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普京的台阶在哪里？ -- 本嘉明

特稿：对“学毛著积极分子”的点滴回忆（组图）

2021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省会石家庄偶遇一位小我三四岁的男士，观其打扮和精气神，我觉得不是国家干部，便是公司老板。

闲聊中问及老家原籍，彼答曰：高邑的。我迅即问道：“我们栾城有个叫李梅菊的曾在你们高邑县为官多年，你熟悉她吗？”彼君连声道：“熟悉！很熟悉！！太熟悉了！！！”紧接着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夸赞了一番，忽而，脸色一沉长叹一句：“好人不长寿呀！可惜她去世已经好几年了……”

李梅菊去世好几年了？！我的心房剧烈地震颤起来。2014年春天，我还曾收看到过她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呢！人咋说没，立马就没了呢？！！！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沉浸在无限的回忆当中。

眼下，在栾城还活在人世间的“四零后”、“五零后”的人群中，但凡认识、了解、熟悉李梅菊的，一旦提及她的名字，首先映入脑海的即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这源于李梅菊本人在刚满20岁时，在学毛著上便出类拔萃、独占鳌头、名闻全县！

20世纪六十年代（1966年至1969年），举国上下掀起了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在我们栾城，不仅党员干部、青年民兵、在校学生积极学毛著，而且家庭妇女、几岁的儿童、文盲也都背毛主席语录。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经常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赛背会”。

所谓“赛背会”即：比赛背诵毛主席著作或语录大会。在“赛背会”中，李梅菊不仅能把毛主席的“老三篇”（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背诵得滚瓜烂熟，甚至，那时出版的整本《毛主席语录》，她竟能不打噎、不停留地从第一页背诵到最后一页……在这方面无人能比，也由此，李梅菊在当时受到全县妇孺皆称颂的景况，名噪一时，传为佳话！成为神话！！！

倘说李梅菊当年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风度、风采……或多或少我还是有一点点儿资格的。倘若不信，且听如实道来。李梅菊不仅是我心目中非常敬重的老大姐，而且，深感荣幸的是我在她领导下曾工作将近三年。1970年，20多岁的李梅菊，不仅当选为栾城县委常委，同时，还兼任着我们马家庄公社的党委书记。我于1969年担任民兵排长兼生产队记工员、大队通讯报道组组长，1971年7月入党（当时没有预备期，直接入的党），同时，进入大队党支部担任副书记兼任大队民兵连长，直到1972年底，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乡。

在与李梅菊大姐接触交往的三年里，她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对我后来的人生仕途也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在那三年期间，因客观原因隔三差五能见到李梅菊大姐。那三年里，各类会议和各种活动较频繁，再加上那时通讯条件差，又没有电视，会议或活动大都是面对面的现场举行；那三年里，政治运动正值“白热化”，政治会议或活动家常便饭、接二连三，例如：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庆祝大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培训班，学毛著经验交流大会，各种大小批判会等；那三年里，“农业学大寨”热潮滚滚，我们栾城又是先进典型，全县上下弄得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亦乐乎；那三年里，由于“珍宝岛事件”战备形势空前紧张，乡下的民兵训练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基干民兵的活动异常活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时，不管是县里，还是公社里开展活动，作为公社一把手的李梅菊大姐，一般情况下都会亲临现场的，也常会临时即兴发表讲话，提提要求什么的。缘于此种情况，在那三年期间同李梅菊大姐谋面频繁、接触多多，也便成了自然，甚至于成了必然。

纵观李梅菊大姐的一生，闪光点和可贵之处有许多。反复琢磨后，觉得有三点尤为突出，也很感人：一是朴实无华的精神风貌；二是向善向上的优秀品质；三是宠辱不惊的高风亮节。

首先说说李梅菊大姐朴实无华的精神风貌。

李梅菊大姐给人的直感印象：朴素而又落落大方，青春则不显浮躁。她25岁到我们公社当书记，试想，那个年龄段正是花枝招展、婀娜多姿、乔装打扮、浓妆淡抹的时段。可是，我从没见李梅菊大姐涂过脂抹过粉，在穿戴上也一直没见她穿金戴银、花花绿绿，在言谈举止上，更没有嗲声嗲气的娇滴滴。在人们的心目中她很土气，土得掉渣儿！甚至在服饰上近乎于男性化。

在外表打扮上如此，在实际工作中更是如此。她作风踏实不浮夸，从不咋咋呼呼；开会讲话简单明了，从不胡吹六拉；同大小队干部和老百姓接触交流，总持平稳和善的态度，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她在干部群众中的口碑顶呱呱、响当当！

提起李梅菊大姐朴实无华的精神风貌，有两件事至今让我感动不已

第一件事：“三夏”“三秋”期间，三天两头组织带领全公社大队干部检查农业生产的情景。

当年，栾城是学大寨先进县，“跨黄河”、“过长江”大幅度提升小麦增产增收……全县上下总动员，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那时候，叫我最发憷的是生产大检查。一来我对农业技术不用心、不上心，甚至好多方面属于“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二来更主要的怕辛苦。当时的大队书记王虎子，既是文盲，又比我年龄大许多，更不会骑自行车，生产大检查时我必定“冒名顶替”，习惯了之后，每逢检查李梅菊大姐便直截了当点我的名。那时，我骑的是一辆极破旧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到处嘎吱乱响，闸也不灵，快了“追尾”，慢了掉队，前后轮儿还没瓦，风和日丽还好，偶遇雨天，不仅成了“落汤鸡”，甚至活脱脱一条“泥鳅”……故此，一遇检查，心里总是胆怯害怕！

当时，李梅菊大姐虽是县委常委，但没有专车。检查生产时，她常爱戴顶草帽，骑着自行车在前面率领着十八个大队干部和几个公社相关人员，总共二十多人。有戴草帽的、有包毛巾的，浩浩荡荡一溜“长蛇阵”，与战争年代武工队、土八路进村一模一样！

检查时的顺序基本上每次都是：上午先转完北边九个大队，中午赶到公社食堂匆忙吃口便饭，下午再转完南边九个大队。检查中每转完一个大队的主要地块，还要在田间地头总结讲评一番。所以说，每次检查总是迎着星星赶到公社集合，顶着月亮散伙回家。

一天下来，实在是疲惫得很。可是，李梅菊大姐晚上还得马不停蹄地赶到县委汇报，也常常是第二天又要组织召开什么什么会议……但她依然精神抖擞、飒爽英姿！真个是“巾帼不让须眉”呀！当时，我打内心深处敬佩她。

第二件事：深入基层，实行“三同”。

在那三年期间，李梅菊大姐总是千方百计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一定时间，带上铺盖卷儿深入到基层，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更进一步了解民情民意。

期间，她入户吃派饭，及时付给钱和粮票的小事，竟使我没齿难忘。进村搞“三同”，不能另起锅灶，必须到户里吃派饭。李梅菊大姐把吃派饭及时按标准付给钱和粮票，视为能否自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来对待。有的户拒收时，她就组织发动大小队干部一起做工作，户里不收她决不收兵。起初，我觉得这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我记得，李梅菊大姐到我家吃过两次派饭。第一次给了我母亲五斤粮票，十元钱（吃了几天，记不清了）。当时，我内心深处实实在在感受到：李梅菊大姐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任“顶头上司”，在我心目中她比亲戚还要亲、还要近，吃几天饭还要钱？！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从母亲手里要回钱和粮票，写了一张纸条，内中有句：“我家祖宗三代没开过饭店，从不卖饭……”尔后，塞进了信封，在信封上写明：敬爱的李书记收。到公社开会时，将信封交给了她，并谎称：写了份汇报材料，请您挤时间看看。会议一结束，她便把我叫住了。微笑着说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吃几顿饭也不是大事。但这是上级规定，不遵守规定就是大事。我们正年轻，也都是党员干部，必须事事处处从小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组织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我要求你把钱和粮票如数返还给家人！”一席话，弄得我张口结舌连声应道：“好吧，好吧！”第二次到我家吃派饭时，我再也不敢瞎鼓捣了。记得，第二次吃派饭的第一天中午，母亲专门包了一顿韭菜猪肉馅饺子。大姐进门一看，高声说道：“大娘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包嘛饺子呀？这样搞特殊影响不好啊！下顿再弄这个，我就改去别人家吃饭了。”

……

大姐朴实的工作作风和认真严格要求自己的姿态，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感慨不已！

其次说说李梅菊大姐向善向上的优秀品质。

所谓向善向上，即做事干工作力求尽善尽美，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劲头。李梅菊大姐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当年，她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由于一直坚持着昂扬向上、尽善尽美的态度，并下了很多很大苦功硬功，终于达到了不仅能完整背诵朗读毛主席语录，还能背诵朗读许多毛主席的长篇著作。1966年，21岁的李梅菊大姐光荣地登上了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大会的主席台上，激情洋溢的作了典型发言。

后来，近距离最直观感受分享李梅菊大姐演讲口才和诵读水平，是在1971年秋传达“913”林彪事件的全县三级干部学习班上。

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后，基层的干部群众好长时间都不知道，当时的保密程度严得很。县三干会集中的头一天晚上，公社分管生产的副主任刘春祥还组织大家学习林副主席指示。就是第二天上午开始传达之前，县革委副主任左金魁在讲农业学大寨时还说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什么。除了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和负责传达宣读文件的县委书记李如双知道外，以下的人统统被蒙在鼓里。上午传达文件，下午和晚上分组讨论、消化文件内容；第二天集中举行大会，重点表态发言。

李梅菊大姐被专门指定为重点表态发言者。她的这次发言，使我真真切切切领悟到她追求尽善尽美的不懈态度和顽强拼搏的劲头。半个多小时的发言，不看底稿，即席演讲，朗朗上口，大小标题分明，不打噎、不重复，每个小标题完毕后略有间歇停顿……演讲时，台下鸦雀无声，停顿时，台下掌声雷动。

这次发言，若形成文字何止万儿八千。准备时间上满打满算一下午、一晚上，再加上林彪事件的突然，无参照资料，以何种言辞表述认识林彪事件，从何种角度分析林彪事件，如何达到精准表态？凡此种种，其难度可想而知。李梅菊大姐在有限的时间里，竟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命题，还完成的近乎完美无缺，并且得到全体与会者的高度赞许……回味起来确实深感神乎其神。

人可能有天赋高低之分，但我与大姐早年接触时，并未发现她有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

古语云：若要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我敢断定：李梅菊大姐在走到生命尽头之前的几十年间肯定受过不少甚或不为人知的罪。眼下的人有种说法：60岁是壮年，70岁才进入老年。大姐刚刚迈入老年的门槛，便急匆匆走了，实在令人痛惜难已！

最后说说李梅菊大姐宠辱不惊的高风亮节。

所谓宠辱不惊，即胜不骄败不馁，荣光时不炫耀，逆境中不退缩。李梅菊大姐在黄毛丫头时即红透全县，当上了县委常委。但她并没有咋咋呼呼飘飘然，照旧脚踏实地努力向前奋进。

1975年，她由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履职高邑县委副书记。后来，“清理三种人”铺天盖地而来，她被无情地卷入其中。在没弄清青红皂白的境况下，竟不由分说将她由县级领导的职位上，一下贬降至某个公社，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令人愤慨的是：学毛著何罪之有？！笔者以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光荣！学毛著积极分子永远骄傲！！！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难道去学习蒋介石著作吗？！把打砸抢积极者与学毛著积极者，混为一谈，各打五十大板，纯属狗屁不通！背理逆天！！！

在官场上“升者荣，降者耻”的氛围中，绝大数人一旦被降，便萎靡不振，再也缓不过来了。李梅菊大姐虽属女流之辈，但她没白学毛主席著作，她坚信毛主席所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被贬降之后，并未怨天尤人，更没灰心丧气，她心无旁骛，照直向前闯：同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同事携手并肩阔步迈进，对上级给予的不公正待遇不发牢骚、不抱怨……终于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直同情、认可和广泛赞许。

李梅菊大姐由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村姑娘，靠后天自己的努力奋斗官至厅级，并被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等。实属不易，也非常难得，也真是万里难挑一啊！

李梅菊大姐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贵人和第一恩人。1971年7月初，她亲自组织召开党委会通过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同一天，她亲自签发批准我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三年期间，她对我高眼相看，百般呵护，一有重大活动她就直接点名让我参加或登台发言……在她的器重下，公社大院所有人等视我为书记手下的“红人”，都一边倒的恭维我。1972年底，我参军入伍临别前，李梅菊大姐代表党委主要领导成员为我写了如下赠言：

“诚心希望：    跟着毛主席，    永远干革命；    心中装四海    志在世界红！”

这幅赠言至今保留在身边，今后仍将继续保留在身边，也算做一份既珍贵、又美好的回忆吧！

眼下，猛然间获悉李梅菊大姐离世的噩耗，确实心痛泪崩。但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仿佛又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也年轻了许多！

大姐：您是毛主席培育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在那边您一定会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喜爱和庇护！

1965年，五家渠，农六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支边青年代表大会，上海知青前排右2起：孙文霞、黄三妹、冯琳琳、钱秀英，后排右4蔡里昂、左4陈启镛出席了大会。

https://www.meipian.cn/34oe9tdg

苗族战士“红秀才”——记王建林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国民...

【摘要】:<正> 駐在云南边疆的解放軍某部通訊分队里,有一位出色的苗族战士,人們称他是“紅秀才”,官兵們都把他当作自己学習理論的一面紅旗,他的名字叫王建林。听老同志說,

作者：余泽江

写在前面的话：

139野战医院的女兵们，个个是英雄，人人是艰苦奋斗、立志戍边的标兵。从1964年建院到1986年撤销编制，22年中，有600余名女兵(有10来个军工) 从全国各地来到勐腊，来到139野战医院。139医院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在139，女兵当做男兵用，男兵当做牲口用。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观看过电影《英雄儿女》，主人公王芳是军政治部主任的女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芳以哥哥王成为榜样，用文艺形式为参战官兵服务，深受援朝作战勇士们热爱。139野战医院有很多“王芳”式的巾帼英雄，孙蔚红就是其中之一。

孙蔚红，女，祖籍山东。1969 年 3 月从昆明应征入伍到 139 野战医院。历任战士、护士。1978 年调昆明军区军医学校训练部任技术员，1982 年调57 医院，历任医生、医务处助理员，科室副主任、

结束了新兵集训，1969 年 4 月，孙蔚红和另一名女兵廉晋云分到了二所的休养灶当炊事员。

休养灶要负责两三百伤病员一日五餐的饮食，淘米做饭，压面条，蒸馒头，搞卫生，洗菜切菜等。孙蔚红、廉晋云当时也就十五六岁，看着那巨大的饭锅发怵，锅铲竟是干农活的铁铲。洗锅时为了洗锅底，常有拿大顶的感觉，每次洗完锅时，不光围裙，从里到外的衣服都是透湿的。

班长是 1968 年的湖南兵李春明，他常安排孙蔚红和小廉干的活就是切菜，一群人围着大大的案板，手起刀落，又切又剁，切掉指甲切块肉那都是常事。

1970 年 3 月，孙蔚红参加了二所组建的边疆医疗队，赴勐伴大队为边疆少数民族送医送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勐伴离边境线很近，敌情复杂。由于不通公路，孙蔚红她们步行了两天才抵达目的地。

她们被分散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天还蒙蒙亮，鸡鸣狗叫，就听见傣族妇女的舂米声，做早饭挑水，忙得不亦乐乎。孙蔚红挣扎着爬起来去帮老乡舂米，一边舂一边打盹。

1971 年的 3 月，139 野战医院二所组织了由副所长崔北棠任队长，赵梅君，杨文龙，陈玉书，黄啟钰，万瑞钦，刘朝智和孙蔚红八人的医疗队，赴老挝勐新完成北线踏勘测设卫勤保障工作。

孙蔚红所在的二所，主要收治外事伤病员。原来的病区在大桥旁 4 公里的地方，上护理班开饭时，走到老挝病房那儿就叫：“撒亥，京考（老挝语，同志，吃饭）。”走到越南病房前就喊：“龙基，安根（越南语，同志，吃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里开展了夜校专业知识的学习。孙吉庆医生讲基础化学课。以前护士们对浓度的认识只停留在百分比上，孙医生讲克分子浓度；当量和毫当量；讲渗透压的改变；讲电解质和血脑屏障；微量元素的测定和临床的实用价值。许多名词让孙蔚红茫然，但是也让她有了更多的兴趣。

基础理论的学习，给护士们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慢慢地孙蔚红不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会主动去看病历，去思索，为什么这个病人要用这样的药？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为什么较好？用多大的剂量才达到了预期效果。

孙吉庆医生不仅仅是个好医生，也是人品高尚的好军人，他为人谦和有礼，受到全院人的尊敬。在医疗工作中，在生活中，他都是个让人爱戴的人。

工作中有什么不懂的去问他，他都是倾其所有的告之，即便有时因为工作使他不能有完整的时间回答提问，他也会过上几个小时主动再来补充回答，使之觉得温暖而实在。

孙医生常说“是药三分毒”，药量要把握好，不要只顾眼前的疗效而忽略了药物对病人机体的慢性损害，也许当时看不出来，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肝肾的不良影响会慢慢出现。

孙医生处处以病人为中心，他关心的不仅仅是病情，而是病人！重病人的化验，他会亲自跑到化验室去等待结果；晚上熬灯查看医学书籍，并在医学杂志中寻找理论依据；精确地一丝不苟地制定治疗方案。

在医疗实践中，孙蔚红体会到光靠服务态度是不能很好的为病人服务，要有过硬的医疗技术，孙吉庆医生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就是孙蔚红最好的榜样，常常鞭策着孙蔚红去学习业务，去看医疗书籍，去关心病人的治疗。

“医术乃医德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宣传队为打落打伤各一架敌机的 705 大队（沈阳军区坦克三师高炮 307 团）贺功，为正在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 701 大队（沈阳军区工程兵 703 团）庆贺演出，为老挝解放区的军民演出，为老挝纳莫县宣传队登门求教的老挝演员传授舞技，并向他们学习老挝的传统歌舞。

农妇顾阿桃，因“看图说话”学习毛著名扬天下，后身居高位十年

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是11年的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太仓县革委会副主任等要职。

1969年4月，在“九大”上，她作为主席团成员，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同坐一排。

那些年中，她频繁出入中南海，每年国庆节她都会受邀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并且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顾阿桃前后6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也因此成为“文革”期间全国数一数二的红人。

直到1976年，她所有职务被免去后，她与许多“文革”红人一样，也自然销声匿迹了。

顾阿桃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沙溪乡洪泾村的一个贫苦人家，3岁时父亲去世，12岁时母亲又抛下她撒手人寰。

8岁她就进了一家纱厂做童工。每天做工12小时，挨打受骂，累死累活，一天只有一毛二分钱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斤米。

20岁嫁给了为地主做长工的顾全和，生活依然十分贫困。

1949年，太仓解放，顾阿桃一家不但分到了一间半草屋，而且还分到了九亩土地，从此生活有了依靠。

还在那时，顾阿桃就把共产党、毛主席当成了“大救星”。

1965年底，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洪泾大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毛著运动”，男女老少都学，个人要会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顾阿桃就是非常诚恳的一个。

当时，顾阿桃已是年过半百，有五个子女的老大妈了，而且目不识丁，学习上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她却坚持每天跟别人学，人读一句她听一句，人背一段她记一段。

为学毛著，她养成了三个“必须”，即：

每天早晨起床，必须学一段才去做事；每顿饭前，必须学一段才能坐下吃饭；每晚困觉之前，必须学一段才能躺下来。

为学毛著，她家的煤油灯一月用了五斤煤油。

顾阿桃以看图识字的形式学毛著准备讲用稿

字不认得，道理不明白，她就请人画图给她“看图说话”，“看图认字”：

画一轮红太阳，代表共产党、毛主席；

学习《为人民服务》，别人给她画一个烧碳的战士，于是，她知道那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张思德；

《纪念白求恩》，画一个外国医生，于是，她知道那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白求恩；

《愚公移山》，画一个老愚公搬山，于是，她知道那是领着子子孙孙搬掉大山的老愚公；

《反对自由主义》，她让人画了把扫帚，扫帚一扫灰尘就会跑掉。

后来，为便于熟记，顾阿桃把毛主席这四篇著作合称为“三个人一把扫帚”。

顾阿桃也因此被大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让她在大队巡回讲用。

顾阿桃很快引起了正在洪泾大队蹲点的叶群的注意和重视。

1966年初的一天，听说顾阿桃事迹的叶群亲自来到顾阿桃的茅草屋看她。

叶群激动得说：“顾阿桃老妈妈，你是老贫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很关心你们，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我让你们公社妇联主任专门教你学习毛主席著作”。

自从叶群来过顾家茅草屋后，顾阿桃很快名闻全国。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日报》等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电台一连数天，成篇累的报道和介绍着“顾阿桃老妈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她的大幅照片一组组地刊登在中央和各省的党报上。

从此，顾阿桃在全国家喻户晓，她每天被请到部队、工厂、农村、学校讲用毛主席著作。

1966年7月30日，经洪泾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一致同意，成名后的顾阿桃火速入党，并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

1966年9月，顾阿桃被叶群用飞机接到北京，给空军司令部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有又被叶群接到家中，受到了林彪的接见。

林彪坐在沙发上与顾阿桃交谈了半个小时，临别对她说：“你回去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

会见结束，叶群特意送给顾阿桃5本《毛主席语录》，2块手帕和一盒饼干。

1968年9月27日，顾阿桃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在30日晚上的国庆宴会上，叶群专门与顾阿桃碰杯祝酒，并将顾阿桃介绍给外宾，翻译向外宾介绍：“这是林彪夫人亲自培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叶群把顾阿桃拉到林彪身旁，要摄影师拍照，并对摄影师大声说：“要大的！”

林彪为什么对顾阿桃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如此重视，为什么要把她树为典型呢？

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毛主席树了大寨红旗，刘少奇培养了桃园经验，林彪也要树一面红旗。

此后，顾阿桃越来越红。

顾阿桃后来说：“我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能忘记，就是6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6年国庆节，正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的顾阿桃被叶群叫过来，她说：“快，准备一下，毛主席马上要接见你。”

顾阿桃一听这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农村老太婆还能见到毛主席？

叶群见她似信非信，说道：“是真的，毛主席在休息室等你哩！”

走进休息室，顾阿桃还没缓过神来，一下子看到了平时连做梦也不敢梦见的毛主席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一激动，脱口喊着：“毛主席！毛主席！”

由于太激动，她连谁把她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都不知道。

过了一会，周总理对毛主席说：“顾阿桃同志克服困难学习毛主席著作，事迹很感人。”

顾阿桃一听这话，赶紧掏出来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以及公社妇联主任教她认字的本子，送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接见顾阿桃

毛主席翻了翻，说：“好，好，很好！”

毛主席问她：“顾阿桃，你年纪多大了，身体好吗？”

她说：“我今年51岁，身体好。我伲（方言，“我们”的意思——笔者注）贫下中农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毛主席接着问她：“你们那儿形势怎么样啊？”

她说：“好，形势很好。我伲贫下中农都很想念毛主席您老人家！”

接着，她急忙从拷包里拿出一个刻有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的北瓜，送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这是我伲贫下中农的心意！”

毛主席接过北瓜看了看，很高兴，他拿过一只芒果说：“顾阿桃，这只芒果送给你！”

此后，顾阿桃又先后5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69年4月，那一次顾阿桃作为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在“九大”主席台上，她与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人同坐在第一排，距毛主席只隔几个位置。

毛主席接见顾阿桃的消息传到了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群众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赶到洪泾大队，争相见顾阿桃，也好象见到了毛主席，握到了握过毛主席手的顾阿桃的手，如同握到了毛主席的手。

顾阿桃后来说：“那时我家房前屋后人山人海，每天都有上万人”。

四、身居高位十年

1966年，顾阿桃由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很快被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1969年3月，顾阿桃被确定为“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

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后，顾阿桃又当上了省革委会常委。

接着，顾阿桃分别兼任了苏州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太仓县副主任等要职。

习惯了在农田里做活的顾阿桃，忽然被推上省委干部的位置，一时还难以适应。

1968年省里召开革委常委会时，她对许世友说：“许司令，我没有文化，这个官当不下来哩。”

许世友哈哈一笑，对她说：“顾妹妹，我也是大老粗出身，我开会做报告只有铅笔写几个字，心里有数就行了。”

顾阿桃身居要职，省、地、县开任何会是少不了她的，那些年，顾阿桃的工分记工本上几乎每天都是“开会、作报告”。

会开多了，地里的活就干少了，地里的活干少了，顾阿桃心里不安起来。

1969年4月，在“九大”会议期间，叶群参加了顾阿桃所在的华东大组学习讨论。

一天，顾阿桃趁叶群上厕所的机会，向她哭诉说：“首长，我这个干部没当好，去年一年我光开会就开了180天，一年只做了43个工，棉花雄枝雌枝也分不出了”。

在“九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上，顾阿桃的名字也写在上面。

按当时的情况，顾阿桃当选中央委员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顾阿桃心里很不安，她虽然弄不清中央委员的含义，却知道中央委员的份量，她先后四次打电话找到周总理，要求不要选她当中央委员。

周总理说：“顾阿桃同志，当中央委员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你挑重担，你可不能躲呀！”

顾阿桃说：“总理，不是我不想挑重担，是我没有能力啊。我不识字，没文化，县里有事请教我，我没法表态。再说我的职务够多的了哩！”

周总理与有关人员讨论后，终于同意了顾阿桃的请求，专门对华东组的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说：“你与华东地区小组同志们解释一下，顾阿桃不是不肯挑重担，是因为文化低，她自己要求不要选她当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后，顾阿桃的处境开始直线下落。

有一天，顾阿桃在屋后小河里洗蔬菜，有人向她扔石头。

顾阿桃当时内心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1972年~1973年的两年间，顾阿桃足不出村。

省、地、县的会议不去参加，于是，有人传说：“顾阿桃上吊自杀了”，还有传说：“顾阿桃跳河淹死了”，反正传言四起。

1974年，不知什么原因，顾阿桃又被通知去省里开会。在南京参加省委会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她，当着众人的面与她打招呼，说：“……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有功的，没有错。有我在，你别怕！”

就这样，顾阿桃的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的职务一直保持到1976年。

1976年8月后，顾阿桃再也没接到去省城开会的通知，也没有任何人代表组织找她谈过一次话。

事实上，此时顾阿桃的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的职务已经被免去了。

接着，苏州地区、太仓县委也免去了顾阿桃担任的地、县所有职务，顾阿桃除了保留了党籍以外，一切恢复了从前。

“削职为民”后，顾阿桃不参加任何会议，又看不懂报纸，她就买了一架收音机，每天收听中央电台的“各地广播电台联播”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雷打不动。

1976年1月8日，顾阿桃早晨拧开收音机开关，突然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她很悲痛，不住地说：“国家怎么能离开周总理呢，周总理逝世国家损失太大了，他可是毛主席一只臂膀啊！”

她与老伴唠叨着：“周总理生前对我特别关心，称我顾阿桃同志，每次去北京他总要抽空看看我，与我说几句话。开“九大’期间，周总理还特意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还与他们合过影哩！”

那些天，她筹划着给邓颖超写封信问候问候，然而，终因没请到代笔人，未了心愿。

1976年9月10日，顾阿桃在生产队棉花田里摘棉花，上小学的孙子忽然跑来说：“奶奶，毛主席逝世了！”

顾阿桃冲着孙子吼道：“你这个孩子勿瞎说，瞎说，把你抓起来！毛主席怎么会逝世呢？!”

“不是我瞎说，是广播里讲的。”孙子红着脸辩白道。

顾阿桃将信将疑，丢下手中的活，跟着孙子就往家里跑，当她终于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哇的一声哭倒在地，晕了过去。

洪泾大队在大队部专门设置了一个悼念毛主席的灵堂，顾阿桃伫立在毛主席像前，悲痛的泪水象打开的闸门。

她泣诉着：“毛主席，你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救星，是我顾阿桃一家的大恩人。您待我顾阿桃一个穷苦百姓这么好，我还没报答您，您怎么就走了呢……

顾阿桃住的三间茅草房是1968年她出名后盖的。

她们一家原来住的是解放时政府分的一间半茅草屋，196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许世友到茅屋看望顾阿桃，当他走进茅草屋时，不想脑门竟碰到了那低矮的门头，许世友揉着脑门，说：“这屋子太矮了！”

1968年，在叶群的指示下，大队要帮她盖了三间茅草房，但被顾阿桃谢绝了，顾阿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我是党员，不能享受特殊照顾。我家的房子我们自己建，这些材料还是照顾更困难的人家吧！”

就这样，顾阿桃与老伴顾全和全靠自力更生，将原来的一间半草房拆了，重新盖起三间草房。

1981年，洪泾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大队考虑到顾阿桃夫妇已是花甲之年，做不了较重的农活，只分给他们0.9亩的口粮田。

顾阿桃有4个儿子一个女儿，老老少少加起来有20多人，可谓儿孙满堂。

4个儿子每月每人给他们五元钱生活费。

洪泾村一直把顾阿桃家老两口列为无其它经济收入的困难户，但是几次研究救济和照顾，都被顾阿桃婉言谢绝了，她说：“我有儿有女，还要政府照顾，群众会有意见的”。

1986年后，老两口的经济拮据，71岁的顾阿桃背起了冰棒箱子。

从此，顾阿桃成了沙溪街头卖冰棒的老太。

后来，乡党委看到顾阿桃年纪大了，行走不便，卖冰棒太辛苦决定给顾阿桃补助一点生活费。

最后乡里破格按照老党员待遇，每月补助同36元钱生活费。

这样，顾阿桃在1989年卸下了卖了3年的冰棒箱子。

她从广播里听到亚运会募捐的消息，马上捐了3元钱，1991年7月安徽、江苏发生大洪灾，尽管太仓也受到洪水灾害，但是顾阿桃还是给灾区捐了2元钱。

1994年1月13日下午，顾阿桃因患重感冒被两个儿子送进她出生地东侧的沙溪人民医院医治，做完常规检查和透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当儿子扶老太太刚走出透视室几步，突然感到手臂一沉，老太太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待送到急救室抢救，已来不及了。

下午3时20分，顾阿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诊断为突发性心肌梗塞。

1月15日，《苏州日报》在并不显著的位置上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太仓洪泾村农民顾阿桃13日下午因心脏病发作在沙溪人民医院病故，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