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给黄旭华同志送行的方式 -- 达萨

笔者曾在《非常与正常》一书的题旨中指出：此时所指认的“社会”，一是属于文革政治运动的范畴，即直接与革命造反相关的社会活动，可谓“政治类型的社会史”；二是属于社会长期存在的情状，即由风尚和习惯势力累积而成的社会操行，可谓“生活类型的社会史”。本文献所汇集1967年间，工总司进入“社会”的内容，也就这么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政治类型的社会史”表现为：反击“经济主义风潮”和阻止“批斗里弄干部”。其实，以工总司居首的1月4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紧急通告》，巳针对“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等情况，向社会发出制止的呼吁和查处的饬令，并指出这是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阴谋，就此得到了毛主席“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的称赞。继而，1月21日和25日，工总司更是领衔人民银行等革命造反组织，就有人借平反之机，“到银行索取被查抄的金銀财物”(继续封存，运动后期处理)；“当权派发放支农职工的补助费、串联费等”(一律追回)等立定规诫。2月15日，则联合新近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将之前市委、市人委巳“同意签订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的办法，全部“恢复至1966年11月30日前的原来状态”。

至于1967年1-2月间，上海出现“斗争里弄干部的歪风”，主要是一批支边、支疆的家属，不满里弄干部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便趁势将积郁的报怨发泄出来。工总司等立时进入这个与工业生产完全不相干的社会基层组织，严正指出：“在上海，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还是相当大的”，故要对“蓄意捣乱的坏家伙”，“被牛鬼蛇神把持的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此类与政治运动相关联的例证，还有2月4日工总司与公革会联名《通告》：“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占、乱拿金钱、手表、自行车及各种机动车辆的歪风……据统计，仅车辆报失，从去年十月份以来逐月增加，至今年一月十五日止，就有万辆之多”。此处，是需要反过来追问为何会发生这种社会现象?殊不知，群众运动风狂雨骤之时，呼喇冒出的山头不知凡几，一面面旗幡上写着“革命造反”的标号，处处需要笔墨、纸张、袖章、车辆……，于是，以“革命的名义”就可随时随地掠取公共财物。不容置喙，因是圈内之人，工总司《通告》谕示：“ 一般革命群众组织批评教育，以后不得再犯”，幕后策划者将严惩。

其次，“生活类型的社会史”如在上海这座工商业城市长期存在着的“投机倒把”和“流氓阿飞”现象(或许多为当时社会指称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奇装异服等)，在经历了1966年8月扫荡式的“破四旧”后，很快就“死灰复燃”了。

1967年1月28日，尚在所谓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中，工总司就携手红卫兵、机关和公安的造反组织，发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紧急通告》，要求依靠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管好社会主义市场”，凡投机倒把分子殴打市场管理人员“一律以阶级报复论”，为首或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

工总司的此类《通告》在当年的6月19日、7月3日持续发布，且调门越喊越高，投机倒把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挑战”；目标越指越细，如“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制止弃农经商、串街走巷，出售农副产品；全面取缔纪念章、无线电零件、信鸽以及油印铅印资料等各种非法交换、买卖的场所。”“要在工厂、商店、旅馆、学校、机关、车站、码头、公园及街道里弄、生产生产队等……从各方面堵塞投机倒把的空隙”。然而，查证上海文革十年间，投机倒把活动有大有小，有明有暗，有起有伏，确实从未停息过(其原动力是商品、市场、资本和利润)。与此同时，工总司也呼吁工人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参与“维护社会秩序”，并针对社会上屡屡发生的偷窃扒拿、侮辱妇女、诈骗钱财、行凶伤人、损坏公物等“流氓、盗窃犯罪活动”，大力整顿公园、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的歪风邪气。其实，此类发生于1967年上半年的事端，在日后被证明是越演越烈的。这说明沉积在社会中的罪错因素和活跃在社会中的享乐因素，乃至普泛存在着的趋利和趋美的因素等，具有强劲的反弹力和强韧的持续力。群众性的革命造反行动又奈何呢! 此类与社会生活相关联的例证，还有2月7日工总司与公革会的联名《通告》：“最近以来，发现在高压电线附近大量放风筝现象”，1月23日下午，因风筝落在高压电线上引起短路，两条六·六千伏高压线路停电而遭受很大损失。此处，是需要反过来追问为何会发生这种社会现象?殊不知，革命造反冲决了社会的正常运作和管理，尤其大部分的中小学生散漫在大街小巷，追逐嬉戏，踏青畅游，就成了日常的作业和欢乐……，这怎能不造成类似的事故呢!为此，工总司《通告》谕示：教育劝阻小朋友不在高压电线旁放风筝，若造成停电“家长要承担责任”等。

此间，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说明和探讨。

第一，在工总司所有的通告、通令中，都以十分严厉的措词指向“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并指认“阴谋诡计”“翻案妖风”“负隅顽抗”、“阶级报复”等，落实在处置上，则一律“采取革命行动”“以反革命论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种以“阶级斗争”为主导语的表述，巳在内容和性质上，成为了通告、通令的必然指定，以至在群众运动中构成了一种“政治笼罩”。

应该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实属国家的意识形态，它将人群烙上了不同的身份印记，划归为不同的部落，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社会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定势，甚或会产生出一种具有“再造”功能的隐性结构，即不断会有被揪出的“阶级敌人”和不断会有被发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当这种时时-处处碰撞出“革命与被革命”的斗争火焰，成为社会生活及至社会运作常态的时候，人群怎能不激动，又怎能不紧张呢!社会怎能不撕裂，又怎能不动荡呢!!

第二，综上，不管是政治运动性质的阻止“批斗里弄干部”，还是社会生活性质的打击“流氓阿飞”，虽然这只是文革初期1967年度的文献，却巳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工总司等组织进入社会的样貌，包括在这一年度的节庆时，工总司都向社会发出倡议、通告，要革“春节”的“命”不放假、要“做好盲流人口的收容遣送”(五一节)、“反对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国庆节)等。

事实证明，这是工总司打开了一个向外的门户，就此，参与社会治理，实行群众专政，成为了上海工人队伍的常年任务。

如果说这只是一般的形态或行动，可理解为非常年代的举措。然而，1967年的史料里，多次出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号，直至进入“斗、批、改”时期的“占领上层建筑”，则靠实地说明了以工总司为首的群众组织，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机，站在“革命造反”的制高点上，将既定的“职业-身份”的政治优势，僭越性地转化成了“国家管理者”的形象和职责。

看来非常时期是需要“救世主”的，谁在风口浪尖上就必须充当“救世主”，但这怎能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怎能会是一个长治久安、尧天舜日的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