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这个厅官，也太狠了点 -- 漂浮游

她曾经因为产量高、质量好上过当地新闻，荣获过市劳动奖章，当年客厅一进门就能看到她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曾经获得过的荣誉都放整齐地放在架子上（下岗之后她把这些荣誉都擦干净收进了一个大纸箱子里）。然而随着厂子门口一张通知上有了她的姓名，她这个曾经“国家的主人”中的一员成了被抛弃的一个弃儿，我当时问过她怎么不去找一下呢（因为按照资历和工种工龄来算她是应该下不了岗的）。结果父亲告诉我母亲是因为看不惯一个副厂长以公家的名义去干私人的事情就写了封信，而这位副厂长就是主管厂里人事的，听母亲的工友说这位副厂长的夫人是市里某位领导的侄女，

但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父亲开始产生了怀疑——“说了些话”，从此再未进步。到1991年“姓资姓社”争论时一向闷头工作的父亲参与站队了那位喊过“不留隐患”、搞了个“两个声音”大新闻的高社长，九二南巡后父亲就被调离了文宣系统，他就申请去做农村的工作，即使是个闲职，到21世纪初父亲的老上司跟他说“还是可以回去的”，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不过他偶尔还会动笔在一些“左网”上发几篇文章，到2012年他折在了一篇“夜奔不是叛逃”的文章评论上，还受到我在香港网站敏感问题上发言尖刻的牵连，随后父亲被谈话，没过多久就申请了病退，自此再不写文再不评论。

1、厂长曾到我家，找我父亲“沟通”母亲下岗的事，我母亲给他们倒茶后，避去另一房间。我父亲对厂长说：“你们单位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甚至本世纪初，我母亲多年来只能拿几百块钱（记得是很多年是400块）的内退工资。习上来后，慢慢得给加到三千。很多当年下岗的职工，对习观感并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