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国企辞职一年，独闯尼日利亚，略有小感，与河友共享 -- 千岛湖来客

这个公司2013年注册，当年年底就转让掉了。等我知道这消息，人家手续都办完了。

我就只过问了一下是不是该办的法律手续都办完了，他说是的让我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就在我记忆里过去了。

要不是今年出这个事情，我都忘了曾经还有过这么一家公司。

5月30号第一次开庭以后，我的律师告诉我，对方律师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是录音证据，录音里我那同学把底交了个老掉，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就差没交待当天他穿啥颜色内裤了。

我律师还说，早在4月底开庭前做调解工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同学要做哪些准备可以不需要担责，我那同学完全没听我律师的，啥都没准备，调解的时候还对调解法官大声咆哮，话里话外就一个论点，这是义乌的通行行规……

法院怎么可能采纳这种主张？

我有点明白过来为啥当年我这同学会找到那个“大股东”了。

现在对方就是主张我同学挪用公司注册资金，然后我同学也没钱，于是对方的控诉策略就是要拉我下水，让我来出这个钱。

幸亏当时我在向对方律师了解情况的时候，对方律师也不小心说漏了嘴——也可能是太心急了，连恐吓带威胁想让我出钱——把底牌亮出来了。当时我就感觉事情不对，一方面马上找到我律师让他在法律层面上给我摆脱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我义乌的其他朋友去了解真实情况。

目前来看，从律师和法院方面了解来的情况对我来说还是有利的，至少一审的时候法院没有明确支持原告让我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但我那个同学这次估计又得被扒一层皮。

过去几十年的粗放经济，在一场疫情之后才发现，所有人都在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