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普京的台阶在哪里？ -- 本嘉明

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出生在波兰-立陶宛王国被第三次瓜分三年后的圣诞夜。密茨凯维奇在一个体面的波兰上流家庭长大，虽然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东正教教徒，他的母亲可能有犹太血统。

密茨凯维奇就读于维日诺的帝国大学。大学培养了一批当地精英，比如密茨凯维奇，在他们心中文化和政治语言应该是波兰语。大学及其附属学校培育了一批人，他们有能力编纂消失的立陶宛大公国遗留下的历史、文学和诗歌遗产。

如果没有在大学期间受到波兰和立陶宛文化的熏陶，我们很难想象密茨凯维奇的诗人生涯。这一点从他的杰作《塔杜施先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首诗是他在1834年流亡巴黎期间所作。这首诗是关于立陶宛上流家庭的爱恨情仇，故事到1812年春天戛然而止，彼时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横扫立陶宛，直奔莫斯科。在诗中，立陶宛贵族青年加入了法国军队，这从史料上来说确凿无误，密茨凯维奇从13岁时就开始观察这些。事实上，1812年加入拿破仑的上层阶级青年中，有三分之一是维尔那大学的学生。

最终，沙皇亚历山大赢得了这场战争。当沙皇亚历山大重新夺回立陶宛，沙皇没有关闭维尔那大学，因此密茨凯维奇才能在1815年顺利入学。在登记入校时，密茨凯维奇获得了政府奖学金，这位年轻人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就读于沙皇所办大学的立陶宛上流社会年轻人却参与攻击俄罗斯帝国，沙皇对此依然保持宽容，这使密茨凯维奇能获得更高阶的波兰语教育，因此他才能创作出这首怀旧杰作。

毕业后，密茨凯维奇逃脱了在考纳斯教书的苦差事，取而代之的是被捕入狱、流放到俄国各地的经历。这段流放到敖德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后又先后移居德累斯顿和巴黎的岁月，是他创作波兰语诗歌最鼎盛的时期。

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是人性和民族渴望的完美融合，波兰-立陶宛王国复国无望，他也未有机会看到祖国立陶宛复国的那一天。他的杰作《塔杜施先生》写于1832年到1834年间，就在起义失败后不久开始创作。今天，每位波兰和立陶宛学童都知道这首诗的第一句话：“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的近代早期式的观念，将立陶宛视为一片不同民族共居的土地，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纷争，当民族性彻底改变后，这片土地最终迎来成为波兰的命运。

虽然密茨凯维奇本人并不是一位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也从未涉足华沙或克拉科夫，但是在他1855年去世后， 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将他优美的诗歌用作一种宣传媒介。虽然密茨凯维奇从未设想过立陶宛会独立于波兰存在，但是他描绘的图景让立陶宛激进分子更加确信他们独特的种族和民族身份。波兰民族主义者和立陶宛激进民族主义者都从密茨凯维奇那里得到了鼓舞。

在19世纪晚期，在原立陶宛大公国的西北角，立陶宛语提供了一种文化特殊性，倡导建立单一种族的立陶宛国家的激进分子最终将利用这一点，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将密茨凯维奇转化为立陶宛民族诗人。

正如密茨凯维奇所说，对近代早期立陶宛爱国主义的考验就是1863年反抗沙俄统治。1863年后的近代政治意味着摆脱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重负，接受农 民及其用以界定民族的语言。这一点首先在原立陶宛大公国激进的西北部地区变得清晰明了，1863年起义失败加速了以语言为界定条件的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发展。立陶宛农民解放的巨变催生出农业现代化，并最终创造了一个繁荣的立陶宛农民新阶层。

立陶宛活动家以一个想象中的立陶宛大公国作为参考，以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活动家看重一种在近代早期的大公看来无足轻重的语言（立陶宛语）， 强调一个在大公国时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说立陶宛语的农民）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推动了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发展。

特奥多尔·纳尔布特（Teodor Narbutt）提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他在1835年至1841年间用波兰语写作出版了大量的立陶宛历史著作。在4000页巨著的最后，纳尔布特总结说，立陶宛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但在1569年就“停止”了。

立陶宛历史学家创造了这种新的历史划分法，在他们的划分中，中世纪历史充满荣光，而近代早期历史是可耻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为这段光荣历史增色不少。他的史诗著作《格拉日娜》（Grażyna，1823） 和《康拉德·瓦伦罗德》（Konrad Wallenrod，1828）都将背景设在中世纪立陶宛。

1883年，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决定创办一家立陶宛语报纸。《黎明》跳过近代早期立陶宛历史的决定——从中世纪历史直接到现代——是追随了同时期的捷克民族活动家发展出的框架。“1569年卢布林联合”对立陶宛人的意义正如“1621年白山战役”对捷克人的意义，即标志着自古存在的立陶宛民族生命终结的象征，外族入侵是罪魁祸首，中世纪的荣光应被珍惜。

19世纪80年代，《黎明》以当时的方言立陶宛语出版。我们已经知道，“黎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弱小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一种比喻：曾经的消亡只是沉睡，当世界天翻地覆，长夜回归白昼，沉睡者将被唤醒。

波兰民族活动家正在把密茨凯维奇变成一个现代波兰爱国者。对此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库迪尔卡的回应是将密茨凯维奇的杰出作品转变为现代立陶宛爱国主义的源泉。密茨凯维奇诗歌中孤零零的开头“立陶宛！我的祖国！”在库迪尔卡这里翻译为充满希望的立陶宛语言：“立陶宛！我们的祖国！”

1898年，库迪尔卡在一首诗中化用了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话，这首诗后来成了 立陶宛国歌。

1900年，密茨凯维奇的诗歌被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广为引用，正如他在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争中的影响一般。比如说，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舍普季茨基是否值得信赖心存怀疑，他们称他是“瓦伦罗德”（Wallenrod）。“瓦伦罗德”是密茨凯维奇诗歌中的英雄，起先他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之后他以另一个民族的名义背叛了同胞。一些乌克兰人害怕身为当地希腊天主教领袖的舍普季茨基最终会成为波兰人。在立陶宛，“瓦伦罗德”是密谋者的积极形象。

在乌克兰，“瓦伦罗德”是叛徒。

此外，用密茨凯维奇的“瓦伦罗德”概念来形容1900年乌克兰-波兰关系最为贴切，而他的“祖国”概念是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竞争中的关键，这两个概念是十分不同的。

“祖国”暗示了复杂的忠诚问题；“瓦伦罗德”（从这个角度解释）则暗示了一种民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