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饱受折磨的城市上空雨水以什么语言落下？ -- 万年看客

安尤姆出生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家庭，生于印度独立后不久。她的父亲穆拉卡特.阿里——他将自家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是一个哈基姆或者说草药郎中，还是一个波斯语和马拉雅拉姆语诗歌的爱好者。他相信诗歌可以治愈一切，他像其他医生开药一样给病人开具诗歌处方。在书的第二章“梦之屋”，我们目睹了安尤姆的出生。除了她的母亲和接生婆，她的母语也在场，而且显得力量不足。一开始她的母亲被接生婆告知自己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很快母亲就察觉了情况不对：

“第二天早上，太阳将房间晒得温暖舒适，她抱着襁褓中的小阿夫塔布，满怀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耐心。她仔细地探索着他的小身体：眼睛、鼻子、头部、颈部、腋窝、手指、脚趾。就在这时，她发现他的男孩部位下面有一个尚未发育完全但毫无疑问是女孩的部分。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害怕自己的孩子呢？贾汉娜.贝甘姆陷入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在她所知道的唯一语言乌尔都语当中，所有事物——不仅仅是生物，包括地毯、衣服、书籍、钢笔、乐器——都有性别，一切都非男即女，除了她的孩子。当然，她知道有一个词来描述像他这样的人，Hijra。实际是两个词来，Hijra和Kinnar，但这两个词构不成一门语言。人有可能生活在语言之外吗？自然，这个问题并非通过词语或者单一的清晰句子摆在她面前，而是呈现成了一声寂静的、发自胚胎的嚎叫。”

人有可能生活在语言之外吗？对于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与语言紧密相连、被语言严实包围的家庭来说，这正是安尤姆的降生带来的危机。在孩子出生后的几年里，母亲一直对她的丈夫隐瞒着这个秘密。但当她告诉她的丈夫穆拉卡特.阿里时，他却无话可说。他知道很多诗歌，几乎面对所有事物都能吟诵相应的诗歌——每一种新的政治气候变化，每一次爱情危机或任何其他一切。他相信诗歌就算不能包治百病，也能极大地缓解绝大多数病痛。但是面对他的儿子或女儿，他却想不到一首诗来安慰自己。她竭尽所能地想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想要接受现实，但是终究还是做不到。

穆拉卡特.阿里让我们首次隐约感受到了印度语言的复杂历史，这与印度次大陆的复杂历史相映成趣。最终导致分治流血的动荡不仅分割了土地和人民，也分裂了一种语言，使一部分成为“穆斯林”的语言，另一部分成为“印度教徒”的语言。穆拉卡特.阿里就这样与浅薄的年轻记者们打交道。这些记者不时前来采访他，为各种报纸的周末增刊撰写有关旧德里风味文化和美食的文章：

“穆拉卡特.阿里总是以贵族式的黯淡优雅欢迎访客进入他的小房间。他本着自尊而不怀旧的态度谈论过去。他描述了他的祖先如何在十三世纪统治了世上已知的最大帝国，从现在自称为越南和韩国的国家一直延伸到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从北西伯利亚到印度的德干高原。他经常以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米尔.塔基.米尔的乌尔都语对联来结束采访：

Jis sar ko ghurur aaj hai yaan taj-vari ka

Kal uss pe yahin shor hai phir nauhagari ka

今日头戴皇冠骄傲，

明日此地沉溺哀悼。

他的大部分访客都是新兴统治阶级的粗鲁使节，这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抱有怎样年轻气盛的傲慢，因此也无法完全理解这首对联的寓意。这首对联就像一块点心，搭配了一杯浓厚的甜茶。他们当然明白这是一首悼念陨灭帝国的挽歌，这个帝国的边界已经缩小到了被古城的残破城墙所环绕的肮脏贫民区。他们也意识到这是对穆拉卡特.阿里自身困顿境遇的哀叹。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副被它们当成一块油炸三角的对联其实夹带着皮里阳秋的馅料，哀悼的表皮包裹着警告，由一个假装谦逊的博学之人双手奉上。此人完全相信他的听众对于乌尔都语一无所知，这种语言就像它的大多数使用者一样，正在逐渐被边缘化。”

我们现在所知的印地语、乌尔都语以及印度斯坦语曾经是同一种的语言，两者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这种基础语言叫做“khari boli”，使用范围是在德里及周边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北方邦西部。后来这种语言添加了一批波斯语词汇，就此发展成了乌尔都语。乌尔都语既不是宫廷贵胄的语言——那是波斯语——也不是普通百姓的语言。它无疑是一种街头语言，诞生于北印度的街头和集市——有点像今天的英语——但却未必会在各家各户的私密环境里得到使用，女性尤其不会在家里说这种语言。它曾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文学语诗歌的正式语言，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了各种变体，每个地区的文化名流都宣称自己的语言才是正统。

乌尔都语的辉煌时刻恰逢莫卧儿帝国日薄西山之际。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分裂始于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这场起义标志着印度不再仅仅只是东印度公司的私产。名义上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尔被正式废黜，印度被直接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被视为叛乱主要煽动者的穆斯林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也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极度怀疑。权力基础开始转移，等级制度发生变化，释放出了被压抑的积怨以及全新的能量。这些能量开始像烟雾一样从裂缝中渗透出来。随着凭借法令和军事力量统治的旧理念开始转变为现代的代议制政府理念，旧的封建社区开始凝聚成现代的“选区”，以便行使权力并且赢得就业机会。显然，选区越大影响力也越大。人口统计变得至关重要，因此第一次由英国主导的人口普查引发了印度上下的巨大焦虑。有史以来第一次，印度人开始自称印度教徒——此前他们从不自称印度教徒。而是用种姓名称来称呼自己：“我是婆罗门，我是巴尼亚，我是达利特。”另一方面，如今的“印度教”领袖们开始关注那些属于“不可接触者”种姓的数千万人民。在过去，为了逃避种姓的污名，大约有4500万人转而信仰了伊斯兰教、锡克教和基督教。但是现在他们的改信却成了特权种姓眼中的灾难。改革者们急忙介入以阻止人口流失。印度教变成了一种传教宗教。那些深信种姓制度、自认为雅利安人、源自欧洲种族的特权种姓印度教组织通过举行“家归/Ghar Wapsi”仪式，试图将不可接触者和原住民族裔保留在“印度教的怀抱”里。这是一种旨在象征“精神净化”的闹剧。他们被告知现在你是印度教徒，尽管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随着印度教徒这个新选区的建立，他们需要文化标志来区分自身语其他竞争群体，以此点燃传教者与潜在新成员的想象。圣典与神牛成了动员印度教徒的载体。旨在Gau Rakshak/“保护神牛”的社团纷纷涌现。即使在今天依然有人因为这一议题遭到私刑处死和杀害，究其根源始于一百五十年前。与此同时兴起的另一场运动旨在推广天城文/Devanagari，这场运动声称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不应是乌尔都语的唯一文字载体，天城体梵文也应当成为乌尔都语的正式书写系统。天城文最初被称为巴布尼文/Babhni，是婆罗门的书写系统。就像梵文一样，其纯洁性千百年来遭到严格保护，以免受到低种姓的污染。低种姓民众千百年来一直无权学习这些高等语言。但是眼下的时代变革却要求将其推广为“人民”的本土书写系统。实际上当时更广泛使用的书写系统是一种叫做凯提文/Kaithi的书写系统。但是凯蒂的主要使用者是卡亚斯塔这样的非婆罗门种姓，他们被认为偏向穆斯林。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凯提文不仅被丢弃，而且还在公众记忆当中遭到了抹杀。

将一场关于新文字的战斗转变为一场广受欢迎的社会运动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人口识字率只有个位数的时候。如何使人们对于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的事物充满热情？解决方案简单但巧妙。Alok Rai在旁征博引的论文《印地语民族主义》当中详细描述了推广梵文字母的运动如何与印度教团结、护牛以及家归的呼声结合起来。天城文推广委员会、神牛保护委员会以及家归运动的传教士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听命于同一位负责人——这种安排很可能今天仍在继续。推广梵文字母的运动也有直接和实际的目标，例如将梵文水平作为政府公职的资质——当时的基本资质是波斯语水平。这场运动一边不断加速，另一边又受到穆斯林精英的抵制，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根深蒂固的穆斯林领导人，例如当时最著名的改革家和现代化活动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以下是他主张保留波斯-阿拉伯文作为唯一官方文字的理由：“我们的贵族会乐意看到出身微不足道出身的低下种姓——尽管此人可能是学士或硕士并且具备工作所需的能力——处于他们之上并且有权制定影响他们生活和财产的法律？永远不会！”真是不同寻常，一对死敌各自最糟糕的偏见反而能成为他们的共同点。这场争斗依然是旧精英和新精英的机遇之争，新精英也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愿望伪装成了“人民”的意愿。

天城文运动在1900年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当时西北各省及奥都总督安东尼.麦克唐奈尔爵士签发命令，同意在省内法庭上可以同时使用天城文与波斯文。不出几个月，印地语与乌尔都语就开始被视为两种语言。双方的语言官僚开始割裂海水，瓜分词鱼。在“印地语”这边，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开始清除一切他们眼中的波斯语影响以及各种粗俗方言——不过印地语、印度教、印度斯坦国这三个波斯词汇显然躲过了这一劫。取代波斯文的是梵文。但是梵文是宗教仪式与经文的语言，是教士与圣徒的语言，它的词汇并非由日常生活的铁砧锻造而成，它反映的不是凡人的情爱、辛劳、疲惫或者渴望，它吟唱的不是平常人的歌谣与诗句——平常人的语言是阿瓦迪语/Awadhi、迈蒂利语/Maithili、布拉杰语/Braj Bhasha、博杰普里语/Bhojpuri以及无数其他方言。历史上极少发生这样的事例，人们如此努力地让一种语言变得更贫乏而不是更丰富，就像用鱼缸替换了大海。

随着双方立场越发死硬，甚至就连文学经典也遭到了分割。“乌尔都语”经典抹去了崇高的反种姓信爱诗人，如卡比尔、苏尔达斯、米拉和拉斯汗，最后这位是克里希纳的穆斯林信徒。“印地语”经典则抹去了最伟大的乌尔都语诗人米尔和加利布。（在印度斯坦古典音乐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尽管它还尚且没被正式划分为印度教古典音乐和穆斯林古典音乐。）幸运的是，最优秀的进步作家和诗人抵制了这种压力。他们继续创作丰富、深刻的文学和诗歌，同时完全意识到他们的语言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但是随着老一辈的逝去，新一代接受的正规教育来自必须由政府委员会批准的“新”印地语书籍和教科书，他们将越来越难以重新获得他们理应拥有的难以言喻的美丽遗产。正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当穆拉卡特.阿里背诵米尔对联时，他的警告包裹在哀悼之中，他确信他的年轻客人——属于“新”印地语的一代人——不会理解其真正含义。他知道这些访客的词汇量就像他本人的物质财富一样匮乏。

如今在印度，许多乌尔都语的年轻一代无法阅读波斯文。他们只能阅读使用天城文书写的乌尔都语。乌尔都语不仅被视为穆斯林的语言，而且被视为巴基斯坦的语言。这使得在某些人眼中使用它几乎成了一种犯罪。2017年3月，北方邦立法议会的两名穆斯林成员被阻止用乌尔都语宣誓就职。阿拉哈巴德市政公司的一名成员因试图做同样的事情而被指控“意图伤害宗教感情”。尽管印地语已经取得了响亮的胜利，但是守护者的焦虑似乎并没有完全消除，原因也许在于他们的敌人是那些习惯于拒绝真正死去的已故诗人。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的一个次要主题就是诗歌。当安尤姆与她父亲的朋友扎基尔.米安一起前往古吉拉特邦时，她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建议他们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时候可以去拜访十七世纪乌尔都语诗人瓦利.达卡尼的神祠，瓦利.达卡尼被誉为“爱情诗人”，穆拉卡特.阿里非常喜爱他，并且也寻求他的赐福。两人笑着背诵他的一对对联，就此敲定了他们的旅行计划——这是穆拉卡特.阿里最喜欢的一对：

Jisey ishq ka tiir kaari lage

Usey zindagi kyuun na bhari lage

若被爱神之箭射中，

生活难免变得沉重。”

几天后他们乘火车出发，先到阿杰梅尔，然后到艾哈迈达巴德。然后他们就杳无音信了。“没有人反对赛义达（她爱安尤姆，并且完全不知道安尤姆对她的怀疑）的建议：关掉电视上的肥皂剧频道，打开新闻频道并保持开机，以防万一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安尤姆和扎基尔.米安当前境况的线索。当激动的电视新闻记者在数十万古吉拉特穆斯林现在居住的难民营中对着摄像机镜头大声喊话时，他们在梦想之家关掉声音，扫视背景，希望捕捉到安尤姆和扎基尔.米安排队领取食物或毯子，或者蜷缩在帐篷里的身影。他们顺便得知瓦利.达卡尼的神祠已经被夷为平地，上面建了一条柏油路，抹去了它曾经存在过的所有迹象。”——真有此事——“不过无论是警察、暴民还是首席部长都无法阻止人们继续在神祠旧址的新铺柏油路中间留下鲜花。一丛鲜花在飞驰汽车的轮下被压成糊状之后，新的鲜花就会取而代之。谁又能斩断碾碎的鲜花和诗歌之间的联系呢？”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暴民会对一个三百多年前的诗人如此愤怒？瓦利.达卡尼，达卡尼（今天的德干）的智者，是一位十七世纪的诗人，也被称为瓦利.奥兰加巴迪以及瓦利.古吉拉特。他用达卡尼乌尔都语写作，这是一种当时北方宫廷诗人不熟悉的方言，后者大多用波斯语写作。尽管瓦利.达卡尼用乌尔都语写作，但他却是次大陆上第一位以迪万/Diwan形式呈现他的诗歌的诗人——这是一种遵照波斯传统的正式诗集，其中诗歌按字母顺序在三个强制性部分当中呈现：马斯纳维（叙事诗）、马尔西亚（纪念侯赛因殉道的挽歌）和卡西达（歌唱战士的赞美传统的诗歌）。瓦利.达卡尼的迪万在波斯语精英诗人圈内引起了轰动。他成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桥梁，也是乌尔都语诗歌的奠基人。破坏他的神祠的现代暴民如此热衷于本土主义，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地将瓦利.达卡尼尊崇为影响波斯语诗人的乌尔都语作家，因为正是他将乌尔都语的写作变成了高级文学，在他之前乌尔都语只不过是印度斯坦的街头语言。但遗憾的是，事态并未如此发展。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期间瓦利.达卡尼的坟墓被毁并不是唯一的类似事件。还是在几周里，巴罗达市的暴民袭击并破坏了乌斯塔德.法亚兹.汗/Ustad Fayyaz Khan的坟墓，他是最有成就的印度经典传统音乐歌手之一。许多年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骚乱中，一群暴民烧毁了另一位歌手拉斯兰.拜/Rasoolan Bai的住宅（情报官贾森.霍巴特最喜欢的歌手）。这些当代暴民的唯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们很理解艺术有多么危险。而且他们的品味确实无可挑剔。

我这场讲座已经太长了，最后我给大家讲解一句《极乐之邦》当中出现的印度帝国口号与咒语。安杰姆在古吉拉特邦的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一开始暴民发现她躺在扎基尔.米亚的尸体上躺着装死，他们认为她是个Hijra，而杀死Hijra过于晦气。因此他们没有杀她，而是站在她身边，让她高呼他们的口号：

“Bharat Mata Ki Jai! Vande Mataram!

她喊了出来。哭泣着，颤抖着，这份羞辱超出了她最糟糕的噩梦。

向印度母亲致敬！向母亲致敬！

他们让她活着。没有杀她。没有伤她。甚至都没有碰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好运。

屠夫的运气。

她成了这些人的幸运之源。她活得越久，给他们带来的好运就越多。”

婆罗多/Bharat、兴都斯坦、印度，这些名字被互换地用来指代我们居住的国家。“阿卡德.巴拉特”——不可分割的印度——包括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许多人认为高呼“Bharat Mata Ki Jai！”（胜利属于印度母亲！）是爱国行为而未必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体现。在没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安尤姆肯定会大声反驳、甚至可能痛殴一顿那些挑起争议的家伙，那些毫无想象力的字面主义者，因为他们质问道，婆罗多王国的婆罗多国王怎么会是玛塔（母亲）？为什么印度是母亲之国而不是父亲之国？她被迫高呼的第二条口号“Vande Mataram”通常被翻译为“礼赞母亲”，出自著名孟加拉作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诗歌，收录在他的小说《阿难陀寺》。这部小说讲述了萨耶山起义的故事，首次出版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小说一直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喜爱，因为它创造了理想化的印度教战士模板，这些战士奋起抗争，反抗堕落的穆斯林压迫者。《阿难陀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叙述过去而塑造未来。在这首诗歌当中，祖国与印度教女神杜尔迦被诗人混为一谈。然而诗歌的前两节还是成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非官方国歌，因为它们只提到了“母亲”，这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能将其理解为对于印度之母的指代。尽管这首歌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当中广受欢迎，但在当今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氛围里——一种欺凌性、强制性的民族主义——许多人，特别是穆斯林，并不清楚这首诗的起源，却经常被迫高呼“Vande Mataram”。强迫者们以此对他们进行仪式性的羞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歌的现代版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苏菲派穆斯林歌手A.R. 拉赫曼广为传播。令人难过的是，曾经深受喜爱的口号如今已成为了争议焦点。

在非孟加拉语地区高呼孟加拉语口号并不罕见。印度的口号——无论呼喊口号的是暴徒、抗议者、右翼或者左翼、军事占领区的居民、大型水坝项目的抗议者——全都是面向外界的表演，为了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听到，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口号用得并不是当地人的母语。在克什米尔的大规模抗议当中，你会听到乌尔都语和英语口号，却很难听到克什米尔语口号。 “Azadi! Azadi!/自由！自由！”的乌尔都语口号 ——最初是波斯语——可能源自伊朗革命，后来向东传播，成为了克什米尔自由斗争的标志性口号，同时也颇为讽刺地成为了印度妇女运动的口号。在印度的另一端，在南部的喀拉拉邦，我从小听着响亮的“Inqu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的乌尔都语口号声长大——这是对社会主义者巴加特.辛格/Bhagat Singh的致敬，他于1931年被英国人绞死——而当地人既不会说也不理解乌尔都语。另一条印共口号则是“Swadandriyam, Janadhipathyam, Socialism, Zindabad!/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万岁！”一句话就包含了梵文、马拉雅拉姆语、英语和乌尔都语。

讲完了政治口号，最后我要以一条咒语结束这场讲座。安尤姆和扎基尔.米安失踪两个月后，古吉拉特的杀戮开始逐渐平息。扎基尔.米安的儿子曼苏尔前往艾哈迈达巴德寻找他的父亲。临行前他剃掉了自己的胡须，希望装扮成印度教徒。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但找到了惊恐的安尤姆，她已经被登记在难民营的男性分区，穿着男装，头发剪短。曼苏尔把她带回了梦幻之家。她拒绝告诉任何人她经历了什么，但是“男人如何遭到折叠，女人如何遭到展开”的记忆纠缠着她，以至于她带着她的养女扎伊纳布前往理发店，不顾女儿的哭泣，强行剪掉了她的头发，还给她穿上了男孩的衣服。“以防古吉拉特来到德里。”她采取的另一项预防措施是教扎伊纳布背诵梵文的伽耶特黎真言。她说她在古吉拉特的难民营里学会了这句真言，许多其他难民也学会了它，因为他们相信万一再遇到暴民，他们可以背诵这句箴言，从而伪装成印度教徒。安尤姆和扎伊纳布都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扎伊纳布高兴地记住了它，一边穿着校服喂她的宠物山羊一边念诵：

Om bhur bhuvah svaha

Tat savitur varenyam

Bhargo devasya dhimahi

Dhiyo yo nah pracodayat

唵，神啊，生命的赐予者，

痛苦和悲伤的消除者，

幸福的赐予者，

唵，宇宙的创造者，

愿我们接受您至高的灭罪之光，

愿您引导我们的心智不偏不倚。

伽耶特黎真言在《极乐之邦》当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作为抵御暴民暴力的护身符。第二次作为英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材料以吸引印度新中产阶级的顾客，这个阶层正在呈指数级扩大。第三次是在购物中心的快餐店。扎伊纳布现在已经长大了，她被许配给了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告诉他们，几年前他的父亲在警察局外被暴民殴打致死，他们所在的购物中心就是那个警察局当年的所在地。扎伊纳布说她知道一句印度教祷文，并且背诵了伽耶特黎真言，以此彰显她对未来——以及已故——公公的敬爱。这就是梵文最终被本土化的方式。

安尤姆从古吉拉特死里逃生几个月后，身心俱疲，无法继续以前的生活.她搬进了旧墓地，在那里安家。多年来，随着她逐渐康复，她建立了天堂（Jannat）旅馆。然后萨达姆.侯赛因也来帮忙。他们扩大了业务范围，包括葬礼服务。在这片墓地，任何被Duniya/外部世界拒绝葬礼恩典的人都可以有尊严地得到长眠。他们还会以天堂旅馆和葬礼服务的名义，根据场合的需要为死者祈祷，祷文包括《古兰经》开篇，用印地语演唱的国际歌，以及用英语的背诵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话说至此，我们该如何回答巴勃罗.聂鲁达的问题，也就是这次讲座的标题？在饱受折磨的城市上空雨水以什么语言落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翻译的语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