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没有156项工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有可能比真实历史更快。 -- 乾道学派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二五”计划。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二五”计划实际上分成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两个阶段。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二五计划”的实施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与60年代前半期，这一时期的前后期表现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两极格局的逐渐稳固，国际形势日趋缓和。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与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与各国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形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经基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1953年5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了准备工作。1955年9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专门会议，李富春提出，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编出15年远景计划草案，再根据15年远景计划编制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于9月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1956年9月15-27日在北京举行)。

“二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前半期主要是围绕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而随着经济结构失调导致的三年经济困难，后半期致力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后掀起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不仅在工业生产上全面提高计划指标，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人为地加快了发展速度。

“大跃进”运动以钢铁为核心，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出现。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与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核心地位导致经济中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工业发展畸形，而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则严重滞后。

随后展开的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推动农业领域公有化程度空前提高。公有化程度过高导致个体激励机制失效，农业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现状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困难。

由于恰逢自然灾害与苏联撤走经济援助导致“二五计划”中后期出现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严重倒退，比例失调。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围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展开的经济调整直到1963年才基本完成。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一文 本文有删节

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了8年。我同阿尔希波夫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夏。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当时为李富春当翻译，同阿尔希波夫接触较多。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李富春身体不适，搬到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的别墅休息，阿尔希波夫更是经常去看望，关怀备至。

1957年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以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会见苏联同志的场合下时常见到阿尔希波夫。1958年，阿尔希波夫奉调回国，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984年冬，我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视察。刚到重庆，当地人大的同志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打来电话叫我立即返京，陈云有事找我。我当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陈云住所。陈云对我说。阿尔希波夫将要访华，他希望会会老朋友。陈云要见他，所以要我谈谈他的情况。我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阿尔希波夫从未发表过反华言论，最近又主动来华访问，显然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看法。陈云问了有关苏联的情况，我就谈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我又赶回重庆。但人大常委已结束在重庆的视察活动，乘船沿长江而下，途经宜昌赴武汉去了。于是我搭乘客轮赶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车去武汉。刚到武汉。当地的同志说彭真请我立即返京。于是我又连夜乘火车回到北京。彭真也是为了会见阿尔希波夫做准备，找我了解情况，并叫我出席了他和阿尔希波夫的会见。

1984年以后，阿尔希波夫多次访华，有些活动我参加了，但同他没有深谈。阿尔希波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进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当选为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多次访问中国。他每次访华我都参加一些活动o 1996年5月阿尔希波夫应邀再次访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并庆祝他89岁华诞。我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随后又陪他到大连，接受大连市长授予他的“大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1995年夏，我受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委托，到莫斯科有关档案馆查找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期间的档案材料。苏联解体后各档案馆的档案都公开了，在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和俄外交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不少材料。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多次去看望阿尔希波夫。我请他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如何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记录，有几次谈话还录了音。以下是阿尔希波夫的谈话记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期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恶化后，我的处境相当险恶。赫鲁晓夫不信任我，我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有些会议却不让我参加。当时我主管同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密切，他们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时期我的处境好一些，因为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议采取积极态度改善苏中关系，他既不赞同，也不否定。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中关系正常化当时已无可能。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继任，我向他建议改善苏中关系，他肯定了我的意见，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派我访华，以了解中国对苏中关系正常化的看法并推动双方关系的改善。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说，阿尔希波夫希望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华。中国外交部回答说，阿尔希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欢迎他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

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国同志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同年12月，我终于再次来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会见了我的老朋友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同姚依林副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同老朋友的会见，更加坚定了我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心。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责任编辑：侯彦方）

李富春在莫斯科郊外“指挥”谈判

book.qq.com 2019-09-20 15:34

这次我们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看望李富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7月22日，李富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苏联政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及有关的工业部门的部长和专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李富春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的“一五”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由我当场翻译的。李富春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内容包括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草案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几个尚未肯定的因素。在会场上他没有宣读说明。

报告会以后，中国代表团的同志继续同苏联同志分组谈判。每天下午、晚上向李富春汇报。一天早上，李富春的秘书对我说，富春同志两手手背和手腕上皮肤发痒，起了一些小红疙瘩。我马上找到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皮科专家给李富春看病，又陪他去医院诊断。经专家诊断，说是湿疹，看来同休息不好、饮食不习惯有关。医院每天派护士给李富春治疗。后来，阿尔希波夫建议李富春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休养一段，李富春同意了。这样，我和他的秘书陪同他搬到了郊区的别墅。

别墅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中，是一座古典式的洋房，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斯大林曾经在这里住过。别墅周围的森林望不到边，林间小道笔直，两旁花红草绿，空气新鲜，环境寂静，适于疗养。管理局派来的厨师长会做中餐，清淡可口，李富春很满意。克里姆林宫医院继续派医生、护士每天到别墅来给李富春检查、换药。苏联政府还派来三位卫士长。他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对李富春照顾得无微不至。每过一两天，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就来向李富春汇报工作。在这里，李富春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饭后都到森林散步，大概走一个多小时，回到办公室看文件、办公两个多小时。午饭后休息一个多小时，起床后或者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谈话，或者阅读中国驻苏使馆送来的报纸、参考。晚饭前再到林中散步。这样，李富春的病很快就痊愈了。管理局专门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每天派人给李富春放电影。卫士长给我一份电影目录单，其中有苏联的电影，也有西方的电影。每天晚上我们都看一两部。我们在别墅住了一个多月。

在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听说李富春来了，纷纷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李富春接见他们。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思想混乱，中国留学生极想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李富春与学生们的会见是在一座大礼堂里进行的。他向学生们介绍了祖国顺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介绍了苏联在“一五”期间对中国的巨大经济援助，这次我们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斯大林功过是非的看法，以及我们党历来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最后，李富春希望大家珍惜在苏联学习的大好机会，埋头认真学习，掌握本领，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李富春的讲话，针对性强，观点明确，亲切诚恳，感人肺腑，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我陪着阿尔希波夫和列宁格勒市的领导坐在礼堂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里，李富春一边讲，我一边给他们翻译。他们后来对李富春说，讲话太精彩了，感谢李富春替他们对学生做了政治思想工作。

在莫斯科期间，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专门看望了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王明夫妇住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很有名的疗养院，叫巴尔维哈，是苏联中央领导人疗养的地区。他住在一栋小楼里。他说事前已有苏联同志通知他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和夫人都在客厅里等候。李富春同王明夫妇握手问候，然后说，中央委托他来征求王明的意见，希望他能回国参加中央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王明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看样子回去参加八大的可能性不太大，后来又明确表示，他不能回国参加八大。王明还问起我父亲阎宝航的情况，说他们过去在重庆时就很熟悉，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陪同我们去见王明的是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他对李富春说，王明的病，是他自己说的，但我看他身体还是不错的。

当时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也在苏联疗养。我还陪同李富春去看望蔡大姐。她也住在巴尔维哈疗养院，但同王明夫妇不在一个小区。蔡大姐听说李富春要来看望她，很早就站在院中等候。李富春下车后，同大姐握手、拥抱、互相吻面。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和自己的夫人见面时用欧式的礼节，感到很新鲜。

那时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李富春也去看望了她。因为江青不懂俄文，所以配了翻译来照顾她。全国总工会翻译室主任林利就给她当过翻译，因为江青很挑剔，林利工作了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了，这样就得罪了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林利抓了起来，投入秦城监狱。林利走后，北京医院的张亚男来接替这项工作，张亚男是李公朴先生的女儿，说起江青，愤慨万分，说这个人真难伺候。那时谁敢议论江青，“很难伺候”的言外之意，大家都心照不宣。（哈哈哈哈，就这还要黑江青，哈哈哈哈）

时间过得很快，8月底9月初学校就要开学了，于陆琳、聂力告别了李富春和我们，回到列宁格勒继续深造。

这时，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计委等部门的会谈也告一段落。苏联同志对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对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做出了初步答复。苏联同志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表示有疑问，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也很困难；物资平衡方面有很大缺口，基本建设增加的比例太大。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236个项目调整为217个。

对苏方的意见，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苏方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前一段已经发现的问题是一致或相似的，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我们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我们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

李富春说，除了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指出，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则是要降低，要少定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被动。看来，李富春对这次同苏联计委和各部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这些意见有益于使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这样，李富春怀着满意的心情准备启程回国了。

9月3日，李富春一行乘坐苏联政府派的专机启程回国。令李富春格外高兴的，就是他的外孙安德列同机回国了。李富春和蔡大姐的独生女儿特特，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同一位苏联同学结婚，生了个孩子叫安德列，这次李富春回国就把他带上。安德列的中文名字叫李勇，一路上安德列很活泼，我问他，你是哪国人呢？他说，我是俄罗斯中国人——“俄中人”。安德列回国后住在位于中南海的姥爷和姥姥家里。他学习成绩很好。有一段时间，住在中南海的领导人的孩子们都学习解放军，在大门口站岗。安德列也参加了军训，接受战士的熏陶。我当时已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大门口时，安德列都给我敬礼。他说：“阎叔叔，我就记住你这双大鞋啦，你这双大鞋成了中南海的出门证了。”

回到北京后，我陪同李富春到莫斯科商谈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工作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