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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的红色记忆，深切缅怀刘格平

刘建华

话题精选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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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自伊斯兰教从唐代传入我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和平发展，并在伊斯兰教的凝聚作用下，由多民族成分融合形成了回回民族，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同生存共命运，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各个历史时期回民都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中国的社会之中，都能顺应时势，在历次社会变革中都积极投身其中，为中国社会做出重要贡献。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同样如此。中国早期领导人、革命家中就有多位回民，刘格平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刘格平夫妇示范民族服装

刘格平，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孟村(现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一个回民大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1918年，参加了江苏督军直系军阀李纯的部队，入随营军事学校学习。1919年在南京读书时即参加 “五四”运动。1922年 7月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 2月，在家乡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春，刘格平受天津党组织派遣，到河南省新乡国民二军开展兵运工作。同年秋，参加组建津南农民自卫军，刘格平同志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农民自卫军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这是中共在北方地区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最早一次尝试。小说《红旗谱》反映的就是此事。

1925年冬，刘格平同志在天津组织工人起义军，任总指挥。1926年，刘格平转为中共党员，任津南特派员，在家乡创建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1927年初，在家乡创建中共津南特委，任第一届特委书记。随后，领导津南特委先后在津南地区多县建立一批中共地方组织。后任顺直省委军事委员兼津南特委书记。在刘格平主持下，津南特委在河北献县组织领导了“借粮吃大户”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扩大了中共在农民群众中的影。

1928年6月，刘格平在庆云县和盐山县组建“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并领导这支队伍攻占了庆云县城，缴了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枪支。其后，刘格平又去河间、献县准备再次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由于被告密遭逮捕，后被营救出狱。

1931年6月，刘格平同志受党组织派遣到山西、陕西搞兵运工作。“九 一八” 事变后，在西安组织领导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在西安还领导发动了“驱逐戴季陶”运动，宣传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2年秋，刘格平同志回到沧州担任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委员。

1934年4月，刘格平领导庆云县民工暴动，并建立农民自卫军，准备创建北方苏区。在4月20日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上，刘格平同志受伤再次被捕入狱，后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刘格平拒不屈服自首，担任北监党支部书记，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狱中斗争。

1936年，中共为营救被捕在狱中的中共高级干部，指示狱中干部在写好的“反共启示”上签字自首，配合营救出狱。当时在狱中的62人，薄一波等61人均签字自首获释出狱。唯有刘格一人平拒不签字自首。直到1944年4月坐满十年牢狱后刑满出狱。在狱中，刘格平以绝食为要挟，坚持要吃清真饭食。狱方专为刘格平送清真饭食，后来刘格平曾亲言：“革命斗争这么多年，就是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坏过口(指没有吃过不清真的食物)”。

1944年4月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工委书记，还组织了天津市救国会，任主任。此期间，通过举办读书会、办刊物等形式联系群众，在天津的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组织，还利用其家族在天津和津南地区回民中的影响联系上层人士，在回民中做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44年10月下旬，被派回到渤海解放区。同年底，调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回民协会，任主任。1946年秋，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 2月，刘格平同志任中共渤海区委第一副书记、组织部长兼渤海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和渤海军区副政委。

在渤海区，在河北，在山东，刘格平领导革命工作时，往往以回民以清真寺为依托，清真寺就是他们的驻扎处，清真寺就是他们的隐蔽所，回民就是他们的支持力量，所在地回民也为中共的革命贡献出一份力量。

1949年 2月，刘格平同志任华东南下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一书记兼政委率部南下，渡江作战。5月，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就计划解放台湾，电令华东局做好各项准备。应中央的要求，华东局报告提出解放台湾后的组成政权人员：舒同为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省长。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是中央政府65个委员之一，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0年7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慰问团团长赴西康、四川、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

1952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

1951年12月-1958年4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1954年11月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

1956年的中共八大当选中央委员，是五十六位中央委员之一。

1958年初，受党中央委派，任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工委书记。1958年10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之初，因宁夏区域面积小，回民人口并不多，远比甘肃少，刘格平曾建议在甘肃建立回族自治区，未获中央同意。后将甘肃的固原地区西海固等县划归宁夏，又从刘格平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河北、京津地区调来大批回民，移民支边，安置在宁夏各机关单位和工厂，使回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占比列勉强达到民族自治区规定的30%人口比例。为此，后来被人诬陷攻击为“不想要小自治区，想要大自治区”，指责他“有民族野心，想在甘肃建立大的回民自治区，而甘肃回民历史上经常阻碍通往新疆之路”。

1958年，宁夏自治区成立之时，适逢“宗教改革”运动在全国开展，甘、宁、青是重点地区。关闭、拆除清真寺，禁止妇女戴盖头，禁止男人留胡子，强迫回民养猪...。

对于“宗教改革”的极端政策，刘格平进行了抵制。他认为宗教信仰是群众的自由，应该尊重，不能强迫，只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不分信仰，不分民族，都要团结，共产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对于拆除清真寺问题，刘格平不主张拆寺，可以适当合并一些，不要并的太多；对于回民养猪问题，刘格平认为应尊重回民的民族习俗，宁夏不能推行回民养猪，不能做让回民不愉快的事，可以养牛、养羊；关于回民留胡子、戴盖头、禁烟酒等宗教习俗，刘格平认为是回民的民族习惯，愿戴就戴，愿留就留，群众自愿，政府不能干涉，不能说揭掉盖头就是进步，不能说抽烟喝酒是一种进步，回民不抽烟、喝酒是一种美德；对于当时有人提倡回汉通婚，刘格平结认为这是个人的事，共产党不能提倡。（详见后附《刘格平1959年在宁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为适应民族自治区的特色，保留回民的传统习俗，刘格平夫人丁磊亲自设计制作了结合中国传统服装风格的回民服装，并与刘格平二人亲自穿着示范，在宁夏日报上发出，以期在宁夏推广。为此，时任宁夏自治区第一书记汪锋与刘格平发生争执，这也成了后来刘格平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原因之一。

1960年3月24日，在中央的指示下，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汪锋与刘格平交换了意见，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也同刘格平进行了谈话，形势急转直下。从3月30日开始，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在北京召开了“刘格平同志问题座谈会”，对刘格平的各种错误进行了尖锐批判，被中央定性为“在民族问题上反党”。1960 年5月至7月，中共宁夏区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给刘格平等领导干部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等帽子。刘格平等3名省军级，10名厅局级回民领导干部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受到批判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改造和入狱）。另有许多回族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刘格平夫人丁磊也因示范回民服装问题惨遭批斗，被批为“搞民族分裂的臭婆姨”。

在当时政治的大气候下，在宁夏仅工作了两年，刘格平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被撤职，1960年秋调离宁夏，到中央党校学习。

刘格平被罢官撤职离开宁夏后，向中央提出“宗教改革”重要建议的杨静仁接任宁夏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宗教改革”运动才在宁夏畅行无阻地轰轰烈烈展开，拆寺、烧经、斗阿訇，所有清真寺被拆除，阿訇被送去劳改劳教，全宁夏开始强制推行回民养猪...。杨静仁最后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文革前夕，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央翻出了1936年61人自首出狱的旧案。这件事是当时中共负责北方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提请由中共名义上的负责人张闻天批准后做出的指示，伟大领袖或许不知情，这时翻出此事另有政治需要。这61人被打成“61人叛徒集团”，撤职关押。此时伟大领袖又想起了那时唯一一个拒不签字自首的硬汉刘格平。1965年12月刘格平被派往山西，任山西省副省长。1967年-1971年任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并兼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常委。1971年4月被莫名解职， 1976年调回北京，从此淡出政界。

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刘格平曾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再未恢复任何职务，也再未在公开场合露面。1992年3月于北京病逝归真，享年88岁。

刘格平的一生出生入死，信念坚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可他一生也坚守着一个回民的底线，他一生中甚至在狱中10年也没“坏过口”。刘格平是中共早期革命家，1922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才转为中共党员，入党考验期长达4年，其他早期入团的党员入党考验期只有几个月半年，这与他身上鲜明的民族特点不无关系。

当年入狱前，他就已是津南特委书记，在狱中任党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接到让签字自首的指示时，因对此有怀疑，62人仅他一人没有签字自首，直到坐满十年才出狱。十年的牢狱生涯，耽搁了他的政治生涯。出狱后，当年的狱友们都已在各个部门身居高位，而刘格平三年后才干到副师级。他在狱中坚贞不渝的表现，也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欣赏。

早在山东解放区时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社会部长康生以中央大员身份在山东工作期间，对于饶漱石、陈毅等华东局和山东解放区党政军高级领导的宴请一概回绝，因欣赏刘格平宁把牢底坐穿也拒不自首的气节，却单赴刘格平设的清真宴。

新中国成立之初，伟大领袖会见刘格平时问他：“你是回民领袖，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吃不吃猪肉啊？”，刘格平回答：“不吃”，伟大领袖说：“我们党应该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容许回民党员不吃猪肉”。康生也曾在不同场合下几次说过刘格平：“刘格平22年入团26年入党的老资格，太轴，他信《古兰经》”；“这个刘回子，二十年代初的老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一说起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怎么对宗教的经典还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呢”；“这刘回子，太死性，太古板，在中央有指示的情况下也不自首，本来36年就可出狱，该！多蹲八年小号”。康生甚至认为刘格平当年宁可把牢底坐穿也拒不自首的精神动力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共产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评定行政级别时，只是省部级的刘格平却被评为行政三级，与政治局委员和开国元帅同等级别，这与他的资历、贡献和当年在狱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也正是他内心尚存的信仰，在1958年的极左风潮下，刘格平才能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抵制“宗教改革”的极端政策。

对他坚定地信念意志和鲜明的人格，伟大领袖对他也心存欣赏，在他被定性为“民族问题上反党”，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后，没有置他于死地，留有余地，伟大领袖群说“把刘格平调回北京，安排他到中央高级党校自修”。

当年刘格平领导“山东省回民协会”和“渤海回民大队”组织领导山东沂蒙地区回民参加抗日活动，辗转在沂蒙地区各县，都是驻扎在各清真寺，结识许多清真寺阿訇，清真寺阿訇们积极协助刘格平宣传党的政策，支持“山东省回民协会”和“渤海回民大队”的抗日活动，与一些阿訇结下深厚的情谊。1991年，刘格平晚年归真前一年，为安排后事，托老朋友当年山东平邑县南北道村清真寺阿訇时已八十多高龄的文益茂老阿訇为其写一副“满棚”（从前回民归真后下葬时坟坑周边装饰用的的《古兰》经文，现在已多不沿用），写成后刘格平非常满意，亲笔书写“认主独一”四字回赠。1992年3月，刘格平归真后，按照他的遗愿，把遗体运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老家，按穆斯林的葬礼安葬。当地为他修建了刘格平陵园。

1992年3月，他逝世时，按照惯例规定，他曾担任过院长的中央民族学院安排了两辆大巴车，载送愿意去的师生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可两辆大巴连一辆都没坐满，而同样资历的老革命，同样曾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的乌兰夫去世时，中央民族学院同样安排了两辆大巴车，去的师生竟然不够坐，另加派了两辆。他在政坛消失得太久，人们已经不知道刘格平是谁！

他一生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对党的事业坚贞不渝。为了党的事业，他两次坐了13年牢，意志坚定、品行高洁，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对敌斗争中为革命事业坚强不屈精神的一面旗帜。他是新中国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三级干部。为了坚持真理、良心和内心尚存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两次被打倒，背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党乱军”的污名。同时，对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也坚持不弃，临终前仍坚守信仰，坚持穆斯林的葬礼，可敬可佩！

刘格平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与生俱来的血脉中注定的。

为了坚持真理、良心和内心尚存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两次被打倒，背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党乱军”的污名。同时，对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也坚持不弃，临终前仍坚守信仰，坚持穆斯林的葬礼，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