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中猜想 -- 达闻奇

在那个激荡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以他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创作了六篇《党内通信》。这六篇通信犹如他在时光长廊中撒下的珍珠，每一篇都如同一颗智慧的明珠，闪烁着深邃的历史光芒。

第一篇通信如同一支嘹亮的军号，振奋人心。毛主席鲜明地提出，公社化运动必须坚持四大原则，不能在实践中失去原则性。这是他为运动确立的坚实方向标，为前行的大道点亮了明灯。在那个纷扰不安的时刻，毛主席巧妙地为运动注入了冷静与坚定，使整个革命的火炬更加明亮。

第二篇通信如同一双慧眼，审视整个运动的脉络。毛主席在通信中指出，运动中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未完全解决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洞察。他以独特的历史视角，剖析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为后续整改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篇通信如同一剂良方，为运动的病症提供了治疗之策。毛主席明确指出，运动中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左”的倾向，为整风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这篇通信中，他以深邃的智慧，勾勒出了运动正确方向的图谱。

第四篇通信如同一盏明灯，为迷失的战士指明了回家的路。毛主席在通信中指示，要密切联系群众，尊重他们的热情和实践经验，着力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对运动真实性和广泛性的充分认可，为整个运动注入了务实的血液。

第五篇通信如同一部放大镜，将视野聚焦到省级。毛主席在通信中对省级领导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要求深入基层，密切联系，发动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对地方领导的深刻关照，使整个运动更具地方性和可操作性。

第六篇通信如同一篇家书，直抵基层生产小队。毛主席在通信中强调要关心农民利益，充分发动群众，消除一切对农民的不良影响。这是对农民的亲切关怀，也是对整个运动的精准定位。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为了尽快实现纠“左”的目的，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了六篇《党内通信》。这六篇《通信》，特别是第五篇，对于纠正当时党内盛行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长远影响。

4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对这种试办中的大型合作社，即发展到后来的人民公社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这种新组织形式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慎重。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参观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说道：“人民公社名字好。”但没想到这句话后来被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发到了《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摄影师的侯波回忆，8月13日，看到了这则消息后，“毛泽东吃了一惊，失声叫了起来：哎呀！糟糕，给捅出去了，事先还没经过讨论，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他告诉秘书，以后再也不能让新闻记者跟着了。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在小范围解释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但那是在参观中针对七里营人民公社讲的。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同志，现在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徐肖冰 侯波 李蒙《毛泽东之路》 第488页-489页）

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农村中的一站。这次视察是实地调研农村情况，为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准备。当时凡是看到农村热火朝天的情景的中央领导人，地方各级领导人，无不感到精神振奋，正如邓小平1980年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因此，8月29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1981年7月1日发表的《崇敬和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说：“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十一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五月开了上海会议……”

公社化这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所引出的问题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从1958年10月初起，毛泽东通过派人赴农村调查，召集天津和河北省市地县的负责人听取汇报，了解到人民公社出现的一些混乱的思想。毛泽东在与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重点谈到“浮夸风”“共产风”和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关于“浮夸风”，毛泽东强调：“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毛泽东指示：“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批评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已经觉察到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不断召集各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在调研中已经察觉到，在公社化中冒出的一大堆混乱思想，发展下去后果难以预料，需要对那些持有诸如“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等观点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让大家冷静下来。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错误思想倾向，为接下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决议》确认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今后无论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决议》还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这些规定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尽管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多次强调，“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等等，但解放后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趋势有巨大的惯性，使得大家一下子难以冷静下来，“共产风”仍然很猛。毛泽东决定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因势利导以《党内通信》方式指导各级干部纠“左”

尽管六中全会《决议》高度肯定了人民公社，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探索。早在1958年10月26日，他就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灾难。”（吴冷西：《忆毛泽东》第95页）谈完话后，毛泽东派吴冷西和毛泽东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各带几个人下农村去搞调研。

1958年农业获得丰收。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就把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问题”来思考的毛泽东发现，不少农产品却不能按时完成收购任务，“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对此，毛泽东感到既忧心又困惑。在1959年1月底2月初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会上，毛泽东坦言道：“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

”1959年2月12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道：“人民公社也还要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者巩固下去，或者崩溃，部分崩溃是难免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586页，以下简称《年谱》）（其实本文意思是公社不对，哈哈哈哈，强行要说不说，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真相 的）

◆1958年，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到河南锻炼的干部们亲切交谈。

2月15日，毛泽东看到了广东省委转发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广东省委1月31日转发的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年谱》第591-593页）

关于瞒报，早在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就指出：“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在看完广东的报告后，批示：“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另印如前示。”22日，毛泽东对指示稿进行少量修改后定稿，拟题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研，发现不少生产队瞒报私分，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广东报告的现象一样，与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认为：“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