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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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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路线斗争关键在于其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

路线问题不是一般性问题,路线斗争的失败与否往往伴随着残酷的代价。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大量的革命之士收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反围剿、长征时期又因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致使红军战士从八万人锐减为一万人;而在今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复辟,致使成千万上亿的无产阶级又重新被奴役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下,而这一切与路线斗争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曾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不纠正错误的路线,就会使伯恩斯坦、考茨基、陈独秀、王明、刘修养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破坏革命,不抓紧路线斗争或者像邓天尊那样说“原则上不再提路线斗争”强行捂眼来假装看不见,不毁灭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土壤,那长此下去就真的没有路线斗争而是变成最后的道路斗争,甚至革命就会走向失败。

在阶级社会中,两个敌对阶级之间,或一个阶级中不同集团之间的重大思想政治斗争,都是路线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组织内外的路线斗争也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组织内外的反映。

某些小布尔乔亚总是故作天真地问为什么搞组织建设不能是所谓“和和气气”的调和,实际上这正同刘修养在1960年代所表达的“党内和平论”一样,在根本上模糊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妄图用思想理论错误来代替不可调和的路线错误,以非对抗性来取代对抗性的矛盾。然而一般这些形形色色叫嚷着“和平”的修正主义者们往往又是最擅长于背后捅刀子和分裂党内的,由此也可见所谓的“党内和平”实际上也是毫无可能的了。

一方面,之前说过阶级斗争是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同样这也决定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历史上一代代革命者的经历就告诉我们,在革命中与一代代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也会是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如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主义、杜林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与经济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的斗争;毛主席在革命时期与右倾投降和左倾冒进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走资派的斗争等,这些都是路线斗争。正是由于始终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所以反映这些矛盾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必将长期存在,不仅过去存在过几十次,将来还会出现无数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当一次又一次地错误路线压倒正确路线的时候,就会出现“量变产生质变”,也就是最终由路线斗争升级到道路斗争,从1976年的怀仁堂政变到2012年的重庆事件从来都不是某些右派分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权斗”“宫斗”,而是道路斗争层面的“质变”。

另一方面,正如实现政治理想需要政治权力做保证,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反映矛盾的两条路线必然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之分,一个阶级能否夺取和巩固政权,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一点,路线正确,没有军队也会有军队,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而路线不正确,即使有了军队、掌握了政权,最后也会垮台。政权胜败和路线正误不在一时一地,而是长远的。

在历史上,中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路线,于是秦国依靠法家路线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后来赵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是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同理,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就必须以马列主义路线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得益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指导;改开以来,之所以会出现“人民再受二茬苦、再遭二茬罪”和黄赌毒再度成灾、帝反封资修等泛滥回潮就是背离了马列毛主义的指导思想。

当然,正确的路线也不是自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是在长期的斗争时间中才逐步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法家路线。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和陈独秀、王明、刘修养等机会主义路线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于是在当时正确路线下得出了三项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在路线斗争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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