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印尼华人的准犹太人遭遇 -- 燕人

1993年9月16日，凯斯勒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被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并于1996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监狱服刑，并提早获释。

凯斯勒于2017年5月2日去世，享年97岁。

1985年，晋升大将。1989年11月17日，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1989年12月15日，退役。

1990年，被逐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后继党——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3年9月16日，因向守卫柏林墙的边防军下达开枪的命令，犯有间接杀人罪，被柏林法院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

1998年10月29日，因健康原因被提前释放。

200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与妻子露特住柏林市利希滕贝格区。

2017年5月2日，于柏林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97岁。

特奥多尔·霍夫曼 国防部部长、国家人民军总司令，曾任海军司令、海军上将，83岁（交稿后病逝）特奥多尔·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海军上将，1935年2月27日出生于维斯马县的Gustävel村，2018年11月1日逝世于柏林。1941～1949年为学生。1949～1951年为农业学徒。1951～1952年为少年先锋队脱产干部。1952年参加海上警察部队，接受水兵训练。1953～1955年为人民警察海军军官学校学员，被授予海警准尉警衔。1955～1956年在一艘扫雷艇上担任军官，晋升海军少尉。1956～1957年任一艘快艇的艇长，结婚成家。1957～1959年任一艘鱼雷快艇的艇长，快艇小队长，晋升海军中尉。1959～1960年获得报考高等院校的资格。1960～1963年在列宁格勒海军学院学习，1962年晋升海军上尉。1964年任导弹快艇支队参谋长。1964～1968年任导弹快艇大队长，1964年晋升海军少校。1968～1971年任第6分舰队参谋长，1968年晋升海军中校。1971～1974年任第6分舰队司令，1971年晋升海军总参上校。1974～1985年任作战参谋部副参谋长，1977年晋升海军少将。1985～1987年任人民海军副司令兼参谋长，1987年晋升海军中将。1987～198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1989～1990年任国防部部长，1989年晋升海军上将。1990年任国家人民军总司令。

1990年提前退休，在不同的公司担任兼职员工。

2000年以退休者身份居住在柏林。2018年11月1日因罹患癌症久治不愈而病逝。

已婚，有两个均在人民海军服过役的儿子和三个孙辈子女。

1989年11月18日，霍夫曼晋升海军上将，接替海因茨·凯斯勒出任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和国家人民军司令，并领导了东德国家人民军向西德联邦国防军移交的工作。

在两德统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现役。（哈哈哈）

1970年，他担任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期间，分别在埃尔福特和卡塞尔与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进行了两次首脑会晤，从而缓和了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1973年，斯多夫担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民主德国的国家元首。1976年，斯多夫在压力之下将权力转交给昂纳克，然后之后一段时间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斯多夫（右）1957年

1989年10月18日，斯多夫提议解除昂纳克的总书记职务。随后在11月7日，斯多夫伴随着整个东德政府一同辞职。次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开除斯多夫的党籍。

1974年任东德国家元首

12月8日，民主德国总检察长以涉嫌滥用职权和腐败损害国民经济和谋取个人利益为由对斯托夫展开调查，并对他进行拘押。1990年2月，斯多夫因为身体原因被释放，他寻求苏联给予他政治庇护，但是未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

统一后的德国司法部门开始调查关于柏林墙和东德边境的民众死亡事件，1991年5月将斯多夫再次关押至1992年8月。11月，柏林地方法院对斯多夫提起诉讼，但是斯多夫因病没有参加庭审。

1993年，法院以无法接受审判为由撤销了该案。

斯多夫继续居住在柏林，直到1999年4月去世，他被安葬在维尔道。

　　■ 对话

　　整个历史潮流来得太晚

　　新京报：你始终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其核心理念，在你看来，具体是什么？

　　莫德罗：你问的所谓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然而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因为，这些理念只能从现存的现实之中，在寻找道路和出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我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教育、有工作、享有健康，在关乎他们的生存条件时，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实现这些基本原则，没有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普遍适用的统一模式。因为，各自的前提条件不相同。然而，相互尊重，根除战争属于我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新京报：我们在一部著名电影《窃听风暴》里面看到民主德国的形象，是一个充满压制与恐怖的国家，没有对人的尊重。你自己批评的东西，出现在这国家里，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莫德罗：1991年两德统一后，斯塔西成了很多电影的主题，联邦德国的政策还是继续对民主德国批评性的看法。

　　我认为，这部电影是单方面的。你也看到很多来自美国介绍他们秘密警察的活动，但这不代表美国是这样的社会。在民主德国，他们拍了一部电影，说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人代表了其他所有人的经历，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也说明，从法理上业已统一了的德国至今依然存在着社会鸿沟。我始终认为，两德统一来得过快。1989年11月17日，当我宣布我的政府声明时，我是想保存民主德国政府，采取步骤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今天我仍然坚信不疑，逐步实行两德统一更为妥当，而在很短时间里，民德加入联邦德国这样的做法对德国依然有消极后果。

　　他们没有懂得年轻人的心

　　新京报：历史地看，1989年的秋天，人们对原先民主德国体制的不信任与反感，到达极点，你当时如何理解人们对体制的消极态度？

　　莫德罗：在民主德国后期，有政治责任的人都遇到一个问题，看起来没有成功地让年轻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相当部分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积极的看法。1989年秋天的时候，比较多的年轻人开始离开民主德国辗转到西德。这个问题是民主德国存在不存在的重要问题，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是对社会主义和国家领导人的不信任。

　　领导人、老革命家那一代不懂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情况越来越好，他们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不看到我们的成就，他们应该感谢国家的发展，为什么不积极参与。老一辈觉得，年轻人应该感谢我们，怎么挑毛病呢。年轻人这么想，每一代人应该自己去尝试对还是不对，不是永远感谢你们替我们安排什么。他们没有懂得年轻人的心。

　　新京报：1989年，莱比锡游行中，有人被逮捕，年轻人的口号从让我们出去，变成我们会留在这里，请给我们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从口号变化，年轻人意识到国家是不开放的，所以有诉求，你和当时的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答：我当时在德累斯顿，是德累斯顿社会主义统一党的第一书记。游行活动的早期，中央警察有一个命令，要是有突然出来的游行活动，必须驱散。因为要准备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在柏林，有100多个高层的国家代表，包括戈尔巴乔夫，以及来自中国的代表。当时的重要共识是，避免暴力。

　　10月8日，在德累斯顿有个广场有5万人在一起，我也在里面，有两个麦克风，一个是我用的，另一个是民众给我提问的。当时人家真的从心里讨论批评性的看法，我想我的对话为我带来了民众的信任。我被选为总理的时候，是没有对抗性的，有一定的信任，避免暴力。通过德累斯顿广场的讨论，人们感觉到这个国家可以讨论，口号就变了。

　　一切都措手不及

　　新京报：你是怎样定位当时由你所组建的政府的责任的？

　　莫德罗：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要避免冲突，第二个是想到将来德国统一的前景，使民主德国的人民有自己的法律权利，避免民主德国的人民在统一后没有权利，希望有一定的财产，是堂堂正正的，不是低三下四的，不变得低人一等。

　　新京报：苏联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人认为，苏联是幕后推手。

　　莫德罗：德国统一的幕后推手并不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活动很简单地说是他放弃了民主德国，当时苏联并没有真的实质活动，从1990年开始，苏联一步一步解体了，只有两年存在时间。两德统一，一直是德国人内心的希望，当时也是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的。只是，有些细节没有做好，民主德国的改革，太迟了，当时领导人比较自以为是，仿佛被冻住了一样，一切都措手不及。

　　（感谢原民主德国驻华使馆新闻官Hans-Joerg Probst 和中国社科院杜文棠先生现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