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农村一角 -- 审度

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1962年9月）

本词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内容 。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所谓“黑暗风”，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后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时国内严重的经济形势所作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被说成是“只讲一片黑暗”“不讲一片光明”。

所谓“单干风”，是指1961年和1962年春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的做法和党内一些同志对包产到户及分田到户的支持，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两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怎样估计形势，毛泽东认为形势并不那样坏，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认为整个经济形势还处在比较大的困难之中，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对当时形势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翻案风”是以彭德怀的申诉信和小说《刘志丹》为两个靶子，同时还有一些人要求复查甄别平反的申诉信等，被说成是“闹翻案”。

对“翻案风”的批判，则反映着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并因此停止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工作。

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对党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

曾希圣因责任田被批单干风 农村发展再经曲折

2016年03月16日 10:56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央政府调整农村政策，安徽出现了“责任田”的做法，得到毛主席肯定。后因“左”指导方针抬头，“责任田”被批是“单干风”，这预示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命运又将经历一番曲折。

凤凰卫视3月15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59年春，包产到户的百日试验，在猛烈的反右浪潮中被迫停止，面对在全国各地农村日益蔓延的大饥荒（百日实验是导致安徽饥荒的原因之一），中共中央从1960年5月起，发布了一系列指示，重新调整农村政策，1961年初，“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成为之后三年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明确了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在人民公社中实行的“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供给制（这个按劳分配和后面的责任制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处分了曾希圣之后的中国农村基本制度），决定恢复和完善合作化初期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在这样的氛围下，各地干部群众再次打破了“左”的禁锢，试图将包产包工继续向前推进，这一期间，尤以安徽省的“责任田”影响最大，“大跃进”期间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在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后认为，要使农村摆脱困境，应该从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入手，1960年8月，曾希圣在安徽省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生产队下面应划分为三个小组，一个组包口粮，一个组包饲料，一个组包商品粮，好处是各有责任”。

1961年2月，曾希圣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的新办法，“责任田”的推行也曾经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1年3月，在听完曾希圣汇报“责任田”的做法和优点后，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在毛泽东的允诺下，到1961年底，安徽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超过了九成，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守住“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论调的前提下，“左”的指导方针再次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省的“责任田”被视为“引导农民走向单干”的源头，曾希圣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其实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对于包产到户持支持、宽容或者是不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其中邓小平那段著名的“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就是在1962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时，首次提出的。

1962年夏秋，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相继召开，阶级斗争问题突然升温，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被视为“单干风”而遭到批判，这预示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命运又将经历一番曲折。

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7日召开。毛泽东首先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随后，陈伯达、李先念、薄一波和李富春分别作关于农业、商业、工业和计划等问题的说明，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先后在大会发言。全会通过了所讨论的各项文件，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增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各21人；决定组织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进行审查。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这次全会，肯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严重困难形势下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奋斗精神，指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会议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计划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各工业部门必须制定支援农业的长期规划；国家应重新审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比例，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在价格问题上应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逐步确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等等。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几个文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原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规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规模以一乡为一社，长期不变；社员自留地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这些都对巩固前一阶段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继续进行下一步经济调整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次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七千人大会后至北戴河会议前，毛泽东曾两次离开北京外出视察，先后经过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主要城市，一共在外地停留了近四个月时间。在同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的接触中，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解调整中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生产和农村所有制问题方面。几个月下来，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北京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是有分歧的。7月8日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样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形势的看法仍有很大保留，认为整个经济形势还处在比较大的困难之中。这就是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说的，当前“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特别是对于农村的看法，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认为，在非常时期，鉴于形势需要，农村可以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偏远地区甚至可以实行分田到户等多种经营形式，以稳定农民，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

包产到户是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度，在原则上坚持了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五统一”，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但它在实质上仍突破了“农业六十条”确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而分田的主张，相当于承认土地私有，使农村所有制退到合作化以前的格局，这就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从而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1962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时曾对田家英表示过：“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对田家英建议的关于让一部分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提出了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意见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些意见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实际上，当时中央书记处已经得到情况反映：几个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对一段时间以来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毛泽东也表示过，恐怕错误讲得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这表明，在1962年的七八月间，中央领导层中对当前形势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

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指责为成立“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而予以撤销，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改革试验也被迫中断。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