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团的做事风格 -- 西瓜子

1934年十月的远征是左倾那帮人蠢猪式指挥的结果，比如已经被四面合围了，却对主动伸过橄榄枝的、要求联合反常凯申的、已经发动了闽省事变的十九路军恶语相向，把这次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主动放弃，甚至发出十九路军比常凯申更危险的愚蠢言论，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很快失败。

然后十九路军被常凯申整合，加入到进攻我们的行列中，但是左倾那帮人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然后就是打不破围剿，然后被迫出逃，途中又蠢猪式地带着X光机、印钞机、什么坛坛罐罐一大堆，所以只能蜗牛一样走路。

桂军一心想把队伍赶紧送走，结果广西军等啊等啊，发现队伍就是不挪窝，那就只好暴打一顿了，一战下来，队伍就少了一大半，只剩了三万多人，邦宪一下子精神崩溃，拿着手枪在脑门上不停比划，要不是被拦住，他就自己去了。

即使这样，这帮人还是不认错，教员苦口婆心做工作，从湘江一直做到了遵义，三万人马被人家四十万围起来，无路可走了，才放权让位。

或许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可以高风亮节，但是涉及到一个集团，一条路子的全体执行者，这里面就涉及到一大群人的前途、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所以左倾那帮人不到死到临头不认错。

他们贪恋权势，所以他们夺权时，不惜一切手段。用酷刑、屈打成招、株连、死刑来对付自己人。好在教员心肠软，根本不会用他们的下作手段，所以这帮人后来都平安落地了。这是题外话，放下不提。

后来社团有了教员掌舵，总是选择正确路线，于是慢慢形成了一个传统，对于已经选定的路子，总是一条道走到底，直到吃干榨净这条路子的一切红利。然后形势变化，教员马上提出新应对，大家跟着走，然后就从一个victory走向下一个victory。

在教员走后，就出问题了。教员的巨大威望，让他可以领着八亿人，前一刻还在喊打倒美帝，下一刻就把美帝头子接来谈判。八亿人没有一个觉得有啥问题，因为实践证明，教员的选择就是对的，大家跟着走，就必然胜利。

教员的威望，后人没有。所以每次调整路子，就很麻烦。

在前一个路子中获益的团体不会轻易放弃，因为这意味着其失去现有获利方式、甚至权利和地位，所以就要耐心等待调整的时机。

这个时机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多半是事业出现严重挫折，队伍出现了严重牺牲。这个损失，大到不愿意离开舞台的人，不得不赶紧走人，这就是调整的时机。

科层体系下，基层是听指挥的。基层从前一个说法，调整到接受一个新的说法，是需要正反对比，凝聚共识的。

前述调整的时机，这就是挫折和代价，就是正反对比的素材，就是所凝聚的共识。

共识怎么来？就是从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中来。

教训为何是教训？就是因为利益受损了，广大基层为何会认同这是个巨大的教训？因为基层自身也跟着利益受损了。

这就是那句话说的，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或者长期欺骗一些人，但是无法长期欺骗所有人。其原因，就是基层至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自身切身利益到底是受益了，还是受损了。

广大基层，尤其是接受过教员教育的东大基层，根本不会被糊弄。

一个经历过十年洗礼，而眼中外没有神仙皇帝、天生贵种的民族，绝不会轻易被人愚弄。

基层跟着走，是因为符合广大基层的利益，不是因为别的任何原因。

所以还没有发生社团急打方向盘，发生剧烈方向调整，是因为在当前路子，还有潜力可挖。无论是基层还是高层，还没有凝聚共识。

之所以还没有凝聚共识，是因为路子还没有导致巨大挫折。或者已经出现挫折，但是当前路子的获益，还超过损失。

历史发展是唯物的。原因就在这里，机理也在这里。

这个规律，适用于东大，对于别国未必合适。

未经教员领导过的民族和国家，已经在文化和民族精神上少了一次进化。对于未经十年洗礼的民族和国家，就是又少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

实际上，东大跟东大之外的实体，在民族精神和文化分层上，已经是两个“物种”了，其差距之大，类似于智人和猩猩。尤其是那个山巅之城，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一个猴，怎么能跨越鸿沟，竞争得过一个人类？

扯远了，最后点一下题：教员走后，社团的风格，就是吃干榨净当前路子的红利，直到碰铁板头破血流，然后反方向急打方向盘，然后一条道走到底，再次吃干榨净这条路的红利，直到撞铁板，然后下一轮循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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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个典型的阶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