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之八 2025年新楼 -- 骨头龙

自1967年3月1日“工总司”发布《告南汇县全体人民书》始，至1967年11月10日“工总司”下达《关于大力开展形势教育的通知》。就时间而言，于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发布成立《宣言》，恰恰一周年。进一步梳理，可知第二编的内容涉及了上海柴油机厂“砸联司”事件。

据记载：1967年6月5日，“工总司”首次联络“机革会”、“财革会”、“公革会”、“教革会”和“红上司”、“红三司”等34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紧急声明》“警告‘联司’一小撮头头”，包围市公安局，进行静坐示威，“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扭转政治方向”。如果说这只是针对着“联司”静坐市公安局的单独事件（“联司”跨出厂门，走向社会的“隐性功能”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到6月30日，“工总司”再度领衔就上柴厂局势《严正声明》：告诫“联司”头头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否则我们将遵照中央‘六六’通令，为了加强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行动”，就已经很实在地看到了局势的复杂和困难了。因为之前的6月12日，王洪文就说：“联司问题，总部也可能有人去支持，绝不能代表总部”。6月22日，徐景贤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有人希望把一个单位的事变成社会的事，造成工人运动的分裂，转移斗争大方向”；6月29日，徐景贤、马天水、王洪文在出席同一会议时，均强调要“大造舆论”，“采取措施”，“制止武斗”。就此，工总司6月30日的《严正声明》就成为一个信号，即“联司”问题是必须着手解决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整个7月份，甚至曾发生“解福喜死亡事件”，从本《文献汇集》收录的情况看，工总司却没有对“联司”问题发表过任何公告，难道是工作上的空白和政治上的缺位吗？其实，7月初，工总司就召开过会议分析“联司”的形势，指出“联司积极做组织准备，与原赤卫队挂钩”，“虹口区支联人最多，提蓝桥、沪东工人文化宫是他们控制”，而在工总司内部轻工联站和冶金联总站均有主要人物是“支联负责人”，或持“‘联司’观点”。其目的是要调换“徐景贤、马天水和王少庸”，是“要王洪文下台”等。但在对策上，工总司仍强调各组织负责人要“统一步子”，从争取大多数人出发，在宣传方面“不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暗地里则派遣密探至“支联总部”卧底（并于7月31日，成功地俘获了“支联总部”的26位头目）。那么，工总司这种看似“内紧外松”的举措，是迂回，还是退却呢？工总司大概没有这样的眼光和智慧。还是同期徐景贤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准备向张春桥汇报）的发言比较到位：“最近有些人就是在挑动，把我们的视线转到次要地方去，忘掉大方向，斗批改，掉到上海第二次大乱的泥坑，我们不上当”。

1967年7月13日（距离砸“联司”廿天左右），张春桥通过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

关于联司的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被干扰转移了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是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

这是一条关于“联司”问题的很重要的文献。显然，张、姚和徐等绝不允许上海的运动偏离“大方向”，而发生“第二次大乱”。所以，不仅告诫工总司“头脑要冷静”，更在性质上将“联司”问题定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方的意见“都要听”，“还是要促进大联合”等。――这就是整个7月份工总司对“联司”问题保持默然的缘由所在――于是，就引出一个很实际也很关健的问题：1967年8月4日，工总司“砸联司”是否如定论中所说：曾自上而下地制定了行动方案？曾决定在8月5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

据叶永烈的新版《王洪文传》称：5月20日后，当上柴“联司”静坐市公安局，并在人民广场连连举行集会时，“张春桥从北京来电关照过他（指王洪文），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过早”， “他（指王洪文）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7月29日，王洪文召集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代号888）开会。王洪文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就此，制定了攻打“联司”的行动计划（称“888计划”），该计划共有五项内容，具体包括：设立临时指挥部，分为三线：第一线指挥部设在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负责）；队伍调动基本按工总司各组分口等。

据上所述，上海的“8.4砸联司”事件，不仅由王洪文策划行动方案，指挥现场作战，更有张春桥在背后全权把控，发号施令。然而，这样的史实铺展就与《叶昌明工作笔记》中，原始记录的张春桥7月13日来电，发生了严重的枘凿和冲撞。且在笔者参与的对原工总司人物的系列口述访谈中(李逊、金光耀)，除叶永烈先生提及的陈阿大已去世外，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均分别否认事前有代号为“888”的“砸联司”计划，而指认是8月3日当晚，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控诉“联司”大会后，群情激愤，同时又传来外围发生冲突的消息，大批的工总司人员便自发地往上柴厂方向进发。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王洪文等顺势发动了“砸联司”事件。而后，张春桥在9月1日参加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谈及此事件时也说：“群众气急极了，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这个行动不是哪个策划的，是群众的革命行动。”；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也供认：是“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于是再回头读张的来电，可见在短短的一百多字中，张连续使用了“冷静”、 “大方向”、“大联合”、“缓和”等字句，更有两个重要的“还是”，即“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等。一个说事前有周密策划，一个说是随机而动；一个说张春桥是砸打的祸手，一个说张春桥主张化解为上――。尽管叶永烈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但遗憾的是叶先生所采用的这些认定真人真事的材料，却全部没有标明来源，注明出处，是粗枝大叶，疏忽遗忘，还是道听途说，臆造推断（或为演义性质）？当前，在叶昌明留存下来的原始《工作笔记》面前，大概只应（只能）认同这个结论了。

难怪至8月4日－7日，“砸联司”事件已发生，已结束时，“工总司”才单独发布《通知》、《通告》，声称这“一场‘文攻武卫’的战斗”，粉碎了“企图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阴谋，故我总部规定：凡战斗中缴获的各种文件、传单、汽车、设备、手表、钢笔、皮夹，各种武器如“铁棍、铁叉、匕首、刺刀、三角刮刀、弹弓以及硫酸等化学烈性毒物等”（注意：这是上海最大的一场武斗中所使用的武器，即全部是“冷兵器”），“一律如数上缴总部办公室”。至于所谓“支联站”坏头头，“犯有严重罪行并确有证据的”，“报请专政机关处理”，一般的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准各级“造反队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严格地说，面对1967年下半年发生于上海的最重大的事件（上柴厂工人组织之间的冲突），尽管“工总司”曾态度严正，声调高亢，但考察其出面（频次）、出场（时机）和出手（烈度）的情况，仍然是比较谨慎和有所克制的，其背后应该是张、姚、徐等所占据的位置优势和审时度势的政治经验，通过牵拉住工总司，把控住上海运动的大局和方向。

确实，上柴“联司”的问题非常复杂，它之所以能够在半年时间内，在所谓“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上海，集聚起如此大的（与工总司）对峙和冲突，“社会基础”和“呼应全国”是一内一外的两大因素。

先说“社会基础”，即指上柴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部属工矿企业的矛盾纠结，它之所以能够引发上海全社会的震动，比如1967年初，上柴厂两大组织“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斗仅限于厂内，至4月，由100多个组织串联成的“支联站”（全称“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已颇有声势地开展了各种声援活动。不久，“‘支联站’基层组织急骤增加，发展到627个，积极准备建立全市‘支联总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工总司”为首的革命造反派进行“夺权”，并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以后，或许因为处置不当；或许因为利益不均；或许因为历史陈因，或许因为现实纠葛；或许因为立场冲突，或许因为态势演变……，总之，各种针对“工总司”或为原保守派失败的，或为现造反派分裂的，或为新寻机崛起的派别势力等等，全都从流散的低伏的边缘的状态中，骤然地聚集在“支联站”的旗号下，并以此为阵地和据点，进行挑衅和反击。大凡革命或造反的年代，一波接一波的政治势力，总会趁着动荡而多端的局势，升降起伏。当被主宰的力量挤压的时候，就有可能结构成反对主宰力量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柴“联司”问题的要害，还不完全在于“联司”本身，而在于全市性“支联站”的出现。因为正是“支联站”借助“联司”这个“壳”，

呼风唤雨，拉帮结派，汇聚各方力量，才真正构成对以“工总司”为代表的新权力机构的威胁。

再说“呼应全国”，即指上柴问题不单纯是1967年上半年上海这座城市所汇聚的冲突焦点，它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引发全社会的震动，与全国各省区的政治运动形势，起码存在着相呼应的关联（至于是否存在上至中央，下达地方的组织之间的关联，还有待材料的发掘和考订）。以上海周边及原华东局所属的省份为例：浙江、江苏乃至福建、江西、安徽、山东，哪一个省份没有形成两派的激烈冲突；再以上海为圆心，跨越原华东局管辖的范围圈，进入中南局和华北局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乃至北京、天津，再放射出去还有云南、四川、陕西等等，哪一个省份没有发生两派的生死武斗。追究其缘由，不管是保守派的再起，还是造反派的分裂；不管是以军分区、武装部（地方武装）为后盾，还是得到野战军的支左，尽管两路人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而其内在里，却统统被裹挟在为“权势－权位”和“权力－权利”的械斗中。正是这种全国性的政治格局和态势，决定了发生于上海的“联司”问题，不可能成为一种孤立而偶然的事件。“支联站”主要负责人全向东就坦言：“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大凡革命或造反的年代，不同区域间的群众运动，总会因观点的、倾向的、情感的、心理的“同频共振”，而相互迎合和声援。难怪张春桥事后也承认：北京学生支持“上柴联司”。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联司”和“支联站”的崛起，作为挑战“一月革命”后，以“工总司”为主干的新型政权的代表和力量，正是呼应了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和结果。

就此，在解析上海“联司”事件的材料时，有可能受外地运动模式的影响，指认此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分裂”（或称“上海工人阶级分裂“、”上海工人运动分裂”）的结论。其实，这是一种受困于表象的误读。在上海，“工总司”独大的局面持续至运动终结，即便面对“联司”走向社会，呼唤四方的挑战，以至“工总司”内部因种种缘由曾产生些微的异动，“工总司”整体的组织构架、核心团队和力量布局，是不曾动摇的。所以，就“联司”及“支联站”而言，这就是一股集合了各类伺机而动的“边缘势力”，试图利用全国各省区武斗动荡的时势，催化出的一场在政治判断上和实力比较上均不对称的搏弈。

当然，应该承认，且必须承认：1967年8月4日，王洪文亲临现场指挥砸“联司”，仅以一天的时间，且是在“零死亡”（确实有重伤）的情况下，一举摧毁“联司”的大本营，擒获“联司”的首要负责人。对巩固工总司的地位，提升王洪文的声誉，突出上海的文革运动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是起着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