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从起诉莫言看民粹主义对社会的反噬 -- woyan

1966月8月5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50岁)，被该校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干部。照片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拍摄，墙上贴满了辱骂大字报。如：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扰（饶？）不了你！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卞仲耘的死亡时间非常耐人寻味。北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重点抓的文革典型学校。从6月4日起由共青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与高干子弟(官二代)接管控制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邓榕(邓小平女儿)、刘亭亭(刘少奇女儿)、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人。在工作组（毛主席支持工作组？？作者写得很奇怪啊）唆使下，卞仲耘等校领导从6月21日起，长期遭到干部子弟的毒打辱骂。卞仲耘甚至为此给邓小平写求救信（哈哈）。而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也是官二代？扑朔迷离的各种资料啊），同样被干部子弟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进行批斗。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压力下，被迫撤销工作组，对于校领导和反工作组学生的迫害行为，才告一段落。

　　然而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校领导未恢复职权，高干子弟(官二代)依然掌握着学校控制权，并于7月31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老红卫兵，联动的前身）。当时能够参加红卫兵的主要是干部子弟，负责人有宋彬彬、邓榕、刘进等人。8月4日下午，卞仲耘、胡志涛等校领导，在集中学习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学生毒打。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女)去北京新市委上访，要求保证人身安全。8月5日下午2点起，高一3班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继续对卞仲耘等五名校领导进行毒打辱骂，下手特别狠。下午5时许，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松文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经抢救无效，卞仲耘于当晚9点死亡。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在北京饭店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文革筹委会，刘进任主任，宋彬彬等人任副主任。高干子弟(官二代)仍然掌握着学校大权。

　　卞仲耘死后，丈夫王晶垚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王晶垚找到女附中负责人，要求他们写下名字。签名的7人中有宋彬彬、刘进等人。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垚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遗体照片。为处置卞仲耘的遗体。王晶垚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小平女儿)。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遭到王晶垚反对。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革委会依照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把卞仲耘的惨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司法机关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处理杀人凶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2014年1月12日，当年参与此事件的宋彬彬、刘进，对文革受害者发表《道歉信》，并为自己的罪行开脱。1月27日，93岁高龄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卞仲耘案只是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迫害致死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起点。从目前资料来看，行凶者以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为主。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杀戮迫害带有政治目的：第一，通过杀人来证明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你看工作组一撤，学生就开始杀人了。第二，通过杀人证明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正确的。第三，通过杀人证明毛泽东支持学生运动打倒官僚集团的决定是错误的。第四，通过杀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使得被害者家属及普通群众厌恶文革，转移文革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主要目标。你毛泽东不是要支持学生闹革命么，我就煽动干部子弟(官二代)带领学生去打人、杀人、抄家，否定文革的正义性。　　

　　1966年8月6日，北京西城区，天桥剧场，受谭力夫“血统论”对联的影响，西城区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官二代)红卫兵在此聚会，围绕“血统论对联”展开大辩论。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到会。江青在会上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回忆。当天辩论大会结束后，江青把他和彭小蒙(北大附中)、刘平平(北师大一附中，刘少奇女儿)叫到后台演员化妆室。江青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被说哭了。然后江青对着卜大华、彭小蒙等人，劝他们不要再宣传血统论对联。暗示有人在利用血统论来反击毛泽东发起的文革路线。

　　当第二天，江青的讲话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北京各学校时，一些反对者撕掉了江青讲话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干部子弟(官二代)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冲动。8月12日，谭力夫又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全校大会上发言，公然煽动血统论。谭力夫讲话一出笼，迅速通过长途电话、航空信件传到了全国。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为谭力夫的“血统论”叫好。如福建省，在福建省委指使下，全省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要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8月20日的谭力夫讲话中，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众多官员为刘少奇被拉下马而忿忿不平。因为刘少奇历来维护的是官僚集团利益。1967年1月，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造反派打倒。】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1966年8月10日，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上街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白延生摄。《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搞清楚，这个当权派到底是哪些人。游行队伍里依然举着刘少奇、邓小平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