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

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

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

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

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

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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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两个主席当面冲撞起来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