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为啥没有三顾茅庐 -- 普鲁托

公与私的思考。本意是为了现在的时局提供一些思想火花。当前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十字路口。今天各地已经兴起解放思想和真理的讨论的。这就是为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总路线调整做预热。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是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会议。目前大方向已经确定。习主席提出的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高科技与数字经济路线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主要路线。

今年中国的政治工作主要内容就是文化宣传工作。为二十届三中全会，宣传和确立习近平新经济思想。大家可以多关注和参与文化宣传工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为中华着想的人都应该参与文化宣传工作中，为确立正确的新路线做出微薄的努力。

回到公与私的问题。我的想法其实就是为干部团队问题服务。“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在二十大三中全会完成政治路线确定后自然会有大量干部工作。提前讨论公与私，为解决干部的忠诚问题提供了一点点思想火花。

思路的来源本质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的现代化。主要是荀子儒家学说与延安共产主义供给制集合。

古代中国政治语境讲究的是乱与治。要讲儒家如何治理社会，必须先讲儒家对乱渊源的认知。这个乱认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万恶淫为首”。“淫”在此指过多、过分贪婪。儒家认为在各种罪恶之中以放纵的贪欲为首。一切罪恶都是由贪欲所造成的。儒家认为“欲”的扩张性是一切罪恶之本。放纵的欲望导致了人世间各种罪恶与苦难的发生。中华古典治理的本源就是治“欲”。治“欲”宏观上讲，就是缓和阶级矛盾，让上位者不要过于贪婪，由此引出儒家传统德治，仁政。而这治“欲”的初始来自于周朝。周文王父子提出的礼乐文化。

礼”本质是一种等级制的行为规范。通过对人的行为规范设置限制，进而对人进行约束。等级制的约束，自然是有反动的一面，同时其条条框框也成为了欲望的牢笼。在古典儒家体系中，超出礼所规定的行为就是僭越。僭越是一项大罪。通过对僭越者的打击，维护了等级制，进而遏制了膨胀的欲望。

荀子在其《礼论》中这样写道：“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人的欲望需求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放纵人们自己追求欲望而不加以治理，则会出现这样乱象。所以先王们就创建了“礼”。

“礼”在当代意味着等级制分配，与之对应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分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由于拥有金钱优势，那么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文化都被金钱化。谁是大爷谁是龟孙子都有市场来决定。有钱就是大爷，没钱就是龟孙子。礼义廉耻都被金钱所扭曲。

“礼”的等级制分配其实与共产主义非常契合。中国历史上成功实践的原始共产主义是军事共产主义。蒙古与满清上层贵族们都曾经执行过军事共产主义。全体军民一起出征一起分享军事成果。以等级与功勋分配果实。在军事上确实是击败了中原私有制军队。例如明末是明军缺饷，战斗力低下。但一转身到满清，在军事共产主义加持下不缺饷立刻就能恢复武力。最好的军事共产主义例子其实是延安时代。毛主席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升级了军事共产主义。一切劳动果实都是为解放全中国服务。从干部到士兵都执行等级制的供给制。干部的地位不会像国民党那边看手下的私军多寡来决定，而全是靠革命贡献。贡献多则等级高，分配更多。

现在中国要改变总路线，走高科技路线，但是地方上有大量官员长期从事金融地产工作。他们以自己的私利出发抵制新路线的展开。我的想法就是能不能重新回到延安式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来对抗私有制下的腐朽官僚。解放战争时我们已经赢过一次，我们还可以再赢一次。

讨论到具体的分配。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贵族，只有功勋。现代等级制分配都以功勋为基础进行划分等级。以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可以执行奢侈化的功勋等级制的分配。除了简单的物质分配，更重要的精神与代际分配。即封妻荫子。封妻是荣誉。对应的就是在全社会推广新的“礼仪”来尊重功勋人士。这种社会特权看上去很简单，但背后代表了尊重。荫子则是可以代际传递的实惠。实惠可以保障后代的基本生活，提高优越的教育，经过某些考核后的仕途便利。当然代际传统是降等的，一代一降。如果后代没有功勋续上三代就会清零。

具体的贡献等级可以参考古代。其实自商鞅变法后公开的贡献等级制中华已经玩了几千年。

新礼制的目标就是把人的实际利益与国家、人民乃至意识形态的利益绑定。国家受损则你的利益受损，国家发展则你的利益壮大。最终禁止“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