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主席：没空听你忽悠！ -- dudu8972

在二战末期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俘虏了几十万的日本关东军，但奇怪的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时，并没有将他们的武器与弹药收缴，这又是为何呢？

说白了，这还是因为苏联红军他们非常嫌弃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日军的装备与苏军的装备相比较，无论是在性能方面还是火力方面，都只能属于小儿科。

最后，苏联红军决定将收缴的那些武器装备等全都送给咱们八路军，这些对于苏联红军算是“垃圾”的东西，对于咱们八路军来说，那可算是“宝贝疙瘩”，比八路军之前用的那些土枪土炮强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据说，咱们八路军在搬运这些家伙的时候，整整拉了3天3夜才将小日本的这些武器装备等拉走。平心而论，苏联人瞧不上的这些武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咱们八路军一个天大的忙。

日军活人能够为自己提供免费的劳动力，但至于关东军的那些武器与装备，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成为了不小的累赘，毕竟在那个时候“运费”也是挺贵的（得不到好处）。更何况，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

因为一些情况，他们就借花献佛，将一部分次一些武器就给了八路军。在苏联人“赠送”的军火库中，曾藏有2万多支步枪，以及数量非常可观的火炮，这些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军提高了军事实力。

到了1946年，苏联人更是直接交付了我军15车火车皮的日军装备，各类武器不计其数。

这些武器装备对于当时的我军来说意义非凡，毕竟那个时候正处于解放战争前期，我军的军事实力与老蒋集团比较相差甚远。

尤其是在武器技术与性能方面，更是落后于他们（蒋介石），好在苏联人送来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无疑在数量上帮助我军弥补了一些不足。

1945年4月，抗战尚未结束时，毛泽东就说：“东北四省（包括热河）是很重要的，即便我们把关内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抗战一胜利，敌我就开始抢占东北。有这样一位将军，第一个率部出关，在我军抢占东北的行动中立下了头功，他就是曾克林少将。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配合盟军作战，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紧接着，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一、二号命令，令抗日部队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坚决消灭之。

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决定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率部挺进东北，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他们带领第12团、第18团、朝鲜支队和军分区直属队4000人，在8月25日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曾克林率部到达山海关以后，发现这里仍驻扎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固守据点，拒绝向我军投降。

曾克林深知此行的任务是挺进东北，不能因小失大，他当即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迅速向锦州、沈阳挺进。8月28日，曾克林的部队与一支苏联红军会师，两军的会师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为何不与苏联红军一起，来杀山海关一个回马枪？

但苏军却拒绝了曾克林的请求：“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去。”

曾克林据理力争：“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

最终苏方被说服，曾克林决定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8月28日下午5时，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军解放了山海关。

9月3日，曾克林率部乘火车，浩浩荡荡向锦州、沈阳挺进。9月5日，满载着部队的列车来到了沈阳市郊。官兵们都为能马上接管这一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激动不已。

但火车到站以后，苏军见这支部队没有军衔，十分疑惑，竟连忙调集部队把火车站包围了起来，不准我军下车。

为什么苏军不认八路军呢？因为早在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3国政府的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解放东北后，要把东北政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这就使抗战胜利后，谁能接管东北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我们不好公开操作，可以理解）

此时我军已深入东北腹地400公里，如果退避三舍，就只能坐等国民党军队来接管。曾克林和几位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后，决定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进行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部司令卡夫通少将见到曾克林等人后，傲慢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回答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的。”

卡夫通却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第一次交涉就这样宣告失败。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后，和同志们经过商量，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方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入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命令，所以一定要与苏军力争！

第二次交涉时，曾克林的态度强硬了起来，他对卡夫通说：“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队伍，我们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我们中苏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提出抗议！”

但卡夫通依然紧绷着脸，然后两手一摊，不置可否，第二次交涉再次失败。（这事应该是翻译问题吧）

此时我军已经在车上停留了一天，吃喝拉撒全成了问题。曾克林和唐凯决定第三次找卡夫通进行交涉。唐凯见到卡夫通后，直接伸出左手，卷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斧头、镰刀和五角星，一边比划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共产党！”

此时曾克林也强硬地说：“我们已在山海关、锦州与你们苏军会师了。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问莫斯科。”

我方连续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经过协商，他终于同意我军下车，但要驻扎在离沈阳30公里远的苏家屯。

部队下车以后，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了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涌向车站、街头。当我军以整齐的四路纵队由西向东行走时，沿街两旁有三四万群众挥动旗子，热烈欢迎。

卡夫通看到这个场景后，十分震惊，他马上派人通知曾克林说：“你们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去苏家屯了，就驻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后来苏军收到国内的电报，知道曾克林的部队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便彻底解除了疑虑。9月7日，苏军进辽军第6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会图马尼扬中将和各兵种军长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席间苏方代表主动道歉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双方经过商量，为避免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生冲突，曾克林的部队对外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自此以后，曾克林的部队终于在东北取得了合法、有利的地位，活动也方便多了。（苏联放水了，这时是最好的机会，然而应该守住秦皇岛、山海关，可惜这里的军事领导人太弱智了，太自由了）

我军的部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队伍很快扩张到了数万人，但部队的物资和武器弹药补给却跟不上了。

于是曾克林去找苏方协商，希望他们能够开放东北的物资仓库给我方提供补给，但苏方却不同意，他们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曾经与他们签过条约，苏联不得把任何关东军留下的物资转移给共军。尽管曾克林与苏方多次交涉，但他们始终不肯让步。

此后在一次中苏军方的宴会上，曾克林总算找到了机会，他借着酒劲表示出不满情绪，指责苏军不把物资仓库给予我军。苏军的一位将军为了缓和现场气氛，拿起桌上的洋酒对着曾克林说：“你喝满一杯，我就给你一座仓库，喝两杯就两座，你看怎么样？”曾克林立马拍板答应了。

苏联的酒的度数都非常高，酒桌上的酒杯容量也非常大，苏联人在倒酒时还故意将酒杯完全倒满，明摆着就是故意刁难曾克林。曾克林咬咬牙，想着绝不能怂，他一口气喝下了12杯烈酒，直接晕倒在地上，并被送到医院治疗。

第二天曾克林醒来以后，身边的战友告诉他，苏方对他的豪气深感敬佩，果真兑现承诺，给了我方12座仓库。（苏军第二次放水）

这件事后来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大家都为曾克林的行为感到自豪。

得到仓库以后，曾克林马上抓住机会，组织官兵运炮、运武器。部队运了三天三夜，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关枪1千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曾克林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给了留守在晋察冀的后续部队和关内其他部队。

但此时由于欧美一些不明真相的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制造舆论，大肆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非法允许中共正规军进入沈阳， 甚至美、英等国还直接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派人告诉曾克林和唐凯：根据中苏条约，苏方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希望他们带领部队离开沈阳。

曾克林和唐凯当即表示：“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的，只有中共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是不行的。”

苏方没有办法，只好向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远东前线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作了报告。

此时曾克林的压力也非常大，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他：怎样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党中央何时派人来东北？关内的主力部队何时才能来？如何才能与党中央联系上？……最后曾克林决定到延安去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示，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正好此时苏军针对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找我党中央联系，马林诺夫斯基于是决定派一架飞机和两名代表和曾克林一起飞往延安。（苏联诱导我们）

9月15日，曾克林的飞机在延安着陆。

当时党中央正在酝酿决定是否将战略方针“向北防御，向南发展”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迫切希望得到东北的最新情况。曾克林此时回来，对党中央可谓是“雪中送炭”。

9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曾克林也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微笑着对他说：“先锋官同志，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的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那里的具体情况，因而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曾克林乘于是详细汇报了接管沈阳和经过和当前东北的形势，他说：“我军到达东北以后，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发展很快，但现在苏军只驻守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趁这个机会迅速进入东北，站稳脚跟。”

刘少奇听后高兴地说：“东北是战略要地，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这天晚上，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请曾克林吃饭，席间彭德怀对曾克林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多搞点武器和大炮。”

正是曾克林的这一番话使中央定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名干部前往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同时命令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6人乘飞机离开延安。9月18日，他们到达了沈阳。从此以后，我党在东北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苏联第三次放水）

首先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一阶段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非常友好。他们共同作战，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中共军队还负责城市卫戍任务，并接收了政权和重要工厂、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当时苏军意识到美军准备在华北登陆，为了避免被指责违反中苏条约，他们收回了之前交给中共的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并劝说中共军队退出城市。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到11月中旬，苏军发现美军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他们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因此积极支持中共占领东北。中共军队大规模进入城市，接管政权和工厂、武器库，并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东北沿海口岸。

最后一个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于是采取了撤退东北行营的措施，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

在这四个阶段中，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时，他们表现得友好并支持中共。然而，随着美军的介入和战略考虑的变化，苏军逐渐收回了之前交给中共的资源并要求他们退出城市。但在美军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后，苏军又改变了立场，积极支持中共占领东北地区。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他们得以大规模进入城市并接管政权和工厂、武器库。

这种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他们认为苏军在协助中共夺取东北地区方面存在偏袒。

从刘文的角度来看，苏军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并不一致。尽管在特定的时期，苏军对中共表现出了支持和友好，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共的全面支持。根据刘文的观点，苏军在某些时间对中共军队的态度相当恶劣，并驱赶他们离开城市，这让许多中共干部感到愤慨和失望。然而，刘文也承认这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他无法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的不满。

总的来说，苏军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态度对中共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不一致。苏军的行动受到了战略考虑和外交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对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

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

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

彭真抵达沈阳后，继续得到了大量的武器援助。根据9月21日的报道，他们得到了数千支枪支。9月30日，他们报告说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一万多支枪支，次日又发现了新的武器库，其中包括80门山炮、100多门迫击炮和大量子弹。尤其是在10月3日与一位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面后，情况变得更加乐观。

东北局于4日向中共中央发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给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

其中的“家务”指的是在东北的所有日军武器。

由于此时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规模还不够大，无法接收几十万件装备。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接收了一部分武器，其中包括了《恩怨》书中提到的3万支步枪、100挺机枪和15门大炮。基于这种情况，东北局明确告知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很大，全部交给他们是远方（指苏共中央）的决定，要求中央派遣30万主力部队在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量武器”。到25日，东北局进一步向中共中央发电，说明苏军要求中共迅速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的工厂外，都交给中共。除了已经交给中共的飞机和日本航空大队的人员之外，抚顺还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尽快接收，并加快炮兵编练和大炮生产。

然而，兵工厂和武器库最好保留一部分并分散，以免受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将一些武器和弹药运出，但由于各地的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是得到了部队的看管。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于11月17日撤退东北行营，苏军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许多已经接收的武器库和兵工厂再次被苏军收回。因此，尽管黄克诚等人赶到东北，但并未迅速获得他们预期的大批武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武器装备，这一事实已经不被争议。然而，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对中共在战争中胜利的影响有多大，仍然是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苏联为中共提供武器的情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刘文所引述的数字进行分析，来了解中共在战争中得到了多少武器。刘文指出，在1945年底，中共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重武器一无所获。

然而，在比较1945年底和1946年5月期间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之后，可以发现中共得到了大量武器，包括步枪超过12万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92门等。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中共得到的武器数量，还说明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共提供的武器是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另一方面，可以从战争的背景和苏联的政治考虑来理解苏联提供武器的原因。解放战争期间，苏联一直试图通过支持中共来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1945年前后，苏联曾经试图通过与国民政府合作，来保护在东北的自己的利益（是不得不，国民党有美国站台，苏军无法直接动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感到威胁，苏联开始转向支持中共。

这一转变，除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共同理念支持，也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苏联认为，在中国内战中，中共有更大的胜利可能，因此应该支持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共提供武器就成为苏联政策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在1946年强硬地态度，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

总的来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这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的这种支持，不仅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理念支持，也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这种背景下，苏联提供武器成为了苏联政策的一部分。

从前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数量来看，存在着一些保留和怀疑。前苏联公布的数字足以装备百万人的部队，但并不代表这些数字一定是真实的。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苏军会时不时地将一部分武器库交给中国共产党，然后又收回一部分；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做法，导致实际上报的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9月2日，国民政府向驻渝的美苏大使递交备忘录，正式宣布没收日本的公私财产及日本在华经营的一切产业作为赔偿。声明说：

“关于日方在华财产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之损失，为抵偿此种损失之一部分起见，中国政府决定没收日方在华之公私财产，以及日方在华经营之一切事业，拟请贵国予以支持，并在中国政府接收之前，令伤贵国在中国收复区内之军队，对于日方公私财产以及日方所经营之商店、工厂、矿业、交通、通信事业以及其他资产，暂为保护，以防日方之破坏隐藏或运往他处。”

同月在伦敦举行的五国外长会议上，中国提出三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必须防止在中国领土上或将为中国所收复的领土上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财产，特别是苏联可能拆迁在东北的日本工业资产。但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不赞成将日本赔偿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中方的要求也未得到莫洛托夫和贝文的答复。

在莫斯科的谈判桌上没有解决的战利品问题，随着苏军出兵东北而再次呈现在国民政府面前。苏军占据东北全境后，苏联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就不仅局限于战利品，而是扩展为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

苏联占领下的东北

10月17日，熊式辉、张嘉缴、蒋经国、董彦平与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资产问题，中方表示：

“……我方，先希望接收伪满州国政府及日本经营的工场、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的工场。”

马林诺夫斯基对中方此项要求的答复是前者应全部看作苏联的战利品，即便是后者，由于这些中国人是与敌人协作的人物，应被视为敌产。对此，张嘉缴在日记中写到：

“……苏联的意图是，以战利品的名义攫取东北的工业，以继承日本在满州经济中占有的特殊势力。”

此后，围绕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张嘉缴与马林诺夫斯基及其经济顾问斯特拉科夫斯基多次会谈(1945年10月—1946年2月)。苏方坚持东北重工业均由中苏合办，在1945年12月7日张嘉缴与斯拉特科夫斯基的会谈中，斯氏恫吓道：

“战利品由各国共同参加讨论一节，亦不能赞成。须知此项战利品既在红军手中，中国方面，惟有两途可择，一为设法合作，继续经营。一为任使其被尽数破坏。……”

面对苏联的无理要求（呵呵），国民政府也针锋相对，坚持在东北的日资企业均应由中国没收抵充赔偿，拒不承认苏联的战利品解释。

除了张嘉缴在长春与苏联占领军商谈外，1945年12月25日到次年1月，蒋经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946年1月一3月，蒋介石、王世杰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也多次会谈，但均未成功。

显然，中苏两国在战利品问题上毫无共同点可言，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的模糊策略与个案处理方式也与苏联将日伪时期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企业全部纳入经济合作范围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大相径庭。

此外，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先撤军后协商，而苏联则要求在达成协议后再撤军，双方的立场无异于南辕北辙。

由于中苏在“战利品”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苏联就加快从东北的拆迁工作。苏联对中国东北日伪资产的劫掠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46年2月下旬，在重庆、北平、太原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呼“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苏联应归还东北运走之一切物资”等口号。

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态度渐趋强硬。3月5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声明：

“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中国政府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以此作为从满洲撤军的交换条件。”

被拆除设备后的工厂

直到5月3日苏联从东北全部撤军，中苏仍未就战利品和经济合作事宜达成协议。虽然此后国民政府继续对苏联拆迁的物资和设备进行调查，收集详细的数据与证据，作为未来交涉的基础，但也不见下文，战利品问题就此搁置。面对苏联的蛮横无理，蒋经国不得不慨叹：“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其实，从苏军8月18日进入沈阳等地伊始，苏军就有组织地没收粮食和其它库存品。从9月上旬起，苏军有选择地从东北的工矿企业中拆迁一些重要的机器设备运回苏联，到12月苏军预定的撤军期限来临前，拆迁工作基本结束。苏军拆迁的都是最新式的工厂和机械设备，发电和输变电设备、电动机、实验设备等。

据资源委员会估计，苏军从东北搬去的设备价值为482734053美元、原料价值为792167771美元，合计1274901825美元。

根据美国总统赔偿专员鲍莱的报告团，苏联拆迁中国东北工业设备将延缓中国经济发展30年，并妨碍美国之政策。苏军在驻留期间对东北工矿业的拆迁和破坏，据鲍莱估计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8.58亿美元，如果把这些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计算入内，则损失高达20亿美元。

面对盟国的指责，苏联只承认拆迁了9500万美元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