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马斯克动机的惊天阴谋论 -- 花棍舞

1966年11月6日，以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三十多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定于11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总司”派人到市委，要求市委、市府承认。市委认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违反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

事件经过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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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司”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承认，仍如期在1966年11月9日召开大会。会后组织游行，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大楼寻找市委领导。

11月10日凌晨1时许，“工总司”一辆满载造反队员的卡车开到上海火车站，声称“有2万多人要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

2时许，万余名造反队员扛着红旗冲进车站，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在上海站负责红卫兵运输的原杭州铁路分局局长程香亭将这情况汇报路局、分局领导。路局局长邵光华向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铁道部负责运输指挥工作的王效斌请示汇报，并和副局长李明哲、赵国栋，上海分局局长纪玉文、党委书记王华生以及路局和分局公安部门的领导庞振泉、原修文等，先后到达上海站，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工作，要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但“工总司”成员不听劝告，强行登上运送红卫兵乘坐的602次、46次赴京列车，逼迫车站602次列车于6时35分发车北上。

发车不久，运行至安亭车站时，王效斌来电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不要来京、就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上午8时17分，经铁路局领导研究，由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通知调度所，将602次列车停在安亭车站的专用线上。由“工总司”另一头头潘国平纠集的一批人所乘的列车也被扣停于南京车站。上海铁路分局派组织部副部长蒋耀斗以及周文德、俞琪康等到安亭站向“造反队员”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做劝说工作，副分局长李殿元、昆山线路党总支书记徐炳德也到安亭站做劝说工作，但毫无效果。

王洪文等为了向中央施加压力，策动“造反队员”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了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并纠集数万人到安亭站声援他们闹事，铁路江湾工厂的工人谢鹏飞、傅世尔、周国庭、蒋周法等也一起参与，造成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小时，上海站36趟客货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五百余公里沿线，停满近百趟客货列车，制造了严重破坏全国交通运输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带领有关局的负责干部赶到安亭，劝说他们返回上海。

中午12时，陈伯达从北京拍发给“造反派”的紧急电报也到达安亭，要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当时少数人听从劝说，乘车返回上海。但有不少人被“造反队”头头锁进列车车厢，不准下车。王洪文等人辱骂回沪的“造反队员”是“叛徒”“逃兵”，诽谤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去的干部是“保皇派”，并在车站附近的吊车旁，围攻这些干部。

12日，张春桥从北京直接来到安亭车站，背着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进行谈判。当日，造反队员陆续返回上海。 [1]

1967年4月，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井冈山总部”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 两派，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到1968年4月两派发生武斗，持续百日之久。

井冈山414总部成立

表哥阿棠在1966年最早一批参加了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并且是他们电机系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小头目，他曾到我家劝说我父亲加入他们“老团”的“革命阵营”。他说，姑丈（姑父），××教授和×××副教授都是和你认识的，都加入了支持“团派”的教职工组织“红教联”，“老四”是维护蒋南翔的保皇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跳梁小丑……

我父亲对阿棠说，我是逍遥派，就只会教教书，不参与政治活动，“老团”和“老四”我哪边也不沾，也不靠。

阿棠又说他们刚刚制造了最新式的长矛武器，原来的长矛枪杆只有三米，现在新制造的长矛枪杆长度达到了五米。我父亲问他，那得有多沉啊？谁端得动呢？阿棠说，新式长矛枪尖部分还是钢铁打造的，枪杆部分是铝质材料的……

校领导刘冰、艾知生被批斗

大舅妈听说儿子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还要参加武斗，忧心如焚。她来信给我妈妈，让姣阿姑替她管教儿子，务必退出什么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对阿棠骂也骂得，打也打得……

但是自打阿棠劝说我爸爸支持他们“团派”红卫兵无效以后，很长时间（好几个月）了，一直就再也没有来过。

日子就这么乱哄哄地过着。1967年武斗刚开始不久的一天，我们家的保姆田大妈闲极无聊，得知两派打起来了，便用儿童车推着我刚刚学会走路的弟弟，带上我，到原来的二校门那边去，说“看看大淆生（xiao，二声，大学生）打仗去”。

“修记女生食堂送葬大会”，艾知生“陪葬”

我们来到距离二校门差不多一百米的地方停下，看武斗的大人孩子拥挤得里外三层，乌泱乌泱的。在二校门东边机械馆楼顶，屋顶上面两个小伙子在用巨型弹弓射击躲藏在斜对面第一教学楼里的敌人，我也弄不清楚哪边是“老团”，哪边是“老四”，大弹弓使用两根铁管子拿水泥固定在楼顶上，用两条自行车内胎做拉力装置，“炮弹”是一个比篮球还大的焦渣子。两个小伙子使足力气，身体后倾，突然一起放手，焦渣子“炮弹”向对面的一教呼啸而去，“轰”的一声巨响，一教的一扇窗户整个被打飞了，下面围观看热闹的人们一片哗然。当时我看得心惊肉跳，感觉是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这一情形仍然还历历在目。

工物系批斗何东昌、余兴坤、吕应中

到1967年夏天，三伏快过完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忽听一阵哗啦哗啦的铁皮摩擦声，只见十几个头戴柳条帽、身穿铁皮盔甲、手持长矛枪的武士排着队迎面走过来，一个武士从我身旁走过时，竟然轻轻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我抬头一看，竟然是我表哥阿棠！我大呼小叫地跑回家，等到我妈妈听到消息追到院子外面，穿着铁甲叶子的武士们早都哗啦哗啦地走远了。

1968年4月23日，清华园内发生了持续百日、震惊全国的团派和414派的大规模武斗。这天上午九点，蒯大富调集武斗队伍攻击“414”首脑所在地旧电机馆，双方参战人数达数百人，动用了长矛、硫酸、石块等凶器，打斗持续了六个小时。4月29日，团派出动200多名武装人员去414派控制的第九饭厅抢夺粮食，414成员、自9班学生谢晋澄被团派的抢粮卡车碾压，当场殒命（终年24岁）。

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

5月30日凌晨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武斗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展开，团派、414派双方动用了土坦克、汽油弹、毒气弹、毒弩箭等杀伤性武器，大打出手。

团派的武斗首领、冶金系学生许恭生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掩护同伴撤退时断后，不慎滑倒在地，追击他的老四们立刻蜂拥而上，二十根长矛活活戳死了许恭生（终年24岁），众人一起动手是为了互相分担行凶的责任。414成员工化系学生卞雨林在武斗中被毒弩（弩箭上涂有氰化钾）射杀（终年23岁）。团派成员19岁的学校修缮科青年工人段洪水，在攻占东区浴室楼顶时被414用长矛捅下云梯，自高空坠落，当场摔死。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主楼前被批斗

最后蒯大富不惜代价、孤注一掷调来救火用的消防车，实施火攻，他们使用高压水龙向东区浴室喷射汽油，又投掷自制的燃烧弹引燃大火……1968年清华大学的“5·30”大械斗最终是以团派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为了阻断团派占领区域的照明和通讯联络，7月7日夜，414派人炸断了通往清华大学的3.5万伏高压输电线，整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霎时漆黑一片，停电长达四个小时。

“工字厅”内"黑帮"在劳动

旷日持久的团派与414派的武装争斗，造成30多人残疾，数百人受伤，直接因武斗而死于非命的就有12人。

我表哥阿棠差一点就成为清华武斗中死于非命的第13个人。

他亲眼目睹了团派战友段洪水被长矛刺中，自高空跌落的惨状，内心悲恸。“5·30”大战之后，他带领电机系的五六个兄弟把守一处据点。

两派学生围绕宣传车发生冲突

某日，一个414的在他们楼下挑衅，破口大骂，说有本事的下来较量较量，别躲在楼上当缩头乌龟……阿棠怒不可遏，不顾同伴阻拦，单枪匹马下楼去找那个414的家伙。那人见他真下来了，掉头就跑，阿棠端着长矛在后面紧紧追赶。

其实这是一个调虎离山的圈套，还没有追出多远，阿棠就中了埋伏——附近一座三层楼的窗口，另外一个414的人早就做好准备等在那里，见到阿棠追过来了，那个人举起一块大石头照准阿棠头顶狠狠砸下来，等他发现大事不好急急躲闪时，还是晚了，大石头砸在他头部右侧，柳条帽被砸飞了出去（如果没有柳条帽，他必死无疑），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

清华414学生步行进城游行

他的团派弟兄们立刻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救治，他在北医三院昏迷了两天两夜。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阿棠最终与死神擦肩而过 ，捡回了一条性命……

1968年7月27日，随着工宣队入驻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风波逐渐平息下来。8月中旬，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的表哥阿棠又来到我家，我爸妈并没有过多责备他，只是查看了他额头上大约五公分的长长的伤疤，更没敢将此事写信告知远在上海的大哥大嫂。

清华园内的大字报

记得这天，天有点阴沉。阿棠带我去了荷花池，这里就是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写作著名散文《荷塘月色》的景致所在地。仲夏夜的荷塘在作家笔下如诗如梦，亦真亦幻。

我们兄弟俩走过绿漆斑驳的铁桥，在近春园荒岛的西南一隅停下（就是现在晗亭所在的位置，晗亭是后来为了纪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罹难的原北京市副市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而特别修建的），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坟茔，堆满了花圈和挽联，很多都已经发黄了。

清华园内的大字报

到底有没有看到墓碑呢？我苦思冥想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时候还不识字呢，只依稀记得表哥阿棠念叨了什么“革命烈士段洪水之墓”……阿棠向段洪水的墓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凭吊完这位曾经在团派一起“战斗”过、现在已经遇难的年轻朋友段洪水，阿棠就带着我悄然离开了。记得我们去后没过多久，那一处墓地就被工宣队挖开铲平了。

1969年初，表哥阿棠毕业分配去了山东德州电厂工作。

1968年夏，在北京等地的一些大专院校里，学生组织中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并酿成武斗流血冲突。

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的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北京各大专院校，宣传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接管学校的领导权。

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

8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

据此，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小学普遍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

当时在宣传上将派工宣队进驻学校说成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有力地平息了武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动乱。 [1

王洪文能够快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1968年国庆的时候，国务院叫上了全国的工人和工宣队代表来北京参加活动，王洪文呢，是上海队的头儿，他住进了中南海，还见到了毛泽东本人。

按照老规矩，毛主席先朝王洪文问了句：“你老家是哪的啊？”

王洪文说：“我老家在吉林长春郊区，出生年份是1935年。”

毛泽东再次询问：“你家里人都是做什么营生的呢？”

王洪文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家是贫农出身，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在16岁那年选择报名参军，期间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到了1956年，我从部队复员，之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做的是保全工。后来在1964年，我被调到保卫科担任干事。不过，1966年的时候，我卷入了那场风波，跟着一些人反对上海市委的决定。”

这次碰头，王洪文的表现让毛泽东挺满意，他过后跟张春桥提起时说道：

王洪文有过不少经历，他当过工人，参过军，还做过农民。他的背景比你我都丰富，咱们得深入了解工农兵的情况，还得亲自去做调研。而他已经亲身体验过工人和士兵的生活，自然就有了这些基础。

在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也安排了大量人员冲击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大院，根据事后统计，王洪文调集了约10万名“工总司”成员，包围了康平路大院的“赤卫队”成员，当时“赤卫队”成员不足3万人，人数远逊于“工总司”。在这场“武斗”中，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冲锋陷阵，不断殴打“赤卫队”的成员，有91名“赤卫队”成员被打成重伤，300多名赤卫队骨干分子被王洪文抓捕。

经过这次事件后，“赤卫队”（保皇派）被王洪文强行解散。

1967年2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王洪文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排在他前面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以及第一副主任姚文元，两人都算是文人，不擅长“武斗”，王洪文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镇压其他造反派的重任，成为上海“武斗”的积极分子。

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调集了约10万多名“工总司”成员，包围了上海柴油机厂。当时“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驻守在上海柴油机厂，他们反对“工总司”，一开始，双方的“武斗”只是小规模地打弹弓、扔砖头等，不过，在王洪文的策划下，这场“武斗”不断升级，8月4日凌晨，王洪文已经命令“工总司”成员出动25吨履带式大吊车（进攻上房而已，呵呵呵）。

“工总司”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头戴藤帽，带着棍棒、刀斧，见到人就打，其中打完男的就剥光他们的上衣，打完女人就把她们的上衣撕碎，在这次“武斗”中，“工总司”打伤了650多人，很多人都受到重伤，有的甚至终生残疾，足见“武斗”有多么残酷。

另外，这次“武斗”还造成了重大损失，工厂的损失达350万，光维修厂房就花费14多万元。这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损失堪称天文数字。

百度词条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6年在上海市成立的造反组织

1966年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在南下来沪“传播革命造反经验”的北京红卫兵等的支持下，上海一些工厂造反派串连、纠集一起，筹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

11月9日下午，上棉十七厂王洪文、玻璃机械厂潘国平、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发起，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中共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正式成立，并在《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 [1]

我们曾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第二十章《题旨与结论》中，阐述过一个观点：文革是一场发动全民、遍及全国、历时十年的政治动乱，但文革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枢机，没有被这场动乱所触动——那就是全国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发生变动（“珍宝岛事件”后，为了战备的需要，地处边疆的个别区域曾作过调整。不像现在海南已从广东划出；重庆已独立于四川，等等）。因之，中国存在着“四个层面”的文革――中央层面的文革、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

固然，行政区划关涉地界，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只是此在的指向更在于政治意义的行政管理的构架。所以，所谓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并非是强调其地理上的管辖区域，而是强调其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的构成，即每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都是自成系统、自成“层面”的（当然，这个系统又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开放状态中）。

正是确立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上海的文革运动与其它所有省区（直辖市）的文革运动呈现出显著的不同，起码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上海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在沪军队院校系统曾发生两次枪击事件。此处不议）；第二，是上海的工人运动以绝对优势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北京及各省区等，一般都是中心城市重点大学的红卫兵领袖主导着运动）。如果说后来王洪文升任党中央副主席是一个结果，那么1967年年中，全国多数地方爆发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就曾表示“上海市工人阶级工作做得好”，并询问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回答：“上海工人几乎都参加了工人造反司令部了，两百多万人了。上海的事情工人说了算。因为工人力量大，联合起来了，上海什么事都依靠工人阶级”。

这充分反映了上海文革运动的基本面――初始阶段，上海红卫兵在“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方面，起着一般意义上的“先锋”作用（包括南下北京红卫兵的“点火”）。自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以来，上海的文革运动就基本归于“上海文革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看工总司”的模式中（至文革运动中后期，演进为市“工代会”、市“总工会”）；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之后，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日趋式微，尽管工人运动各组织和各下属之间存有裂痕；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与机关干部革命造反组织之间存有芥蒂，甚至在个别的关节点上存有抵忤，终究在上海完整地形成了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为主导，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为首的工人运动为主体的构架。

恰如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承认：上海是“工总司”在左右局势。

第一编的内容涉及“工总司”成立、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康平路事件、反对经济主义（含临时工、农垦职工、毕业生等）、一月夺权、“1.28”炮打张春桥事件、《新民晚报》夺权事件，以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例如“工总司”成立就有成立大会的《海报》、《宣言》、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定五条，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的《特急喜讯》等；例如康平路事件就有工总司当日发布的《紧急通令》、《联合指挥部决议》，及针对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张维维（张春桥之女）“保卫工人赤卫队”的行为，指认“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的《联合声明》等；例如“1.28”炮打张春桥事件时，直至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下达后的1月30日，工总司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扫雷纵队、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等，发布了《联合声明》、《特急声明》，表示中央的特急电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反动逆流”，“胆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就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

由此可见，《汇集》第一编可谓自工总司成立以来，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基本勾勒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运动的概貌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