的中心和斗争的重点，这不仅为工人革命造反派突破地区管理的“薄弱环节”，在组织上提供了示范和样本，更在政治上形成了呼应和倚靠。

缘于以上两个因素，张春桥为处理“安亭事件”到达上海，并以“宪法”为由，于11月13日签署了承认工总司的五条意见后，卢湾、普陀、杨浦、闸北等区级工总司组织便告成立。而属于工业管理局系统的工总司组织，一般则建立于“一月革命”前后，甚至迟至1967年2－3月间（形势已倾向于造反派）。通过两者之间的时差，大致可把捉工总司内部些许矛盾的由来。

第二，为什么工总司的前期组织运作处处呈现一个“乱”字？

据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的阐述：那些刚造反的普通工人，没有组织经验，更没有规则意识，凡来挂钩者，只要和总部的哪个人打个招呼，就算是“工总司”下面的造反派组织了。以至“工总司”总部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总部下面有多少组织，更不清楚有多少组织前面冠着“工总司”的名字。从表面上看，如此无序的“乱相”，是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即既无专人联络，又无专人登记，更无专人审查，只需总部人员随机、随意地点头首肯。实质上说，则是革命造反之势来得过于迅猛，且因带有了领袖所赋于的“造反有理”的印记，工人群众中除了积极响应、迎合、追随的动机外，隐伏在其中的流寇倾向、投机倾向，风头倾向，甚或趋利的市侩倾向等，迅速地膨胀起来，总部人员与基层人员均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种大趋势中为各自的需要而乱撞。这正是造成往后“工总司”内部交错纷争的根由所在。

所以，在本文献的上下两册中，均有数量众多来自于工总司总部的《通告》，及王洪文等人的“签字”“批示”等，以批评、斥责各下属组织内部的纷争和冲突，甚或“工总司”总部还采取了正式发文等措施，如规定下属各区级组织一律改名为“工总司某某区联络站”，不允许号称“指挥部”、“分部”、“兵团”等等。(1967年1月4日)；各单位必须“携带公章到工总司组织组重新登记，验章备案，以待审查”(2月10日)；“即日起停止印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待组织整顿后换发新证”(3月6日)；重申“基层、地区、系统，出现两个或几个对立性的造反组织，必须统一，用协商、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3月25日)。

一个“乱”字是状况，是现象，恰是符合革命造反性质的“群众运动”，风生水起，泥沙俱下的特征和本质。至于上海工总司而后的走势和命运，没有张姚在背后，在中央(张姚的背后则是毛主席拘执的“一件大事”)，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为什么工总司内部的整顿要按系统或地区“归口联合”？

工总司既然是市一级的群众组织，自然要整顿各造反队的归属关系。如前所述，鉴于造反运动初期工总司的各下属单位有的在“块块”挂钩(区县分部或联络站。在先)；有的在“条条”挂钩(产业系统。在后)，甚至同一单位中既有分属“块块”，又有分属“条条”的造反队。此番“乱相”不仅屡屡造成内部的磕碰，怎能在上海“大联合”的形势下，呈现工总司的组织建构和示范形象呢。

所以，工总司总部提出：凡不属地区管辖的工厂内的造反队，一律归口回到所属系统管理局去联合， 如冶金系统万人规模的上钢一、三、五厂的造反派组织，起家时都挂靠在区的联络站里，现在则必需“脱钩”，按产业系统归口。这个指令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表面上是整个“大联合”趋势的招使，实质上却是整个文革造反运动的展开(尽管巳成立了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尽管各单位巳“夺权”了)，并没有挪动单位所有制及其行政的归属，这就是说，上海工业系统由市部委到各工业局再到下属公司或企业的格局依然存在，依然在体制上具有归属和统辖的功能。反之，文革造反初期从市工业布局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出，以区县为联络的群众组织，显然在形态上和构架上巳与前者形成了执拗，或者说巳不适应形势的禁阻，只能在区县所属管理的范畴内构成。这种由坚持“国家管理”的指向和趋动，在在证明文革造反运动可以在一个“非常时期”，以一种“非常手段”换名称、换标识、换口号；换人、换政策、换方针，却不可以在体制、所有制、行政归属和管辖等方面有所动作(包括各级单位要恢复成立“党委”；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要归口“红代会”，等等。单位还是单位，区县局还是区县局，群众组织还是群众组织……)。

自然，这种以地区向系统为重心的转换路径，因涉及到革命造反的“先后”(“功绩-资本”)和队伍规模的“大小”(“实力-权利”)，在具体的执行中，引起了不少的周折和反弹。但固本为强，大势所趋，从求实权到认旗帜，任何抵触和冲击都难以成行(成型)。就工总司总部来说，居高临下，顺畅则归队集合；逆反则宣布不予承认，而其本身也必须顺沿着向“工代会”整合的轨道滑行。一言以蔽之，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终究是在国家体制之下的“造反”，当相遇组织结构和行政管辖的问题时，则必需停车回头。

再看工总司总部与“二兵团”等势力之间的关系(此节简述)；

工总司在上海的群众组织中“独大”“独秀”，也可谓最大的山头。因文革动乱的性质并非“江山易帜”，而是领袖主导下的“路线斗争”，以至群众运动中的最大山头，也要寻求政治上的倚靠，所以，工总司此山头的背后一定还有“操纵手”——这就是直通中央的张春桥及姚文元（甚或说张才是工总司的“老大”、“老头子”)。同时，作为山头的工总司内部，也一定要按江湖的规矩排列座次——此规矩的举要一是“草创人”，二是“功勋人”，三是“身份人”——以至构成工总司内部的核心团伙，前两项看是否参与了11.6的筹备会议和11.10的安亭事件，后一项则看政治条件，两项加一项并需同时满足，中共党员王洪文和复员军人潘国平当然成为了山头的“司令”。

伴随着运动的行进，工总司内部出现反对人、反侧人、反目人和反戈人在所难免(包括草创时期的核心人员也有被驱逐、搁置和冷落的)，其中，耿金章率领的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曾在苏州“要挟张春桥”，返沪后发袖章，拉队伍，“在各区、县都设有兵团的联络站，到处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区分部发生冲突”，并“擅自在北京设立所谓‘联络站’”， 公然在工总司内部成为针对核心团伙的主要挑战人。耿的聪明在于没有脱离工总司的旗号“另立山头”；耿的资格在于安亭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中显示出的意志和能力，以及“党员”的身份。为此，张春桥数次在耿与工总司核心团伙之间进行调解……，但是，当两路或多路的“头头”(文革中这么称呼)一旦崭露“头角”了，即形成了一定的队伍和“势力范围”，其“权力-权利”的功能，就决定了两路的合作或合并是难以企及的(除非事过境迁；除非被更庞大的势力钳制、压缩或收编)。

实则，这不是人的思路和格局的问题(“斗私批修”的法宝并没有显灵) ，而是由中国社会的山头性质决定的——因为社会没有正大的法度和严肃的规则，千千万万的单位也就成了隐性的山头。在文革前的正常社会中，尚有科层制的管理；文革中的非常社会时，尽管有革命的旗帜和口号，实为类似宗族、会党性质的山头林立，以至在外部，必然有对峙和争锋；在内部，必需有座次和规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工总司的核心团伙怎能容忍耿金章的“两兵团”羽丰翅满呢!2月25日，王洪文和黄金海设局捕捉了耿，并扭送至杨浦公安分局， 达到了剪除异己的目的。事后，张春桥对此事表示“不知道”“不同意”。显然，张是力避工总司内部的分裂。但起事者黄金海指认耿的二兵团势力壮大，是张春桥纵容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制约王洪文，这是张春桥的手腕”。笔者认为此判断是准确的，恰是披露了张为工总司“老头子”的角色定位和心机，更印证了工总司之山头的群氓性质和色彩。

后看工总司总部与“八小司”等组织之间的关系。

“八小司”是指工总司总部以外，上海按行业、界别成立的几个主要的“司令部”，因为效力于“革命造反”，均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然而，有一现象值得剖析：这“八小司”与同为市级组织的“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不同，均有同类的革命造反组织挂靠在“工总司”门下，构成一种并列的阵势，如上海出版界的“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和“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简称“版联”）等。

如表所示：

据此，在革命造反“高潮”中汇聚起来的队伍，因少有了“低潮”时的紧张、担忧和害怕，寻找、投靠时的“机会主义”路径便具有了相当的弹性，既可以观点、事理乃至行为方式的歧异而岔道；也可因关系、态势乃至功利计算的因果而选择——按理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全市性行业组织的兴起，应在本行业中具有至上的号召力(若是面对本行业的“保守派”组织，则另当别论)，怎么还会有同倾向的人群去投奔工总司，岂非“另起炉灶”吗!——如前述，工总司在上海“独大”“独秀”，匍匐在这面旗帜下，组织上有依靠，政治上有保障，且工总司也有伸展根系，垒筑山头的企图，自然一拍即合，此其一。就行业内在职人员的构成来说，确有部份属于“工人”编制。在非常态的政治条件下，甚可理解为“阶级”属性，以至刻印为心理招唤和身份认同，此其二。最典型的就是出版界的“版司”和“版联”，即一批文化宣传系统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批印刷厂的“工人”。这种“两类合一”本属管理需要的机制，在“革命造反”来临之际，便以“阶级”为划分的标准和根据，建构起队伍的归属。所以，如果说其一是一种互为功利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是造反早期就加入工总司的)；那么，其二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接着，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此类同一行业却分属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1967年5月，张春桥指令上海“医务、教育、文艺、出版等要划出工总司”，回系统实现大联合。工总司总部也立即与各方协议后决定：凡不属于工业、市政、交通系统的挂钩组织，一律迅速脱勾，归口闹革命。然而，道理为大；现状为实，进入这个钳口，哪一个山头来主导“归口”，便成了冲犯的焦点。出版界的“版司”和“版联”互为申斥，“ 双方的冲突从3月至8月，延续5个多月，期间多次发生武斗。武斗中当场打死2人，重伤后抢救无效又死2人。”还有就是体育战线的“上体司”和“工体司”，双方各执一词，尖锐对峙，并于南京路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被打伤者共54人，其中重伤11人；市体委大楼85％以上的大玻璃被砸碎，仅玻璃损失就达五千元”。

在上海，因种种“基因”、格局和机缘，此类武斗均没有撕裂般地展开。检索其状况，如果说发生于1966年12月28日的“康平路事件”(史称上海“第一次”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政治立场的对冲；发生于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事件”(史称上海“最大的”武斗)，是工总司为维稳大局围歼集聚中的“异端”势力

(且均为一天结束事态)。

那么，这一系列因“归口”“联合”而引动的争锋，确是造反派组织之间为“权力-权利”的倾轧。所以，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在上海向全国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

有意味的是：当时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解决“大联合”中的“老大难”问题，舆论上有一套说辞：凡发生武斗的地方必有黑手；故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正如工总司总部针对上海普陀区一些单位的头头“巧立名目，成立跨行业的联络站和指挥部”，造成分裂乃至武斗的原因：一个是“走资派”的挑拨，一个是“地富反坏右”的挑拨，再就是造反派头脑中的“私”字，且“前两个为主要，后一个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多么精当而灵妙的分析呵!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指认，确是一大法宝。凡人凡事往此纲上一挂，立即就被抽吊起来。其实，所谓一个“走资派”的向度（即阶级斗争在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向度（国民党遗留在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人还在心不死”），早巳在文革阶级斗争的冲击下，丧魂落魄，哪还敢“乱说乱动”呢!，所以，这两个向度在很多情况下是“虚拟”的；反之，造反派头脑中的“私”字倒是“实在”的(其核心为“权力－权利”)，这种倒置的叙述和传播，是为了形成一种服从政治需要的社会威懾力，甚或是为了寻找一种借端，一种突破口，以“阶级斗争”的靶标来解决问题。

文革中的许多谋略、底里和机变，都在这种路数中。

复活的往事

检阅此文献汇集，发现上册12份，下册9份，共21份可纳入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这就是说，在政治运动的动荡中，作为工人运动的主体组织，巳超越了单位体制的隶属，展现出了涉及社会人与事的举措和行动。其中，1966年12月12日的工总司“第四号通令”，还出乎意料地引出了一段趣闻。

众所周知，安亭事件的结果，是张春桥于1966年11月13日签字承认上海工总司为“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就此，工总司于当月17日、20日和12月8日，连续发出编号为0001至0003的通令，告喻本总司令部造反队员“不得在外冒用总司令部名义进行任何工作”；若发现市工作队“私自烧毁、转移和复制黑材料”，工人造反队可“采取革命行动”等。显然，这三条通令与本系统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

至于第四号通令的内容则是针对“抄家”“破四旧”的，且条理清晰，表述严整，开头是“即日起”，结尾是“切切此令”，别有意味；与工总司联合署名的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仅此两家)，这是一个组织呢？还是一个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

为了说明问题，现呈示全文：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

第四号通令

即日起，

(一)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例如“破四旧”、“搜查反动罪证”等，私自闯入民宒，进行敲诈勒索。

(二)没有掌握确凿的反动证据，不准抄家。

(三)未经公安部门批准，没有合法的组织手续，没有通过街道委员会，不准抄家。

(四)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家所获罪证、财物，必须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处理，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置。

(五)不准借“破四旧”之名，强行剪头发、剪裤腿、脱皮鞋等。严禁上述群众斗争群众的行为。在“破四旧”这个问题上，同样要用文斗，严禁武斗。

(六)毛主席提出的“五爱”中有一条是“爱护公共财物”。必须大力保护文物，保护前人传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一切公共财产。一切书籍、字画、唱片等艺术品，未经革命群众鉴定，不准随意毁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七)一切革命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上述条令，并积极宣传，热情监督，此项通令切实执行。对于违反上述条令的任何组织、团体、个人，每个革命群众都有权过问阻止。公安部门必须协助实行上述条令。

切切此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如上文：该文献在“抄家”一项中首列“不准以任何借口……私自闯入民宒”。具体则必须“掌握确凿的反动证据”；且“经公安部门批准，……通过街道委员会”；“抄家所获罪证、财物，必须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处理”等四条。在剪头发、剪裤腿、脱皮鞋等问题上，指出此是“群众斗争群众”的行为。同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一切书籍、字画、唱片等艺术品，未经革命群众鉴定，不准随意毁坏”等。应该承认，这份通令没有通常的叱喝和浮夸，在原则上、政策上，乃至行文上都把握得相当周全而严密。

当笔者与复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为“1.28炮打”张春桥事件，采访复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时(谢曾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便随手带上了这份材料。谢说，他来上海串联没几天就回南通探亲了，“1.28炮打”巳不知情。但看到这份伴手的材料时，便言之凿凿地告知这是自己一手制定的(竟然在历史工作者面前复活了)。原来那天谢路经市区某街道的转弯角上，看到一窝人嚷嚷着在二楼抄家，就与同行的工总司队员上楼查询。这是一小业主的家，抄家的人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谢认为巳十二月中旬应很不正常，便为工总司拟定了这份通令发向社会。谢说，我在上海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从形态上看，这似乎是偶然的际遇，但这确确实实成为了上海工总司首次面向社会发布的告警，也确确实实成为了工总司文献汇集中首篇关涉社会史的记录，且其背后是“大学生－红卫兵”的操持和作业。这证实当群众性的革命造反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各种身份的角色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前台，以自身的观念、能耐和风格展示一番。同时，也正因为这运动的前台，站满了各类角色，政治博弈的主调向社会方面延展，也是很正常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