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怎么没有海外网友发帖 -- 白浪滔天

原文出处。文字比较枯涩难读。但是可以看出国内同学嘲笑的”白左“远不是他们所能简单化的理解。

毒害美国人的思想:新麦卡锡主义时代的学生抗议

作者:亨利·吉鲁

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增加和法西斯主义蔓延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标志着新兴的威权主义系统性地试图禁用任何实质性意义的语言和异议，从道德见证的语言中移除行动，并将权力与制度正义分离。随着社会各阶层被掏空，民主共同体、社会契约和同情心的概念让位于一种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所有责任都被个人化、私有化，并从更广泛的系统考虑中移除。寡头政治的习惯因恐惧而活跃，并通过对人类可能性的无情攻击而重现，而“真实历史的无序被伪历史的有序所取代”。[1]在一个普遍苦难和动荡的时代，高等教育因其关键功能而令人担忧，学生们被期望保持沉默，对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反应迟钝，忽视权力、边缘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在军事工业综合体和独裁国家扩张的背景下，教师和学生们被期望将目光转向别处或向内看，对想象中的未来语言没有反应。

正面攻击异议、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支持和培育这些重要民主权利和实践的机构，加剧了这一去政治化进程。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右翼亿万富翁、专制政客和懦弱的董事会的影响下，其关键功能日益受到攻击，沦为想象的道德死区和令人麻木的从众。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公共事业，其目的本应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见多识广、具有批判性的公民。高等教育受到共和党极右翼成员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弃教育学生质疑、挑战和反常规思考的责任。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已经把曾经进步的新学院(New College)变成了反觉醒意识和教学法的堡垒——在那里，教职员工和学生（原本）可以批判性地思考，检验自己的观点，并意识到自己是积极参与的公民。

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不再被认为是培育和辩论思想和重要社会问题的地方，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被改造成灌输中心。在那里，批判思想和赋权教学法受到蔑视，变成了审查和绝望的机器。被嘲笑为批判性社会批评的避风港，极右翼希望将教学和学习减少到所谓的克隆教学法，旨在克隆文化，知识，思想和极端主义世界观。

更糟。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受到极右翼的攻击，因为它主张平等和共同利益。作为一个与“公民身份在多方面等同于人类尊严和平等”的概念一致的机构，它招致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愤怒，对他们来说，对普遍公民身份的敌意是其动员激情的核心要素。[2]对美国人的选择性定义强化了这种对平等的仇恨，如今这种仇恨既助长了对高等教育的攻击，也助长了日益恶毒的种族主义政治。正如埃迪·s·克劳德(Eddie S. Claude)所指出的那样，对“纯白美国”的幻想，以及将黑人和棕色人种“从国家的道德良知中驱逐出去”的呼吁，创造了一种幻觉，使白人至上成为可能，同时进一步助长了种族主义暴力以及排斥和灭绝的逻辑。[3]极右翼认为思考是危险的，与“教育是政治的核心，必须通过它对民主的主张及其在暴政时代的作用来定义教育”这种观点同样危险。

随着另一场殖民战争在加沙肆虐，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杀，道德限制似乎已经过时，而批评各种国际组织称之为战争罪的行为的尝试，也被草率地斥为反犹主义。这种拒绝承认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已经演变成一场针对批判记者、文化工作者和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的战争，现在被极右翼视为有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堡垒。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他人的痛苦作出反应的人会遭受非人化和道德上的同类相食，言语上的仇恨狂欢，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暴力。他们还面临着社会性风险，在此种社会里公民国家暴力、国内恐怖主义和一次性政治导致公民的死亡。[4]

在这个历史时刻，对高等教育的攻击表明，为自由、平等和正义而奋斗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攻击为美国和国外新兴的法西斯政治提供了证据，这些法西斯政治将质疑殖民者的殖民剥夺和国家暴力的学生视为一个种族主义犯罪国家所贬低和潜在暴力的对象。现在，表现出公民勇气的学生成为了批评、排斥甚至逮捕的对象。在当前的压制气氛中，这不仅表明了审查制度的恶劣行为，也表明了大学作为一种公益和公民机构的死亡，尽管它在平等和公民知识方面的观念存在缺陷。

对于特朗普及其法国维希形式的支持者来说，高等教育被描绘成左翼意识形态的实验室，其最终目的是“摧毁家庭、社区和国家团结”。[5]这些压制性政策代表了艾伦·施莱克所说的“新麦卡锡主义”的回归，它利用对共产主义的诽谤来攻击批判性教育、教师自主以及“种族、性别和社会不平等的现实问题”。[6]她写道:

“当前(麦卡锡主义者)限制高中和大学课堂教学内容的运动，显然是为了转移愤怒的选民对影响他们个人未来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的注意力。然而，这也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运动的新篇章，这场运动旨在将那些将现实世界带入课堂的变革进行逆转。在一个又一个州，反动和机会主义的政客们加入了推翻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活民主化的更广泛的运动。通过攻击CRT妖怪（批判性种族主义理论的人格化），妖魔化当代学术文化及其可能产生的批判性观点，目前对教学内容的限制危及各级教师，而这些措施所鼓励的无知主义则危及我们所有人。[7]”

右翼对大学这个左翼意识形态的堡垒的攻击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参议员乔·麦卡锡领导下的狂热反共主义者对学者的清洗。20世纪30年代的独裁政府为了控制大学也执行了类似的任务。Ruth ben - ghat教授写道:

“从欧洲法西斯时代开始，右翼领导人就指责大学是左翼意识形态的孵化器，并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宣传、政策和警务目标的形象来塑造大学。考虑到纳粹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在学术界内外压制批评者所表现出的恶毒，这一观点对右翼仍有吸引力是值得注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冷战时期的军政府，它给法西斯主义与左翼的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8]”

最近，麦卡锡主义战术在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变得猖獗。当副总统切尼声称批评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人“教唆恐怖分子”时，这一点尤为明显。[9]与此同时，布什时代见证了麦卡锡主义机构的出现，如校园观察、大卫计划、学生学术自由和其他旨在监督中东研究和自由派艺术的团体，以防止任何反对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残余。Discoverthenetwork.org和其他极端组织列出了被认为是非美国人的教授的名字，类似于ACTA在9/11袭击后列出了被指控不爱国的教授的名字。[10]

在一个由野蛮的社交媒体平台主导的时代，一种恶性的审查形式以更加恶毒的形式出现了。例如，StopAntisemitism等组织的工作就体现了这一点，该组织通过“在网上发布个人信息以鼓励骚扰——从而使辩论变得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对批评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人进行网络警戒。[11]这样的批评者不仅被点名、羞辱和骚扰，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大学开除，常常被解雇。

目前，一种更为危险的麦卡锡主义卷土重来。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发动战争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受到压制，这加速了高等教育的独裁化。新一代的批评家反对以色列基于历史的本体论上的清白和永远的受害者身份，正如潘卡吉·米什拉明确指出的那样，“压迫并不能提高道德品质。”“[12]以色列再也不能利用其本身深不可测的镇压和种族灭绝的痛苦历史来赦免其罪行。Federic Lordon进一步指出，以色列对加沙的残酷报复和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呼吁代表了一种“道德自杀”。他补充说:“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地浪费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象征性资本，这些资本是在大屠杀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范围对犹太人普遍的同情 - 燕人）”[13]

内塔尼亚胡对加沙的战争加剧了大学校园里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残酷暴力的抗议活动。作为回应，主流媒体和一些权威人士在亲以色列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将“反犹主义”标签作为武器，这个标签已经被简化为对以色列在加沙或西岸的军事行为的任何批评。正如威廉·i·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所观察到的那样，极右翼这种有害批评的一个后果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大学校园受到全面攻击，不仅来自大学管理部门和亲以色列团体，还来自以色列国家最高层。”[14]

批评以色列的学生积极分子面临着骚扰、监视、驱逐、公开羞辱，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因扰乱秩序而遭到大规模逮捕，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大学最近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15]抗议者呼吁高校从从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中获利的公司中撤离，并要求“加沙全面停火”，但这些都被淹没在对“反犹主义”的全面指控和警察暴力中。[16]这些逮捕事件再次表明，某些常春藤盟校与极右翼勾结，对学生言论予以打压。[17]阿里·保罗(Ari Paul)观察到，主流新闻普遍对这次打击行动感到高兴，并明确表示“根据具体问题，禁止言论以保护听众感情的校园安全空间是好的。”[18]这并不是说，对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犹太人和学生的攻击应该被忽视，但对精英大学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比泛泛的、毫无争议的反犹太主义指控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在调查校园反犹主义的众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伊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和她的共和党同事们所展示的政治戏剧严重淹没了调查工作。正如大卫•贝尔指出的那样，在这场公审中，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对解决校园问题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揭露自由派精英的腐败、危险和反美。[19]这些听证会的真正目的是使反对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成为武器，作为旨在在控制高等教育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更大战略的组成部分。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中正确地指出，麦卡锡主义的攻击是“压制基本言论自由”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20]

虽然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值得讨论和辩论，但这并不在国会女议员伊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的职权范围内。对于普遍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各种校园团体对异见人士的压制，也没有任何严肃的讨论。通过在国会关于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的听证会上带头，斯特凡尼克采取了一种投掷火焰的对抗方式，旨在规定“大学的学术使命”，规定对教授的纪律措施，并制定“可接受的校园言论”的指导方针。[21]鉴于斯特凡尼克的“清教徒超我”、好战的立场以及作为校园反犹太主义反对者的自信角色，这里的讽刺和虚伪很难被忽视。[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否认了选举结果，将袭击国会大厦的个人描述为“1月6日的人质”，并慷慨激昂地为特朗普辩护，特朗普与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和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等著名反犹主义者有联系。[23]

极右翼政客在批评中表现出的虚伪并不仅限于斯特凡尼克。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的叛乱分子的其他MAGA支持者呼吁拜登总统动用国民警卫队逮捕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他们拒绝接受拜登的当选。对于MAGA组织来说，起义发动的暴力是合法的，但抗议屠杀巴勒斯坦人的学生对国家构成了威胁。这里充分展示了战争贩子呼吁对那些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和“要求大学停止投资武器制造商……从以色列入侵加沙中获利”的学生使用暴力的讽刺意味。[24]为暴力服务的虚伪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抗议者描述为“必须制止的‘反犹暴徒’”的说法完全一致。[25]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恰如其分地批评了内塔尼亚胡的贬义言论，称其是利用反犹主义“转移我们对你们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府不道德和非法战争政策的注意力”的一种策略。[26]他进一步补充道:

“不，内塔尼亚胡先生。并不需要反犹主义或支持哈马斯的立场即可指出这一事实：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你们的极端主义政府杀害了34000名巴勒斯坦人，打伤了77000多人，其中70%是妇女和儿童。你们的轰炸完全摧毁了加沙地带超过22.1万套住房，导致100多万人无家可归——几乎是加沙人口的一半。[27]“

当然，指出虚伪是很重要的，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政党及其极右翼媒体官员，他们相信使用国家武力和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来关闭言论自由。是的，这是国内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是法西斯政权的基本要素。校园抗议不仅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破坏，而且还被极右翼的大学管理人员和政治家视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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