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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体制内风闻趣谈:【赵黎平当众杀情妇】 -- 龟虽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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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保密哥”和胡春华不得不说的故事-续

前文说道,内蒙政府要夺回深圳的争议土地,打算走刑事路线,绕过最高法判决。公安厅长赵黎平要求杜文上北京,去请当时的刑法权威去背书。他们协商后,打算找四个人: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的起草者之一,有刑事诉讼法之父之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创始人,也是最高法、最高检的专家委员会委员。

赵秉志,中国法学会刑法分会会长。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刑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张明楷,原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清华法学院教授,目前的各大学主流刑法教科书的主编。

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的民商法学院的教授,因该案源头是民商事纠纷,公安介入民商事纠纷的合理性需要一个相关权威。

杜文带着团队到了北京后,就开始安排专家论证的工作。这个事的难点在于,相当于地方政府和最高法院作对,而最高法大量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都是他们所央求的专家的徒子徒孙。因此不仅有得罪势力的困难,还有人情上的困难。而正在杜文发愁之际,其上司武志忠带着两个亲信陈洪波和张小平也来到北京。并且勒令杜文的团队全部回内蒙,仅他自己留下。打算杜文本人仅负责起草论证意见,由武志忠负责和专家沟通。而陈洪波和张小平去办专家论证会相关的会务。杜文敏感的意识到,可能是自己之前和几个人大代表商谈的在全国人大会上发难的事情暴露了,自己已经不被信任。事后得知,他和几个人大代表聚会的内蒙古饭店哈博尔厅有监听,连某人大代表做了蒙古大将军服饰的细节都被上面知道了。(附:公安厅长赵黎平对此案态度转为积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监听到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已经打算换马,在这个饭店一次酒局上把公安厅长许给其他人。所以才急切抓住胡春华抛出的副省橄榄枝)。当时杜文深感情况的复杂,萌生退意,要求辞职去美国发展。但是这个事情是自己挑的头,还是想离职前圆满解决,不想让武志忠坏事。武志忠虽然做过二十年各级法院(副)院长,杀过多达三千人;但他是个法盲,不具备和高水平专家交流的能力。他的一级法官,是纯靠做官僚和送礼搞出来的。让他去办这个事情,只会惹毛那些老先生,把事情搅黄。

最后,杜文采取的策略就是隐下各种阴谋,用情去打动那些专家。渲染这块地如果要回来,能大大改善贫困蒙族牧民的生活,当年增收10%左右。并提供了提供了非常完整、系统的证据材料,包括最高法院的窃听录音,来展示己方的正义性。他同时给出了自己拟定的一份专家论证意见草拟稿。主要内容是:

这块地是双方当事人私下买卖土地,并没有经过法院竞拍。而我们国家是无论如何都禁止私自买卖土地的,国有土地的交易要经过所谓的招拍挂,刑法有专门罪名“非法倒卖土地罪”。最高法院用一个案发前两年的旧案号绕过立案庭、直接受理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下裁定,在情理、法理上都难以讲通。若交易主体有处分权,那是非法倒卖土地;而无处分权在刑法上则涉嫌诈骗。无论如何都是恶意串通侵占国有资产。为此他们公然向高法行贿四千万,又涉及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更涉及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真揭开了,要引起纪委介入。

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杜文最后还是感动了善良的专家们,同意给出签字。但是专家们谢绝了开论证会的要求,等于是完全越过了武志忠。虽然武非常恼火,但是只得接受。

而人大会也如期召开,内蒙古代表都住在元大都酒店。虽然代表人数不多,但是加上秘书组,中央地方各级媒体和服务人员,也好几百人,出入都是35辆大巴集体行动。这些代表和杜文只能电话联系。而人大开会的议案,是需要在各小组会上酝酿才能提到正式会议的,因此就需要在内蒙古代表团内部先形成多数。可是私下一旦试图说服其他代表,往往就会被问及胡春华书记,巴特尔主席的意见。没有领导的首肯,大家都不表态。最后还是胡春华书记做工作说服了三个挑头的代表,他们突然不再和杜文联系了。原来,三位代表之前跳得很高,一个原因是真为本族人民谋福利,同时受到巴特尔的暗地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年龄到站,连任代表无望,才临了再绽放一下。胡书记故伎重施,允诺了他们下次人大的代表资格连任,同时也答应把事情办好,就化解了他们的愤怒。第一次带团就消除了重大事故的隐患,内蒙众人皆称这个年轻人有前途。

按照计划,杜文把专家论证意见,以专报的形式。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行完整呈报。同时应赵黎平的要求,写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了:以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向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进行报案,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对此案正式立案,启动刑事调查程序。可是,在推进过程中,杜文却被排除在内蒙的最高层会议之外,或许是因为人大代表逼宫事件中过分积极的表现,他失去高层信任。不过基本的办事思路,还是和他的专业建议一样。

在执行层面,武志忠的法制办和赵黎平的公安厅,开的联席会议还是叫上了他们联系的纽带杜文。因为毕竟要得罪云家人(注:少数民族姓名常常比较混乱,乌兰夫曾用汉名云泽,故称云家),老油条赵黎平刻意叫上公安各口的人马,其中不乏云家线上的,他会上有意无意把这个锅扣在杜文和武志忠代表的政府头上,把自己打扮成不得不执行任务的小白兔。而武志忠则就坡下驴,说事情太大,可能还是要征求公安部的意见,他需要再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商量下怎么说服。

事后私下赵黎平又找杜文抱怨,说自己本来不积极,结果现在积极上了,你们政府那头又出什么幺蛾子,非找公安部。这事一找公安部就没法保密,八成要黄。并且透露,在杜文没参加的高层会上,胡春华拍板同意了,愿意拿出公款去贿赂公安部主要领导。还说自己和孟建柱关系不错,应该没问题。杜文诉苦说,这事完全是武志忠的主意,他可一点不知情。赵黎平声称里面有弓箭(方言,打牌作弊的伎俩)。赵黎平认为自己提副省的中组部谈话中,巴特尔和任亚平都给予了高度认可。这个档口,让自己去执行送礼,是不是要纳投名状下套?特别是(秘书长)乌兰巴特尔还要他提出个具体钱数。他连说不用,可乌兰巴特尔非说,胡书记拍板的事情,必须办。最后,赵黎平和杜文商量出云家送礼的十分之一,四百万的数目。部长孟建柱200万,经侦局、法制局各100万。

此后,某天杜文忽然接到武志忠电话,要求带120万现金到北京去。在北京新侨饭店,杜文见到武志忠和他老婆,小姨子以及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席间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当时中宣部长刘云山的外甥女,任包头副市长,和任包头建委书记的武志忠小姨子是闺蜜。而武志忠打算借这条线,行贿刘云山,120万是见面礼,打算混熟了再给三千万,来换取自己一个副省级。他认为自己和赵黎平就差一个月。当上厅级比赵黎平早了十年,可现在居然落后了,心有不甘。这样表面上可以借深圳这块地的由头走账,用公款给刘云山行贿,实际为自己谋个副省级。而带上杜文,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典章研究院走账方便,另一方面是体恤自己人,给他攀附刘云山的机会。

对这个送礼计划,后来乌兰巴特尔的解读是,武志忠作为云家人(私生子),虽然和布小林有矛盾,但那是家族内部矛盾,紧要关头还是要拉云家人一把。他想通过把事情复杂化,搅黄东蒙利益代言人巴特尔主导的行动。而杜文入狱以后的反思,则认为这是云家人想借机做局,把巴特尔和胡春华都装进去:自治区一级党委和政府决议行贿,是建国以来最大丑闻。不过在当时,杜文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自己参与行贿后患无穷,借口家里孩子急病连夜飞回内蒙,搅黄了这个计划,同时也就彻底得罪了自己的政坛伯乐武志忠。

回到呼市后,杜文查账发现,典章研究院帐上少了几千万,在自己不知情前提下,转给了武志忠家人经营的公司。而武志忠又要他准备十万美元现金,说自己去加拿大看孙子当见面礼。在一次偶尔路过偷听到他的办公室主任和武志忠密谋对付自己。于是杜文扛不住压力,向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任亚平和秘书长乌兰巴特尔分别举报了武志忠。从官场伦理看,杜文从一个律师被招纳入政府,年纪轻轻到了这么高的位置,都是武志忠一手操作。因此属于武志忠的家奴性质,而奴仆背主是很不合适的,对双方信誉都严重损害。所以这些领导都是想安抚过去,一面告诉杜文不能给那些转账签字背书,一面要他不要声张,以领导身份私下敲打武志忠希望他自己把钱退回。当时给的理由是乌兰巴特尔要退休,而法制办算是秘书长的管辖范围,就把典章院(即法制办下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一个单位两个牌子)纳入离任审计的范畴,倒逼武志忠退款。

在这个背景下,武志忠焦头烂额还了款。杜文趁机提出,是不是赵黎平计划的四百多万行贿计划可以暂停。但是秘书长乌兰巴特尔还是要求他继续进行。由于国家机关财务制度规定,不得大量存放现金,这四百多万就取出来由杜文个人家庭保管。他刻意留下字条,说明是公款。而在实施过程中,赵黎平又提出来,直接送钱不好,自己恰好认识个古董商人,能用130万买下价值千万的一个鼎,送给孟建柱刚好。而下面的局长,让自己的手下人请吃顿好的就算了,部长点头他们不能造次。在杜文和他交接这130万的时候,老警察赵黎平还摸了他的身上有没有监听设备,让其寒心。之后本来说好一起送礼,可赵又借故说是单独遇到孟,就送了。而在后来就该事项召集的机要谈话中,杜文就提出赵黎平怕得罪云家,不愿意在事情完成前,过多透露具体数目等细节。如有了解的需求,请组织直接和赵黎平联系。想借这个记录来洗白自己。

杜文是律师出身,深谙政府各项制度,特别是保密和档案制度,心思缜密。他在和所有上级打交道的时候,都留存了尽量多的文字书证,和几乎全部的谈话录音。可惜在缺乏足够有力的上级支持下,这些小技巧在后来保护他个人时,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却成了高层斗争的筹码。

事情有点乱,这篇写不完,看来还需要再续下去了。

注解

关于法律顾问委员会办公室和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院的关系

这个单位,一个名字是政府的一部分,公款按内部走账,遵守国家的财务制度;另一个名字是民间机构,是武志忠和杜文合资,分别占51%和49%的股份,大量接受社会捐款,法律服务,科研课题收入等等。两个牌子一套人马。这个四不像,当然有当时当地的特殊性,成为杜文案的一个要点。另外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各地政府往往都有意建立类似的模糊单位,既政府又民间,既事业又企业。既规避了政府机构的严格监管纪律,又能借用政府机构的权威性和信誉,好方便官员们“办事”。本来这种单位,出事了都可以一推二六五把政府摘干净的。但是恰好杜文案中,杜文心细如发,手头有大量的政府会议纪要,谈话录音,甚至领导签字的文件证据,死死咬住政府,导致其推脱不得,后来成了悬在胡春华头上的的一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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