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王桂珍，女，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村，是“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发言，还曾短期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一职，1977年发行的上海市壹市斤粮票上还有其肖像。改革开放后，她和老伴开办印刷厂，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同时也不忘为乡亲做好事，努力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多次被镇评为优秀党员。

记者：您被誉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最初是如何踏上从医道路的？

王桂珍：说来惭愧，当一名医生原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我是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15岁便进到纺织厂做工，1961年听党的话回村搞农业生产。

当时，正是“二号病”（霍乱）流行的时候，这一烈性肠道传染病来势汹汹，必须阻断污染水源。村里需要有人去宣传医学知识，请村民们喝井水，别喝湖水，也需要有人向水井中投放漂白粉消毒。我自告奋勇，大家看我干得认真，都很认可。

在当时，“看病难”是一个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策调整，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经大队党支部推荐，1965年，我在公社卫生院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农村卫生员培训。

为了让我们迅速掌握知识点，老师们临时变通，用实际案例来演示教学。当时气管炎病人比较多，老师就拿着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一边看病，一边讲解，告诉我们什么叫湿啰音，什么叫干啰音。

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是班里学得最好的。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学到半夜12点。看不懂就问别人，直到搞懂为止。所谓铁杵磨成针，我就怀着这样的精神，将深奥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啃了下来。

记者：赤脚医生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吗？如何与患者打交道？

王桂珍：我的工作其实是众多赤脚医生的缩影。1968年，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的一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的方向》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肯定。从此，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的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江镇也成了赤脚医生的发源地。

不过刚开始给人看病时，人家也是不信任的。刚刚说，我培训了4个月就上岗了，人家想，你个黄毛丫头，学医4个月能学到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正在田里割稻，有村民牙疼，我说帮他针灸，他想也没想拒绝了。我就先在自己身上扎针，他一看，动作熟练，很安全，便同意了。扎了几次，牙疼好了。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之间，培养起了村民对我的信任。

为了减轻村民的医药费负担，我还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专门建了土药房，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看病。

可以说，“赤脚医生”是老百姓对我们最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虽然本事有限，但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我理解的赤脚医生，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真正为患者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都是做出来的。

记者：您常说，赤脚医生是“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有人民”。面对“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看病”的繁忙工作，是什么支撑您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王桂珍：我是一名党龄56年的老党员，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家六口都是党员。党员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国家需要赤脚医生，我便义无反顾。

大家常说我是“三快姑娘”，讲话快、走路快、做事快。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就是我们手中的两件“法宝”。

以前在农村，一到夏天就会流行红眼病，我们把决明子、野菊花等草药放在一起煮，煮成中药水挑到田里给村民喝上一小碗，就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什么比村民一句句真挚的感谢更珍贵。

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个小孩发热。当时正刮风下雨，可人家来敲门求救，我没多想，踩着烂泥地，一脚深一脚浅就往病人家里赶。给小孩检测体温，39.5℃。当时正是脑膜炎流行的季节，我帮他检查，头颈掰一掰，很僵硬；再检查脚底，一掰大脚趾，往上翘。大差不差，应该就是脑膜炎。我心想，这病必须马上送医院，不然会闯大祸的。

可这小孩妈妈心脏不好，爸爸在外地打工，看着她泪流满面，我说你不要哭，我帮你送到医院去。我把小孩扛到肩头，就这样一路送到医院，终于救回一命。

还有一次我在田里插秧，家长抱着小孩找到我。我一搭额头，小孩热度很高，眼睛黄，面孔黄，这是生了肝炎，必须去隔离医院。我背着孩子跑了十几里路，衣服湿透了，终于到了医院，我告诉他妈妈，“小孩到医院，就能活命了。”

现在，这小孩也60多岁了，之前我脑梗住院，他还特地来看我，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定要长命百岁。”你说，面对如此淳朴、善良的村民，怎能叫我不坚持？

记者：您觉得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和这个年代的基层医生有什么异同？

王桂珍：称呼变了，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衷不会改变。当时的我一个人要管大队里将近2000位村民，经常走家串户，为大家解决头疼脑热的问题。现在的全科医生也是，手上管着几千号居民，一直在居民身边。

当然，和我们相比，他们治病的方法更多了。我们当时更多凭经验看病，现在他们看病更科学、更系统，能施展拳脚的空间也更大。我们大沟村卫生室就有上海健康医学院订单式培养的“新乡医”，非常优秀。

这真是一个基层医生发展的好时代，因此我也常跟学生说，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要多替别人想一想，多细心关注别人。基层医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记者：退休后，您自费筹办赤脚医生陈列馆，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王桂珍：我自费建起赤脚医生陈列馆，就想让后辈有机会了解中国健康医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让我感动的是，上海健康医学院同步筹建了“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主题展馆，展陈了我的珍贵藏品。

你看这个红棕色的皮质药箱，其中针筒、银针、拔罐等一应俱全。大半个世纪前，我就是背着这个药箱走在村头田埂，为村民们解除病痛。我想，让学生们看看老物件，或许更能体会从医者的初心。

我也想告诉学生们，千万别小看一名基层医生。我不仅走出上海，走向全国，还走上了国际讲坛。1974年，我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15分钟发言。国际社会曾将赤脚医生模式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上海健康医学院是全国首家以“健康”命名的医学院，这是培养全科医学人才的摇篮。

很感谢学校，去年推出并上演了以我为原型的大师剧《飞扬的蒲公英》。正如剧名一般，蒲公英迎风而起，随风飘落，落地生根，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石。同学们，一起努力，将“全民健康的种子”撒向全国，走向最需要的基层卫生单位，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王桂珍是原川沙县江镇公社（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15岁便进到纺织厂做工，1961年听党的话回村搞农业生产。（三年灾害国家精简人员）

王桂珍常说，赤脚医生是“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有人民”。当时，她一个人要管大队里将近2000位村民，经常走家串户，为大家解决头疼脑热的问题，在一点一滴之间，培养起了村民对她的信任。

为了减轻村民的医药费负担，王桂珍还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专门建了土药房，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看病。

1974年，我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15分钟发言。国际社会曾将赤脚医生模式誉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王桂珍将当年一张保存完好的宣传海报放在了陈列馆里，海报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川沙镇赤脚医生们的工作状态。

王桂珍想告诉学生们，千万别小看一名基层医生，“现在是一个基层医生发展的好时代，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要多替别人想一想，多细心关注别人。基层医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发了火，他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6月26日这天，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也难怪毛泽东会发火。

于是毛泽东果断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于这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个指示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1944年，王桂珍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大沟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王桂珍小学毕业后，便在镇上一家纺织厂做了3年的纺织女工，由于她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挡车技术，并在同年进厂的学徒中第一个转为正式工人，还在1960年加入了共青团。

“六二六”指示下达以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在1965年夏天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用来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招收学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现好，还必须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文件下到大沟村以后，村党支部一致认为王桂珍正好符合上述条件，便决定送她去学习。

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培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让学员们掌握几年才能学完的医学知识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课程安排得特别紧，这对于连中学都没上过的王桂珍来说，挑战特别大，她完全搞不懂那些“大于”、“小于”的符号和化学元素。

但王桂珍学习非常刻苦，她在晚上10点熄灯后，仍然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她还从别人那里借来医学书籍，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滴地学习，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或求教那些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人，有时为了背诵一个医学名词，她经常半夜三更还爬起来翻书。

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学得最好的学员，她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但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敢让王桂珍看病，大家觉得当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但她才学了4个月，医术真的能行吗？

王桂珍虽然是乡村医生，但并不是脱产的，平时她也要赤脚下田劳作。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桂珍正在水田里劳动时，被叫去给病人治病，她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于是赤着脚就过去了，看完病后继续回来下田干活。

但有些干部对此不太理解，他们认为这个称呼是对王桂珍的一种讽刺，有一次市里的一个干部来到村里，听说了“赤脚医生”后，很生气地对村里的干部说：“怎么能这样称呼一个学雷锋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许这样叫！”

但村民们却不管这些，他们继续这么叫，就这样“赤脚医生”这个称号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王桂珍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专门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也纷纷进行了转载，王桂珍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赤脚医生”这一名称也得到了广泛认同，此后公社卫生员一律被称为“赤脚医生”。

1968年9月，毛泽东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非常高兴，并在《红旗》杂志该篇文章的眉头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9年国庆，王桂珍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建国20周年的国庆观礼活动，并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更让她感到惊喜的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王桂珍使劲地为她们鼓掌，手痛了也不觉得，这一刻她深深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感到骄傲。

从北京回来不久，王桂珍就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医疗卫生和妇女工作。1972年，王桂珍到上海中医学院进修1年；1973年，她又到北京中医学院进修；1974年5月，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1975年9月，以王桂珍为原型的电影《春苗》在全国上映了，影片讲述了妇女队长春苗主动请缨到公社卫生院学习，并在学成后回村担任赤脚医生的故事。电影上映后，王桂珍的名气更大了，来村里参观和找她看病的人更多了，有时候她已经劳累了一天，还要在晚上接待一些参观团到深夜。（赫赫赫赫，那个时代的偶像的力量）

周恩来考虑到卫生部领导班子成员大都年事已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贫下中农代表，因此他在病床上提名王桂珍到卫生部担任领导职务。

这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的人找她谈话，她才得知自己已经被调到卫生部工作，不能回上海了。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王桂珍的工作应贯彻“三三制”，即每年中4月个月在中央卫生部工作，4个月在川沙县卫生局工作，4个月在基层工作，来到卫生部以后，她被任命为部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卫生部党委小组成员，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兼任防治局副局长，具体分管农村卫生、食品卫生、妇幼保健等方面，组织上还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秘书。

当时王桂珍才31岁，这在国务院人员构成中是相当年轻的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任妇幼保健司司长，王桂珍和她的办公室相连，两人平时的关系很不错。

有一次邓颖超和林佳楣在食堂吃饭时碰到王桂珍，两人还特意问他：“你们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在北方天天吃馒头习惯吗? ”

王桂珍回答说：“我们农村人吃惯了苦，没有问题。”（坦然、大方、气度牛逼！！！）

王桂珍平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她既要批阅文件、参加会议，还要会见外宾，出席各种聚会。她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在业余时间学起了普通话和英语，有时也会坐不住，主动去打扫庭园，这时秘书就会过来对她说：“您是领导，有公务人员在，怎么还干这个活？”

这时的王桂珍虽然已是副部级干部，但她却从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她还是原来的江镇公社农民户口，她的收入就是大沟大队的工分，她一年的工分是3000个，一个工分7分钱，所以她一年的收入是210元。这些工资确实不够她在北京生活，尽管卫生部一天补贴她5毛钱，但她也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再吃两个窝窝头。（这就是毛时代毛主席干部的腐败，呵呵呵）

即便如此，王桂珍的钱依然不够用，她只好经常给丈夫邱水兴写信要钱，当时邱水兴到甘肃支边，工资也很低，但只要收到王桂珍的信，他就会把自己节衣缩食余下的一点钱寄过去。正是因为这样，邱水兴一直不知道妻子担任着副部级领导的职务，直到在送妻子去北京为毛泽东守灵时，他才从机场服务员的口中偶然了解到妻子的身份。

1976年10月，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

1978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安排她到川沙县一家服装厂当厂医。这家工厂经营得不好，经常开不出工资，最后倒闭了，王桂珍开始自谋生计，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日子过得很艰难。（哈哈哈哈，难道就能这么对待领导干部？）

https://m.163.com/v/video/VUDTOS5E1.html

1987年9月，上级有关组织把王桂珍安排到了江镇卫生院工作，并把她转为城镇户口，她的丈夫邱水兴也从兰州病退回家，这对长期分居的夫妻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门外日新月异的变化，王桂珍也决定自己创业，她借了6000元钱，买了台印刷机，在自己家的老房子里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并取名为“振兴”。（好像之前的困难不是邓小平造成的似的）

由于王桂珍的知名度和过去长期做好事积累的好人缘，印刷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时工厂有20来个工人日夜加班工作。

1999年，王桂珍在组织的关心下，以干部待遇（啥干部啊？副厅级吗？哈哈哈哈）在县社会保障局退休。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89072

2024-06-04 16:35:26 3

梁效 正九品上🐳1

🙂大麻不是毒品，成人普通用量吸大麻不影响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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