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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件事表明:大陆政府从未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当做备选方案。 -- 俺老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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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算一方诸侯,但是还没有达到顶级水平,他当总书记

明显是亲苏派对苏联的模仿和预设。

就是诸侯也是周总下的诸侯。高岗事件,他和陈云是站一起的。他也很难表现出独立性,毛主席指责邓小平在搬迁问题上不给老百姓合理赔偿,不是偶然的,就是在指责周总理。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谈到:“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的分析更加理论化。他说,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表现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发展为“闹事”。

但有些同志总想搞成敌我矛盾以便于“一棍子打死”,如此粗暴对待群众,“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他进一步说,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还没有效果,就请愿、闹事。群众闹事多因经济问题,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合理的、可以实现的,但往往经过好几个月,官僚主义者不理,最后才来请愿、闹事。总起来讲,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文革时期,安排邓小平全是周总理一手操作。

汪东兴只接邓的来信,转交给毛主席。

而且汪东兴隶属蒸包、保卫系统,虽然是中办主任。这是总理的自留地,也就康生能够在文革中对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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