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试论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两把钥匙 -- hwd99

有，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了公社化制度，以及“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制度。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

中国在1950－1970年代，是否也有颇为浪费的大吃大喝现象？这样的现象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常见？ - Chen Shen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697651/answer/1784081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326/13/35000187_1073677227.shtml

嘉陵江畔的追忆:公共食堂的荒唐闹剧和苦痛经历

党史故事丨陈云在“三年困难时期”推广食用大豆

https://www.fjsmu.edu.cn/dsxxjyzt/2021/1220/c4393a119780/page.htm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发生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从1960年上半年起，粮油副食品供应持续极度紧张。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并经中央推荐的代用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但是这些代用食品营养价值低，不能解决居民最起码的营养问题。陈云为此殚精竭虑，从夫人于若木那里受到启发，打起了推广吃大豆的主意。

　　据于若木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减了粮食定量，她的女儿和同事得了浮肿病。那时她在国家科委工作，国家科委的一个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2两大豆就可以解决问题。于若木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陈云，陈云看后立即发电报给东北，调大豆进关。在《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意见》中，陈云特别讲了这个问题：“城市居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虽然大家都不讲，但是都看着我们怎样解决。……大中城市比小城市更困难。大中城市八千万人，减去郊区人口二千万，就要解决六千万人的生活。怎样解决呢？肉不行，油也不行，最有效的是豆子。如果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五斤嫩豆腐，一个月十五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能发给机关单位，免得又榨了油后再用豆饼做成豆腐。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第一，增加了粮食；第二，增加了工资。”陈云这样讲，不仅仅是受于若木给他的那篇文章的启发。他还召集营养学家座谈协商，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过战争年代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干部和部队的食谱之后，才有了如此周密的计划。

　　1962年2月8日，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豆子的营养价值，以及为什么要重视“吃豆子”的道理：

　　“猪肉上不来，人们的身体怎么支持呢？我看要吃豆子。全国一亿城市人口，每人一年吃30斤大豆，只要30亿斤；如果每人一年吃36斤，也只要36亿斤。我们的大豆产量过去是190亿斤，现在降到120亿斤（绿豆、蚕豆除外），从中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一两大豆含20克蛋白质。一个人一天需要70克的蛋白质，吃一斤粮食有45克，吃一斤蔬菜有5克，其余20克，每天吃一两豆子就行了。”“一斤豆子可以做三斤老豆腐，可以做五斤嫩豆腐。如果一个人一个月有三斤豆子，就可以做15斤嫩豆腐，每天可以吃半斤。”“如果我们保证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豆腐，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全国一亿城市人口，如果我们只解决6千万人口的问题，只用20亿斤大豆就可以了。吃了大豆是不是可以顶得住？我认为可以顶住。”“我们这些人是吃肉长大的，还是吃豆腐长大的？我们主要是吃青菜、豆腐，家常便饭。所以，如果真正一天有一两豆子，可以勉强过得去，又增加了营养，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又可以不降低。”“豆子里边含有18%的油脂，一个月吃三斤豆子，就是54两的油，也就是说，等于一个月吃了半斤油。吃油和吃豆子，到了肚子里头效果一样。”

上世纪50年代的集体大食堂，要啥有啥，吃饭不花钱的“最美”时光

2019-03-29 06:27:45　来源: 嬴牟左史  

1958年，全国各地开始兴起了大办人民食堂的热潮。人民公社食堂承载了国人“同吃一锅饭”的集体主义理想。下面就是一组当时关于集体食堂的宣传画和公共食堂的真实照片。

在很多老辈人的记忆里，那段时光真是一段“最美”的时光。想想吧，吃饭不花钱，想吃啥就有啥，大家劳累了一天，一家老小来到公共食堂，敞开了肚皮吃。食堂里人声鼎沸，全村老少如同一家人一样围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的气氛怎能不让那些老人们怀念。

公共食堂是国人关于“大同社会”的初步实践，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当时的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和生产积极性。

但是公共食堂并没有坚持很长时间，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来临。物质供应越来越匮乏，公共食堂的经营也举步维艰。最终相继解散。

https://www.163.com/dy/article/EBD191E405435TQ1.html照片在内

凤凰网出品必为精品骂毛主席。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日完成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总集，批露了一个重要材料，即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一封有关“大食堂”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的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火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此处省去103个字）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等同志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去三万人，去年约死两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在已减至一万余人，但我们去的地方，有的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此处省去136个字）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来说，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是毛泽东派到湖南的中央调查组组长。毛泽东是4月8日到达长沙的，也是来湖南就农村工作进行调研考察。4月14日，率中央调查组还在韶山作调查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上述信，并另送上了四份材料，一并交毛华初带交给毛泽东。毛华初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的养子），时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中央调查组的工作。

毛华初是到长沙开会的，一到长沙，即将胡的信和材料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并托他转交给住在省委蓉园的毛泽东。张平化立即赶到蓉园四号楼毛的住处，将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晚，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份材料。估计看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真实数据，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不安的，第二天即约毛华初到四号楼来，让他当面汇报调查组在韶山所风见的详细情况。毛华初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解散食堂问题的意见。毛华初的话，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想不通的是“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呢？“同样多的粮食为什么吃食堂就吃不饱？”（真离注：哈哈，毛主席还能想不通，作者还真是“天真”！！！！）

据《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记载，“毛华初按照调查组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为毛主席了解和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P211）

毛泽东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事情的处理，有组织原则与程序。“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但是，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得出，实际上，他的内里已经下决心要解散大食堂了。毛泽东星夜将胡乔木的信和几个调查报告批给正在主持召开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张平化。并要求将这些材料“今日印好”，也要“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

4月15日，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改变了原拟定的会议的开法，实事求是地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16日，湖南省委发出了188号文件，转发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并要求各地市县委“立即仔细阅读，并派出一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书记，亲自深入到一个食堂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以便取得直接经验，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后，有组织地处理好一部分和大部分食堂散火的问题”。（同上）

至此，食堂大解散的冰山，终于崩开了一角，接着，全国的解散工作，也就随之开始了。影响了几万万人口三年之久的大食堂梦癔，终于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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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吃不完”的大锅饭年代

2009年11月03日 09:21凤凰网专稿

梁文道：新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期，粮食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多到有一些人民公社，要在这个社的路口外面，路边上摆摊，然后把食物就堆在那，路过的人不管是哪来的人，都硬扯着要请他吃饭，要让他吃东西。人家不吃，说刚吃饱了，不行，也得坐下来吃。那是什么样的时期呢？那就是中国在搞人民公社的年代，在搞公共食堂的年代，而且是搞得最兴奋的年代，也有人说那是一个幻觉的年代。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大锅饭》，副题《公共食堂始末》，作者是罗平汉。罗平汉很有名，他现在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是中央党校博士生的导师。那么他写这本书，其实也就是写大跃进那个时期的事，但是他抓住一个主轴，就是公共食堂来讲，那么这一点就比较罕见。这里面他就说到了，在前言他就说，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都因为大跃进的关系，还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系，搞进了公共食堂里头。全国当时有345万个公共食堂，而在这里头吃饭的人，占了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也就是说那是5亿中国农民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了。

那么在这个公共食堂吃饭，一定是有好处的，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公共食堂向来就是社会主义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从空想社会主义时代开始，当时的思想家就是设想一个公共食堂，就是大家不在家里吃饭，不在家里做饭，全部集中在一起吃。而这个想法背后，他们是有科学根据的，比如说当年1958年的《人民日报》曾经这么写，好处很多的，归纳起来两方面，一方面增加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的时间，大量的妇女，可以从繁琐的柴米油盐里头解放出来，投入生产劳动。而单身汉的生产劳动时间，也因为有了食堂可以增加，一般劳动者吃饭时间一致了，可以省得生产的时候，你等我，我等你，耽误时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改善人跟人的关系，打破了狭隘的家庭思想，而集中在社里面，增进整个公社里头的集体的感情。

而且这里头尤其是解放妇女劳动力这一点，是当时最被人歌颂，比如说你说磨面、做饭、带孩子、缝纫、洗衣这些事，在人民公社里头，全都集体化了。这么不就解放了妇女的劳动力了吗？那么生活也集体化了，很好。但是罗平汉先生，就很正确的指出，这样的算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他说食堂化前，农民一家一户分灶吃饭的时候，农村妇女其实并不是整天做饭，而是有人附带做些农活的，有些妇女甚至充当了主要的劳动力。而且当时农民的家庭人口一般比较多，家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和半大的小孩，即使无力做从事生产劳动，也可以做些煮饭、看管小孩之类的家务劳动。

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问题来了，问题出在哪呢？管理员、炊事员只能由青壮年劳动力担任，此外种菜、打柴、磨面等也需要专人来搞，而这些事都是以前附带人做成的。也就是说人民公社并不如，这个公共食堂不如当初设想的那么科学，那么的有效率。然后公共食堂这一点，当时附带很重要的口号一起出现，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叫做吃饭不要钱，就叫做共产主义了，这话是毛泽东自己讲的。（这就是凤凰草鸡台啊！！！）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面，他非常赞赏当时的公共食堂的设施，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个大变化，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而当时真的大家都以为公共食堂太好了，就是吃饭不要钱，你比如说，大家都认为粮食生产高了大跃进的时候，觉得中国的情况实在是已经好到不得了了，那么好的情况，怎么办呢？那么大伙就可以好好的放开来吃饭了。比如说，这里头当时我们知道大跃进的时候，有特别多的一些卫星田，一天到晚夸称自己产量多高多高，而粮食多到一个程度是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这里头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去徐水视察的时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县，夏秋两季一共收获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

毛泽东本来他对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根据罗平汉先生说，他也是半信半疑，觉得这太奇怪，怎么大跃进搞了不到一年，大家都说自己的粮食增产了这么多。

但当时他看了一看，他也觉得没办法不信，而且就问他们说，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了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张国忠就说，可以换机器，跟隔壁县。毛泽东说，可是不光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粮食。旁边就有一个人说，主席，我们可以拿山药来造酒精，毛泽东又回答了，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我们哪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于是这怎么办呢？大家为了粮食太多吃不完的问题苦恼了之后，毛泽东就告诉他们了，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一天吃5顿也行。

由于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就是一天吃5顿都行，粮食太多吃不完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有这个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说法。那么不光是要吃饱，而且是要吃好，怎么样吃好法呢？比如说当时江苏常州地委，当时就提出了办好食堂的8样标准，就是说半个月菜式不重复，不同样，中午三菜一汤，那么一个月里头吃5次面条、2次饼子、3次团子、2次馒头、13次肉、13次鱼、素菜半月不同样。而且当时江苏常州市，他们公共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这都是当地有名的饭馆。那么最后终于办成了流水席，不定时吃饭，社员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坐下吃了就对了。结果再过了几年，我们就知道，那几年中国大概饿死了起码是1000万以上的人。（嘿嘿嘿）

《开卷八分钟》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公共食堂像一阵风，很快吹遍大江南北，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统计，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达到88.9%，河南省达到99%。

　　-为了研究公共食堂，毛泽东把六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召集到专列上

　　-内心有不同意见，但说还是不说？江渭清想起了郑州会议前的一件事

　　像不少的所谓“新生事物”一样，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争论和斗争也就开始了。到了庐山会议上，它成了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更是把到不到食堂吃饭提到了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

　　时过境迁，两年以后中央又做出决策，“公共食堂一风吹”。决策的领导人经历了从热情鼓吹到冷静对待再到做出正确新的决策的过程。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同笔者谈起这段往事，颇有感慨：

　　1960年冬，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途中，把六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到“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发表了很多意见。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但面对主席，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

　　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应该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毛泽东夸道：这个农村支部书记有水平

　　-毛泽东痛陈：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那是在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搞调查研究。在上海，他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县，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汇报。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曾希圣汇报的时候，江渭清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

　　曾希圣汇报完，毛泽东说：“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呆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了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

　　“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这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的，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听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主席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

　　-江渭清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很不高兴，毛泽东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专列在前进，江渭清听着车轮声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惟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又点名要自己发表意见，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发!”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你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三亿口猪。现在你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你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得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农村去搞调查，搞它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说得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好像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吗!”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三个月。”

　　这时，坐在一边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言了，他对江渭清说：“你们江苏的苏州地区基础比较好，他们那里的食堂还可以照办下去。”

　　江渭清解释说：“苏州的情况好一点，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能办。”

　　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

　　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提出，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于是就有了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的调查。也就有了他们反映回来的“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朱德语)中共中央很快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怎样评价公共食堂，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毛泽东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值得人们效法的。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同志总要重复毛泽东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