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余习广：當代中国人何时吃饱肚子不挨饿的 -- 凤兮凤兮

一、问题的缘起

看到朋友们在讨论一个很有意义、然而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当代中国人，是啥子时候才不挨饿的？

有人说，当代国人是到1976年毛死了才吃饱肚子。有的喊，1978年后，大家才吃饱饭不饿了。

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想说几句。

人常说，历史是面镜子，忘记过去就容易重复过去走老路。这才过去多久的事就咩得人说得清楚鸟？奇也怪哉！看来，历史还真的是会被遗忘的。

要说中国人吃饱饭是啥子时候的事，我得提个醒1976，毛死了是事实，不过，全国农村还是人民公社体制，人均吃400斤原粮（含杂粮，折合不到300斤商品粮），一天不到一斤粮食。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半饥饿状态，其中，包括当知青的我。

1978年，中国大陆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在人民公社中饿肚子（除占农村人口极少数的基层干部及其家属外）。

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者还在，我这研究中国农村社会运动史四十多年的当事人还在，我想以当年选择研究毛时代农民和国人苦难史为事业后，为抒发胸臆，月夜，站在大学校园后山上的一嗓子疾呼“写信史告诸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来告诉读者勿忘痛史，以史为鉴！跟着我，仔细看！

二、城市人口粮食供应与饥惶

自从实行国家统制的粮食计划供应后，城市居民年吃粮230～360斤，远比农民好，但也陷入长达三十多年的饥惶岁月。

1、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与本质

中国人何时才吃饱饭肚子这问题，我认为必须在当时城乡二元体制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展开。在毛时代，城乡都处于长期饥饿状态，城市人口大大好于农村人。

在“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斯大林模式下，自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实行后的1954年，农民就坠入为工业化提供所谓“余粮”的深渊。毛明确喊出的口号“要从农民手中夺粮”，成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于是乎，城市和乡村，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城里人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天差地别。

2、城市人口与粮食供应

城市人口由国家供应粮食，成年人粮食指标，月21～35斤不等，后者是干部指标！这点指标，城市居民吃不饱。绝大多数城里人，饿了三十来年肚子，这是不争的事实。

边疆地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由国家计划供应，粮食指标高于内地。

以上皆为商品粮指标，即一斤为一斤。

在严重缺乏油、肉、菜和副食品的年代，城市人口的这点粮食指标，也不够吃的，除干部工资高能买粮票补贴家人外，一般人是家家缺粮，人人半饥半饱。

作为计划经济的自发补充，“黑市粮票”的风行，必不可免，多年流行。即使是在文革年代，买粮票，中期买“划拨票”，也是想要填饱肚子的城里人的生活窍门和活路。

起于文革中期的 “划拨票”，就是那时代权力腐败最大的温床！不过，其副作用，是客观上部分解决了城市贫民的饥饿问题。

文革中期，在解决所谓地方军事行动（民兵）与地方粮食供应协调、解决地区间大规模协作人员粮食补助、解决省内出差者粮食补助、解决农村公社干部公事进城粮票不足等名目下，各省粮食部门发行省内划拨票。后来，少数地区也发行划拨票。

划拨票由地区间粮食部门，按年度汇集上报省级粮食部门，地区间从对农村的国家征购任务的附加指标中结算。它是在中央集权的粮食供应制度下，地方撕开的小口子。

划拨票市场流通，出于三种干部之私。县农业主管，公社革委会主任和粮店有权盘点票证的干部。划拨票一斤原本无价，后市场一级价5分钱，地区不同，想买到，一斤花8～10分钱。这钱成外快，层层瓜分。这是文革腐败的一大块。

我在谈知青岁月的文章中，多次说要不是老娘给我买高价划拨票，再拿划拨票到公社买粮食，那我一定会饿死在乡下。即使如此，我还是饿得几次投塘想自杀。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民的粮食吃不完，卖余粮打白条也要卖的年月中，粮票可以低价在市场流通后，城里人才吃饱饭。

斯时，除买大米、面粉制品需粮票；且年年松限，城市人的其它粮食品购买不要粮票，除城市贫民外，饥饿问题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的富余粮票，以变现方式进入流通，这就是“粮票换大米，换鸡蛋”的由来。

1993年，全面终止粮票，标志着中国人从此撕下了饥饿的标签！

三、统购统销、合作社、人民公社与鸡荒

1、统购统销与农村饥荒

我主要说一下从1954年～1980年代初大陆农村和农民情况。

为啥子我总是说，从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大陆农民就陷入饥饿之中呢？

1953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确立，时称“一化三改”。一化，即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即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与之匹配的物质保障，国家实行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1954年，全国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下的农产品征购“三定”政策，即定产量（亩产），定总产，定任务（征购量）。

为实现“三定”，1954～1955年，在各类农产品成熟前，由县、乡两级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农业社，再分工作组，率社干部和民兵，下到每一块田地，估单产（亩产），喊总产，下任务（征购量）。

每次“三定”，都以运动形式发动。每个工作组，都要参加运动中估产竞赛，高估高算，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

以我老家为例。湖南澧县县委委员李某，率王家场镇委会12人，中稻开收前下宝塔湾，组成四十多人的工作队，他率其中6人下到我二外婆家所在的红星合作社。他参与估产的18户，6家估产为亩产650斤，实际亩产520～570斤不等；4户估产为550斤（山边田、冷水田），实际亩产410～470斤；8户估产为600斤，实际亩产430～500斤。

粮食收割时，乡、社干部上晒谷场称征购任务粮，交不够又反抗者，抓到乡里关押，三人打成“坏份子”，监督改造至79年取消地主、富农成份后才摘帽解除管制。

是时，农村人以“活着要的是面子”为人生信念（当事人说），被斗被抓又游乡，被视为坏人，简直就是“天塌地陷”。农民为完成征购任务，家家户户，到镇上粮店买粮“完征购”。前几年积蓄的粮食和钱，两年搞得干干净净。

1954年闹冬荒和次年春荒，该18户中，两户外出讨米，11户靠借粮、野菜渡荒，5户断炊也不讨米、不借粮，把民国存的金银首饰卖完，还饿死两户老人，倒床两户老人，一户一小孩饿病不治而死。

是故，1954～1956年，全国农村发生大规模农民退社风潮。是故，1954～1956年，农村大搞“镇压反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余习广：《革命与改造王家场，一个千年古镇商埠的沉没》，待出版）

2、高级社的征购与饥荒

初级社实行生产资料集体化，生活资料私有化，合作社对农产品控制无力，国家征购期，要靠各级干部下乡“三定”，政权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体的农户。

执行征购任务的下乡“三定工作队、组”干部 ，任务量极大（走遍每个农户的田地），时间紧（粮食成熟期必须完成全部“三定”），各地干部反映比打仗更加紧张和困难。

是故，加速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活资料集体分配的高级社化，势在必行！

1956.11月，全国农村96%农户加入高级社，基本完成农村高级社化任务。

高级社征购，以政治运动形式进行。

1957年夏收，按照“先国家，后集体”原则征购！国家征购任务，下达到省后，由省委分地区、县分解执行。县委和县人委确定征购附加后，征购量由文件下至乡，乡干部通知到社。高级社负责督促各生产队，将下达的征购量送交国库！

控制了农民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的征购，就这么简单！县以下各级政权，从以前征购时面对千家万户小农的“人海战争”中得以解脱，农村干部，也从疲于奔命于田间地头、实地“三定”中解放出来，以文件、电话和通知，下达任务到社，随后即完成征购。这就是加速高级社化运动的重要目的所在。

高级社加速高征购，也造成农村饥荒。以广西平乐事件为例。

1956年春天，平乐县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出现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更使部分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据官方统计：“全省可以确定因缺粮饿死的有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为最多，经查明确属饿死的即有300多人。

事后，按照平乐县委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1388人，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有1100户1246人，因灾卖送子女的145户156人。

1956年5月，广西省委称：“这些地区的春荒之所以严重地发展起来，则由于平乐地委和有关县委在粮食统销和救灾工作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而平乐是高级社运动和征购运动的先进。

1957年，全国农村农民人均年吃粮，在420斤左右，分配额高的，粮食在5～600斤原粮，分配低的地区，在330斤原粮。

注意，这里说的原粮和商品粮，是统治者玩的名词。城市人口吃的商品粮，是指去壳后的可食用粮，而农村人分的原粮，是指含壳粮，按7～7.5成出米率计算，农民人均年分粮在294～314斤左右。

对比我在调查材料可知，从民国到1953年农村人均口粮550～700斤原粮，1957年，大陆农民在挨饿！

是年冬～次年春，全国农村普遍发生程度不等的饥荒！

江西革委会筹备小组夏粮征购通知。

3、人民公社与大鸡慌

大饥荒中，全国城市人口都缩减口粮。1959～1962年，城市人口也陷入比较严重的饥荒状态，这就是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其情况，我在多篇文章里都有细说，这里就不多说了。

由高征购引发的1958.10～1963.4农村大饥荒，我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有全面介绍，以后还会有很多篇文章详细来说，在这里不多说了。

4、文革十年大陆农民生存情况

这十年，农村农民的口粮分配，因地域不同，县领导上交征购争先进的积极性不同，据我对南、北方97个县的农村调查，农民人均口粮，在350～480斤原粮之间浮动。大陆农民在饥饿中煎熬。

就以我上山下乡4年知青所在地的湖南省桃源县双溪公社庄家铺大队为例。

粮、棉、油，是当年三大农产品。社员生产，主要按公社计划，“大搞、狠抓”粮、棉、油；其产品，主要上交国家征购。

先说粮食吧。国家粮食征购政策，是“先国家（征购），后集体（三留，即留种子、牲口粮和口粮）”。征购任务说是国家征购任务不超过粮食总产的25%。但在一次次上交征购任、“三超粮”、“爱国粮”，上交地、县附加国家征购里5%，农民才能分口粮。

社员口粮，劳动一年分三百来斤原粮。用7～7.5成出米率算下子，合二百斤出点头的米！其中，差不多三成是红薯、苞谷、豆子之类的杂粮。

我们大队，不管生产多少，社员一年人均口粮为原粮三百斤左右，再低就成饥荒，饿死人。这也是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为难的事。

人民公社粮食分配，在大饥荒后二十年中，基本就是让社员和家人饿着，但饿不死人的程度！其余的粮食，除留下必需的种子粮和牲口粮外，全部征购归国库。

这是毛时代农村政策的基本点，也是那个食袋的基本国策！

说过粮食再说炒菜油。

农民一年忙到头，一年一人分半斤到八两油，平均一天只有不到0.015钱的炒菜油。我们那哈，家家户户，炒菜就是叫“点油”，几点油星子，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平常，绝大多数社员家主要就是吃腌菜。农忙季节炒点菜，几乎就是白锅子。

我们生产队，社员一年一人半斤多油，平均一天只有不到0.015钱的炒菜油。我们那哈，家家户户，炒菜就是叫“点油”，几点油星子，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平常，绝大多数社员家主要就是吃腌菜。农忙季节炒点菜，几乎还是白锅子。

我听农民喊得多的，一是饿肚子，二是肚子里头咩得油星子！人咩油水就不抗饿。公社社员，年年过着饿肚子的苦日子！

最后说穿和盖。

我们大队，各队分棉花是统一数：一个人一年分两三斤棉。一斤棉花换两尺布票，咩布票就买不到布。哪怕社员有点钱，那点布票，连他娘的做条短裤都不够（就我所知，男社员劳动，基本上都咩得穿短裤的。女社员穿不穿，俺不晓得）。

棉花是国家一类统购物资，不准私人买卖。当时买卖棉花（农村妇女偷拾摘过的棉花，这事有。发现了就是“盗窃生产队棉花”罪）换布票，想給娃儿搞点布、想给被头绪点棉而被抓的，不知几何。

以我调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运动史，走访八千多农民的取证功底言，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一家老少，基本上都是破衣烂衫，衣不遮体。贫穷地区的农民，一家只有一条裤子，哪个出门哪个穿，大姑娘光着屁股钻稻草遮羞挡寒的情况，决不止万里到“老革命根据地”金寨县看到的一例。

“破衣烂衫裆开口，被窝薄得冻死狗”，这是当年我们大队社员的口头语。

是以，我当知青的岁月里，对人民公社社员人生的感受，就是四个字饥寒交迫！

四、包产到户农民求温饱、求生存的妥协

包产到户，是中国大陆农民在体质长期高压下，为自救，为脱贫脱穷脱饥寒，为吃饱饭，而在政策压力稍有宽松情况下，自发创造的求生存模式。

1、缘起

1978年，安徽有少数地方的农民，特别说明是经历过大饥荒、仍然在饿肚子的农民，在听说要解放思想后，想要吃饱饭，自然就会想到大饥荒“生产救灾”运动中救饥民于水火的“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生产单干。

于是乎，决不止是小岗村搞包产！我调查得知，安徽78年有二十多个生产队，打着集体生产名义，分地单干偷偷摸摸搞起包产到户），自发地偷偷摸摸搞包产。

搞包产的农民，当年粮食大增产，他们中，除遭遇天灾户外（主要是水灾。然而，减产户吃粮高于集体平均值），极大部分解决了吃饭问题。在我的调查中，据当事人所述，减产的农民，是极少数。

我在调查中得知，这份收藏在中国割命历史博物馆的小岗分田单干十八人生死状，是时任县委书记得知记者要来采访，为壮搞承包制的胆气，授意公社书记，到小岗村找人签名按手印。县委书记是想打动记者，把文章写得悲壮动人，出发点是为改革派在与保守派拉锯战中壮气势。没想到，搞出了个举国感动的状。

可以说，作为农村改革先声的包产到户，在78年，起于安徽、四川两地偏远地区农村，因其立竿见影，当年就解决所在地农民的饥饿问题，遂为安徽、四川、河南、江西等八省少数思想解放、敢于担责的地、县级干部推行或试点（徽、川得到省委支持），在79年得以推进。

该年，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均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大幅度提高农民粮食食用水平，解决了自实行统购统销25年来，该地农民长期处于口粮匮乏的饥饿问题。

2、影响扩散

1980年后，包产到户成为改革派大力推进的基本政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毛派以人民公社制度为死守底线，然而，包产到户在多数省份，在一些地区得以推行。

是年，安徽、四川因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大面积展开，粮食增产显著，农民食用粮油和余粮大大增加，包产到户功名卓著，为全国瞩目。

是以，该年大行“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

应该看到自从农村搞起“大包干”，从中央到地方，反对的力量和呼号，一直都在非常激烈交火，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不过，天时地利人心，都在于国势如此，民贫如斯，用邓当时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改革，死路一条！

1980年5月，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明确肯定，有力地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

1980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试图找正当性，调解农村单干与社会制度的矛盾。

到1981年，包产到户成为解决农村贫穷和饥饿的法宝，成为想要在改革中有所作为各级干部的共识。

就我当时的感受而言，面对斯情，真有“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心绪在激荡。

3、全面推行

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从而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广泛推行，到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宣布解体。

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当年，我曾撰文声称这是一场堪称伟大的革命，是革人民公社的命，是革捆绑中国大陆农民三十年的毛原教旨乌托邦社会模式的命！当然，文章没发表，没得哪个敢于冒风险发表。那年头，属老顽童周伯通左右互搏[1]大法，你懂的。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个当年令人振奋的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认可、并在全国农村推行所谓农民“自发产生”，各省、地、县“自发学习跟风”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起到极大作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体制，把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七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解放出来。

这个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一出台，标志着从1978年以来一直在舆论和人心中占上风的中国改革时代，至此得以确立！

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力图从理论上为“包产到户”正名。在当时意识形态决定论的中国社会，这也算是令人瞩目的大手笔！

论事得有概念。有鉴于此，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定义，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行政组织（村、组）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村社会结构。

4、评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说它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无非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饿了二十多年的农民，想要求生存，想要吃饱饭，想要自由生产，自由生活，而在体制束缚下，以佃农身份，向国家和制度性定义的集体（先期生产队，后来的村），承担租费的可说是妥协性、也算是智慧性的求生存方式。被官方认可后，两相安妥，由官方文化人定义，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它是农村土地制度，从人民公社集体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集体生产，产品集体分配，转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租后自主经营生产，向国家和集体交地租，即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这也是中国现阶段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最大的地主其实是谁，嗯，你去想……

在该制度中，农户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按照合同自主地进行生产和经营。其经营收入除按合同规定上缴一小部分给集体及缴纳国家税金外，其余全归于农户。

八十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上而下，阻力和干扰极大，不少地方，以干部下乡，搞试点、蹲点方式强行推动。

五、我的农村调查与结论

我在调查采访当代中国农村运动史时，农村生产粮食去向及农民口粮，是我调查所及各阶段都会涉及的重点之一。

我在四十年中，调查采访了八千多农民。

调查中，我会问及农民什么时候才吃饱饭，以及实行包产到户后当年粮食产量问题。不同省份的调查中，近六千农民给我的回答是不同。

有78、79年偷偷开始搞包产到户的，有81年搞包产的，也有82年才搞的，如我们湖南的好多地区，看省委书记毛致用那么反对，拖到82年才扭扭捏捏开搞责任田。

责任田开搞，当年见效，交完承包粮、费后，南方地区，农村口粮，大致家中人均有粮1400~1900斤（含杂粮），北方地区，大致在1200～1500斤左右（含杂粮）。

承包制当年，农民自统购统销三十年来，第一次实现家家户户粮满仓、人吃饱。

说明：

本文立论和结论，基于我在近四十年的农村调查行程中，对97个县，上千村庄，近八千过来人的农民调查（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我都会从民国问到承包制）。

我在外地，本文没有使用具体统计数据，但几十年大量采访的积累，不会出现结论上的错误。

是以说毛时代，国人长期饿肚子，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中国人何时才吃饱饭，这么大、这么有历史意义的问题，过来人不应遗忘；不知情的后来人，也不应当信口开河，或想当然就发声，不懂就听我说！

（此文转自北大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