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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投票很多人似乎都觉得国内经济不行,到底为啥不行呢? -- 胡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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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解放思想”是“解放”还是“复辟”?

解放思想,是解除人民观念上的束缚,让人民在思想得到自由或者发展,不受蒙蔽。解放思想的含义,是从落后到先进,绝不是从先进到落后——复辟。

一、

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比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几次思想解放,都是从落后到先进,一次比一次解放人民,一次比一次减轻人民所受剥削、压迫。

反过来,孔子搞的恢复周礼,奴隶主贵族要回到奴隶社会,袁世凯称帝要回到封建社会,蒋介石背叛人民、背叛革命、背叛五四大搞个人独裁在一个共和国家推崇孔孟之道,苏修放弃公有制大搞私有化回到资本主义,他们都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但这都不是解放思想,这是彻彻底底的复辟。

1978年的“解放思想”并不是国际共运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遭到了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者、经济派等修正主义者们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僵化思想旗号的疯狂地修正,他们放弃无产阶级地政治领导权,专注于经济斗争。为此,列宁给予了修正

主义者们以猛烈地回击,写下了不朽的马列主义名著《怎么办》和《国家与革命》。

比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就对这些修正主义头子进行过这样的批判:

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一切理论上的争论……(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

点看全图

二、

掉完上面这些理论上的“书袋”之后,再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情况。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新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没有改造,周翔宇、刘修养等人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倡“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在一个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居然有领导人公开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倡“四大自由”,实质就是巩固资产阶级的地位。对此,毛主席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才是解放思想,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大合作社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

毛主席的话,就是解放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最广大的贫下中农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剥削别人的地主、富农的利益。

如果按照当时某些领导人的巩固、深化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其实质就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是巩固资本主义,是深化资本主义。

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剥削别人?是否能当富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灭给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7月中组部曾经答复东北局,对富农党员“暂保留其党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是否要巩固包括保留富农党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此时党内,出现了刘修养提出的“剥削有功”的思想。毛主席在此时,又一次解放思想:

1952年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该《新规定》中这样写道“在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不论是旧富农或新式富农)党员的党籍时,首先应说明:目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今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方向是逐渐走向农业集体化。所以要作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取消他的剥削他人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如果他接受党的这种意见,他的其他方面,亦未丧失党员条件,自应保留其党籍,党办不应当以富农来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解放思想最本质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偏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绝不是解放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中的一个标准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如果违背了这个标准,那就不是解放思想而是复辟剥削思想。

三、

再来看《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从思想深处解决好发展信心不足、使命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等问题,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根本扭转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速度情结,扭转不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不愿意承受转型阵痛的换挡焦虑,扭转一门心思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的造假冲动,扭转不顾风险乱举债、盲目跟风上项目、好大喜功铺摊子的路径依赖,扭转不顾客观实际、不按规律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唯上”思维,扭转单纯靠拼资源资金投入刺激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扭转迷恋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的功利主义倾向,扭转决策“乱画饼”、落实“翻烧饼”的折腾做法,扭转刻意逃避、掩盖矛盾和问题的“鸵鸟心态”,扭转“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以湖南一地一域发展为全国全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从思想深处破除四平八稳搞建设、按部就班求发展的惯性思维,大力营造尊重改革、鼓励探索、宽容失误的社会氛围,引导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向改革要思路、向创新要办法,紧盯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瓶颈制约,紧盯产业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项目等要素”“企业等要素”等瓶颈制约,紧盯产业园区运行机制不畅、机构“叠床架屋”等瓶颈制约,紧盯部分国企主业聚焦不够、行政化色彩浓厚、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瓶颈制约,紧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和“不能转”“不会转”“不敢转”“不愿转”问题突出等瓶颈制约,紧盯对外开放能级不强、经济外向度不高、制度型开放成果不多等瓶颈制约,紧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物流贵及用工结构性矛盾等瓶颈制约,紧盯一些地方违规收费、政府承诺不兑现、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营商环境的瓶颈制约,紧盯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规模过大、人浮于事、财政供养负担重等瓶颈制约,紧盯人才培养、使用、激励、评价等方面体制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努力打破“不可以”的旧观念,勇于创造“不可能”的新奇迹。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从思想深处解决好顾此失彼、片面发展的思想观念,树牢系统的发展观念和科学的施政理念,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进一步统筹好稳和进、立和破,统筹好稳增长和稳预期,统筹好扩内需和优供给,统筹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好城市和农村,统筹好园区内和园区外,统筹好“条”和“块”,统筹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统筹好开源和节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突出守好民生底线、生态环境底线、安全生产底线、社会稳定底线,推动现代化新湖南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以上是湖南省委所指出的一些问题,再结合2023年第四季度赣州、岳阳、襄阳等各省经济增长核心城市已经出现了GDP负增长,江西、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全部下调了上一年的GDP总量,可以推断出:这份文件的目的在于给大家打一剂预防针,为“唯GDP论”松绑,强调要有GDP上不去的心理预期,地方不要再为了凑经济数据绞尽脑汁了,要想办法挤水分、化债务,尽可能地让干部“务实”以让社会稳定。

由此,可以看出这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目的是对“唯GDP论”思想的解放,是对经济发展施政方向的扭转,是对政绩考评标准的调整。其实在去年两会新任总理吴克也说了“破除唯GDP论”,甚至在19大的2017年首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和2021年的姊妹篇《突围》中通过李达康这个角色就已经在思想上引导、批判“破除唯GDP论”了。

但实际上,思想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包括了一系列的社会意识形态。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都必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

从先秦开始,其思想解放的根源是铁犁牛耕等新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力,瓦解了周朝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东亚处于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嬗变阶段,所谓“高山为谷,深谷为陵”。在当时的社会中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现象,一切阶级都无法避免地陷入迷茫和思考,一切阶级都不可回避地提出本阶级的利益诉求,最终表现为奴隶主与新兴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到底是复奴隶主的古,还是通过变法适应、发展新兴地主的生产力?儒法道等流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围绕这个斗争展开的,最终分娩出先秦思想百家争鸣的黄金年代。

再到近代以来,从魏源、谭嗣同、孙中山到毛泽东;从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再到社会主义;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在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经历了巨大的阵痛。

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一定阶级,通过他们现实的社会生活获得他们的阶级属性,先进阶级中的代表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提出改造当前生产关系的要求,与当前的旧上层建筑必然形成一定冲突。正所谓“灰尘不扫不会自己走掉”,旧的生产关系不会自觉退出历史舞台,依附其上的上层建筑能量巨大,他们也会殊死抵抗。

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地主生产关系和围绕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就犹如百足之虫(从今年春晚的“汉唐雄风、宋明之道”到最近几天央媒就亲自下场为“赵世子”发声了,真是封建思想的一种回潮泛滥)不是一次文革就能够扫除的,势必需要数次革命来回深耕。

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都是由下而上,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动摇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才会激烈碰撞、摇曳生辉。

为了打预防针,为了调整政绩考评标准,为了改变债务驱动刺激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而提出的思想解放,的确是一种“思想解放”。但归根结底这种思想解放是上层建筑由上而下的自适应调整,并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导致的思想解放,也就谈不上调整生产关系和激发劳动群众的生产潜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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