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美国军史研究者Gary Bjorge眼里的淮海战役 -- 镐梓

1927年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黯淡无光。8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9月的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了，12月的广州起义被镇压了。中共的领导处于混乱状态，忠于党的军队分散在中国的偏远地区。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对革命的承诺，也没有对共产党人最终取得胜利的能力失去信心。1927年末，他率领一小群追随者沿湘赣边境进入井冈山，开始实施他的胜利战略：

• 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

• 依靠这个农村根据地来扩大军队，以便它能够保卫农村基地。

• 改善军队，使其能够扩大其行动区域，扩大根据地或建立新的根据地。

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增加军事力量结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28年11月，毛在给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报告（注：即《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然而，渐渐地，由于农村生活的人对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有不满，毛和他的政治干部能够改变农民和其他人的冷漠态度来支持。哪里有改变态度的沃土，毛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刚才引用的报告中，他描述了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共产党行动：” 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像这样的小行动，温和的土地改革计划，在党的指导下设立的乡、区、县政府中建立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使共产党人能够巩固政权并在井冈山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而，即使是像粉碎靖卫团这样微不足道的一步，也需要一支武装力量。此外，国民党政府和地区军阀对这样一个根据地的存在并不满意。在1928年，他们对它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毛写道：“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问题在于如何在只有少量剩余财富的贫困农村地区建立和维持一支足够强大有效的武装力量。只有通过没收“土豪”的财产来获得这些钱。税收不能比红军到来之前高，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税收必须减少。毛对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是三层组织结构。除了正规的红军外，还建立了两个非正规军事组织，即赤卫队和“暴动队”。重要的一点是，两支非正规部队都将提供军事能力，同时允许其成员继续进行正常的生产劳动。按县划分的赤卫队是两者中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他们的指挥官通常已经完成了红军的训练课程，他们的士兵拥有许多五发步枪，以及长矛、刀和其他简单的武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分散原则，打击当地军阀的保安部队和当地地主的征税。

按乡镇组织的暴动队只配备了长矛和几支霰弹枪。他们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护乡镇政府，在敌人出现时协助红军和赤卫队作战”。

正如毛所承认的那样，无论这些非正规编队的能力如何，它们都不能替代正规部队的战斗力：

毛不断利用他的军队寻求持久性和增长。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能力很重要，因为该根据地是红军的避风港。他在 1928 年 11 月的一份报告（注：《井冈山的斗争》）中强调了这一点：“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然而，扩张而不是防御是毛的目标，为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毛给了红军两项主要的非作战任务：“在军队党组织的帮助下促进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促进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毛的设想是，在红军援助的最初阶段之后，地方政治和军事组织将“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毛认为，通过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小红区......[将]继续扩大并逐步接近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

驻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承认毛在中国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发展独立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成功，但他们不同意他的战略或方法。他依靠农民作为革命能量的来源，这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后者将城市产业工人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关键人物。毛想依靠他在农村建立的群众基础，然后“用正确的战术逐步扩大红军，除非我们能打赢它，夺取武器和人员，否则不打仗。”正统的共产党人主张把毛和朱德建立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投入大规模攻势，占领城市并将大量城市工人带入革命运动。他们还希望他进行更多的阵地战，加深农村的阶级斗争。在毛劝告需要耐心的地方，这些其他党的领导人推动鲁莽的行动，追求快速的结果。

1934年，毛与中共内部的反对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7月，毛被软禁，并被禁止参加党的会议。然而，在10月，面对蒋介石的大规模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毛被允许加入西征。如果他没有被允许这样做，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可能会大不相同。就这样，三个月后，在1月中旬在贵州东部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遵义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及其支持者重新控制了中共。建设和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再次成为中共及其军队的指导思想。长期武装斗争（protracted war）成为中共的战略。1935 年 10 月，一年前离开江西南部的共产党残余部队到达陕北。6000 英里的长征结束了，但共产党人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蒋介石因为自己的部队已经摧毁了江西苏维埃而充满信心，他继续努力铲除陕西的这个新根据地和仍在中国南方作战的分散游击队。

几个月后，日军在北平郊外袭击中国军队，中日处于公开战争状态后，（国共）军事合作协议终于达成。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陕西省的共产党主要军事力量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 月 12 日，政府宣布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 浙江和安徽等八省的所有红军部队和游击队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这支部队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在长江沿岸作战。在中国各地，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作为抵抗外敌的爱国战士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暂时减少了国民党公开的敌意，并提供了新的发展和扩张机会。以下摘录自毛在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表明中共一定会利用这一新形势：

在淮海战役中并肩作战的两支野战军，即华野和中野，以及支持它们的政治军事组织，是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战略和抗日战争机遇的产物。在这场长达8年的战争中，只要有共产党军队存在以提供安全保障，有中共组织和中共主导的政府的根据地就迅速建立了起来。随着这些根据地的扩大和农民组织工作的发展，共产党人利用毛在井冈山区发展起来的三层模式，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军事力量。

通过观察战争期间中国东部和中部发生的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力量增加的程度。1937年12月25日成立时，新四军（最终成为华野）仅由位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四个支队的10,000名士兵组成。在1938-1941年期间，其主要作战区域向东北转移至长江以北的江苏和安徽地区，并建立了几个根据地。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新四军已发展到 118,000 名正规军、100,000 名游击队员和 525,000 名自卫队。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9师从陕西根据地出动，在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和部队。

最终，第115师建立的大部分部队将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而第129师创建的部队则成为中野的主要组成部分。1937 年总兵力约为 15,000 人的第 115 师于 1938 年底派出部分团进入河北东部（冀）和山东西部（鲁），以建立冀鲁边根据地地，然后将其活动扩展到山东大部分地区。到 1945 年 8 月，山东军区根据地的共产党兵力已达到 270,000 名正规军和 500,000 多名自卫队。第 129 师在 1937 年拥有约 13,000 名士兵，在 1937 年和 1938 年派遣了大约 9,000 名士兵进入陕西（晋）、河北（冀）和河南（豫），以建立晋冀豫根据地。1941年7月，为响应第129师在山东西南的活动，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5 年 8 月，第 129 师或俗称刘邓军大军（以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名字命名），控制着 300,000 名正规军和 400,000 名地方民兵。刘当时担任司令员和还是邓担任政治委员（担political commissar）的晋冀鲁豫军区，面积 110,000 平方英里，有2400 万人口。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组织和动员农村人民方面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是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创造了心理环境。Chalmers A. Johnson在他的著作《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中总结道：“[日本军队扫荡]运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他看来，共产党人进行的农民动员是”由日本入侵和地方精英撤离后农村无政府状态引发的过程“。“共产党人，”他指出，“是这次动员的受益者，而不是主要来源；他们的贡献是组织动员起来的农民，建立后方根据地，领导有效的抗日游击战。根据约翰逊的说法，日本军队在这一过程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作为一般规则，共产党人无法在与日本军队没有直接经验的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Suzanne Pepper在她的著作《中国内战：政治斗争，1945-1949》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抗日抵抗动员了人力，中共提供了建设农村基地所必需的领导”。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没有试图在农村发起阶级斗争。当日本军队的掠夺产生这种效果时，没有必要煽动群众运动来建立对他们的支持。共产党人不想削弱他们作为全体中国人民抗日领袖的地位，他们实施了一项适度的减租/减息计划，该计划没有严重威胁到任何人的经济生计。他们强调政治教导、建立政治结构和发展群众组织，所有这些都支持他们为战争努力动员资源和扩大他们控制的军事力量规模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和军事组织，旨在打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战争”。以下摘录自毛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显示了共产党组织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人民战争的想法并非起源于抗日战争。这一直是毛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在中国获得权力的观点的核心。这是他在井冈山进行第一次根据地建设尝试背后的概念。1938年，他决定派遣八路军部队到敌后建立根据地。1938年11月，毛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利用军队“造党...... 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注：《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表达了人民战争的愿景。在对日战争期间，由于动员农民支持的有利条件，人民战争确实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

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摆脱了温和的立场，实施了“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的土地改革方案。1945年4月，毛解释了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实施这样的政策是不恰当的：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与国民党的全面内战迫在眉睫，这些不再是不推进土地改革的正当理由。在毛看来，一场不同的战争需要不同的手段来动员对它的支持。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在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展开。

实施土地改革是一个粗糙而复杂的过程。召开群众大会，鼓励农民与统治精英“算账”。土地被没收，作为“斗争果实”重新分配给穷人。随着情绪高涨，许多自耕农、独立手工业者甚至专业人士都成了“斗争对象”。一些工商活动被那些把地主和富农的工商业财产贴上“浮财”（ disguised wealth）的标签，并没收它们作为土地改革的一部分进行再分配的干部打乱。由于许多干部的革命热情导致了这种加码，党被迫采取纠正行动。

毛泽东在1948年9月在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中委会议上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谈到了这个问题：

尽管有消极的副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土地改革方案确实有助于共产党为与国民党的战争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正如Suzanne Pepper在她对共产主义土地改革方案的出色研究中所解释的那样，土地改革的贡献并不是直接以大量受到鼓舞的贫穷年轻农民冲入军队保卫他们家庭的新土地的形式。比表象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农民与生俱来的不愿参军的心理，并留下一块新赢得的土地”她指出。“pepper并不反驳毛泽东的说法，即在内战的头两年，有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但她认为这些征兵更多的是全方位的的组织的产物，而不是自发热情的结果。用她的观点来说，土地改革对中共很有价值，因为它首先需要并促进建立和加强在许多方面为共产党服务的组织：

[新型乡村权力结构]的建设是土地改革作为“一切工作之母”的真正体现。最积极地参与多样的诉苦运动（accusation movement）的农民为共产党提供了新的兵源和新的乡村领导层。土地和财产的接受者增加了农民协会和其他村庄组织的人数。这就是由农民自己操控的制度结构，共产党人可以依靠它来承担征收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在[军队]招募运动中对不情愿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的责任。

在淮海战役的规划过程中，存在能够调动资源支持军事行动的体制结构是影响所作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二十年前，毛在井冈山脉的小根据地里“深感孤寂”。1946 年 6 月至 1948 年 6 月，解放军从 1,200,000 人增加到 2,800,000 人，二十年来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战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进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规模的攻势的条件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