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82- Roham Alvandi：怎样理解与误解伊朗革命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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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来到格雷沙姆学院真是荣幸。通常我都在屏幕另一边观看这些讲座，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应邀来与大家交流。格雷沙姆学院成立于1597年，是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机构；但是这一时期也与波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阿巴斯大帝的统治时期重合，波斯文化在这一时期大为繁荣。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去过伊斯法罕，肯定见识过萨法维王朝的壮丽。我认为这一点是个好兆头。不幸的是，无论是接纳我的英国还是我的祖国伊朗如今都并非处在最好的时期，但是我依然将会努力履行我今天的任务。我有整整五个世纪的伊朗历史可以取材，不过请放心，今晚我不会走马观花地讲述全部五个世纪。相反，我打算着重谈谈1979年革命。与其试图给大家讲述整个革命的历史，我更想谈谈革命在英国、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如何得到解读以及遭到误读，因为我认为这份理解对于我们现在经历的时刻尤为重要。

1979年1月16日，伊朗最后一位国王巴列维流亡海外，此时伊朗的全国抗议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中东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民众革命，也是整个冷战历史当中美国在中东地区遭受的最大挫折。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这场革命的理解非常不准确。四十四年过去了，它仍然因为很多原因继续遭到误解。这场革命的本质是拒绝伊朗国王推行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呼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正是这一点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如果你想到之前发生的所有伟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根植于启蒙思想价值观：解放、平等、正义，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启蒙革命价值观的口号就是“为了全人类”。但是伊朗革命并非如此。这场革命局限于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时代，并没有超越伊朗国界与任何普世价值展开对话。伊朗革命代表了针对启蒙价值观的拒绝，实际上回归了某种虚构的正宗什叶派伊斯兰理念或者正宗伊朗本土特性。革命将什叶派重新设想为一种革命而非反动的伊斯兰政治形式。这不是一种可以输出的意识形态，因为伊朗是当时唯一一个什叶派占多数且掌权的国家。与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主要革命不同，伊朗革命在伊朗之外几乎没有共鸣或影响力。

伊朗革命的宗教复兴主义让大多数国际观察家感到惊讶和困惑。我们的各种革命模型都没有预料到革命会由神职人员领导，或者革命内容居然可以是宗教性的。无论是国王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没有预料到在什叶派伊斯兰的旗帜下会涌现大规模民众起义。他们认为针对国王的主要威胁来自马克思主义左翼，而实际上这些左翼力量早已被国王的安全部队萨瓦克彻底击败。到了七十年代，无论是国王的批评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即使伊朗出现了革命的势头，即使革命运动当真在伊朗兴起，它也将被萨瓦克或者装备精良的伊朗军队迅速镇压。几乎没有人——无论是我这样的学术观察员还是政府官员——预料到或想象到巴列维国王会倒台流亡。当革命胜利近在眼前时，当国王即将倒台、伊朗将迎来新时代时，我们这些未能预测到革命的观察家们难免因为哈梅内伊与伊斯兰共和国带来的恐怖感到震惊与惊讶。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预料到巴列维政权的倒台会导致地区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至今仍在持续。未能预料到伊朗革命，未能预测到革命胜利，未能理解伊朗革命的反自由化方向，者是西方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巨大失误。如果考虑到1979年之后发生的灾难的规模，这种失误更是变得愈发明显。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人记得德黑兰人质危机以及这一事件如何削弱了吉米.卡特总统的任期，使他无法连任，从而又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两个任期开创了机会。其他人可能还记得历时八年、伤亡超过一百万人、致使交战两国双双破产的两伊战争。我甚至认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也是巴列维政权倒台的结果之一，正是西方对于两伊战争的应对失措怂恿了萨达姆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所以我今晚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如此不愿意看到巴列维的倒台即将来临？为什么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因为巴列维倒台而欢欣雀跃？为什么其他西方知识分子如此不愿意承认他们看错了伊朗革命？上述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观察该地区的事件又应该带来怎样的启示？

我首先从美国人说起。一开始，美国似乎对伊朗抱有正确认识。早期美伊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刚刚开始前往伊朗，美国人非常同情伊朗人的愿望、民族主权理想以及宪政梦想。伊朗立宪革命期间甚至出了一位美国烈士。一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名叫霍华德.巴斯克维尔的年轻人前往伊朗传教，原本在传教学校教授伊朗年轻人，立宪革命开始之后他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营，并且在大布里士围城期间牺牲在了抗击俄军的战场上。他在伊朗被视为英雄。二战期间，伊朗人将美国视为不同于英国与苏联帝国主义的选择。他们希望美国在面对欧洲殖民主义以及随后的冷战时能够站在伊朗一边，帮助伊朗保持独立。起初似乎情况确实如此。1946年斯大林占领了伊朗北部并拒绝在战后撤军，正是杜鲁门总统捍卫了伊朗，逼退了苏联侵略，正是美国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上维护了伊朗的主权。

但是所有这些希望和梦想都在1953年破灭了。当时英国和美国支持了一场秘密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摩萨台是一位伊朗民族主义者、立宪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他的头号罪名是将英国人拥有的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就在那一刻，美国开始在伊朗问题上犯错，并且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政变后上台的伊朗国王开始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一个听从华盛顿主子命令的代理人。但是这个形象并不准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六七十年代，国王的自主权开始增长，开始在很多方面违逆美国，特别是在石油定价问题上。此时美国在伊朗的支持者只剩下了国王一个人，美伊关系也被简化成了如何与伊朗国王打交道。美国官方认为国王很强大，很富有，他有一支强大的安全部队和武装精良的军队作为后盾，能够渡过无论什么危机。在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大致如此。他们没有看到1953年政变过后国王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本应象征伊朗民族主义、本应体现伊朗人民对于国家主权的渴望的国王，此时却变成了干涉与操纵伊朗的境外势力的化身。另一项误读假设巴列维国王会不惜一切手段保持权力，然而革命期间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放弃了王位并离开了国家。

这些误读在吉米.卡特的政府任期内变得尤其明显。卡特总统结束了对于巴列维国王的无保留支持政策，谈论起了伊朗人权问题——当然这都发生在在水门事件与越南战争过后的美国背景下。但是实际情况与许多伊朗人的想象颇有出入，卡特并未抛弃巴列维国王，并未针对伊朗实施制裁，武器继续流向伊朗，石油贸易也继续进行，这与卡特政府应对阿根廷与智利等地的拉美右翼政权的政策大相径庭。尽管如此，许多伊朗人依然认为美国已经对巴列维国王失去了兴趣并且正在向他施压：要么主动逊位，要么将实际权力让渡给他的对手。体现这种感觉的标志性形象是1977年11月巴列维国王访问华盛顿，那是他最后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的直升机在白宫降落。欢迎仪式原本应该在南草坪上举行，军乐队摆开了阵势。但是巴列维却迎来了成千上万在美留学的伊朗学生的示威，全都围拢在白宫周边。伊朗政府则动员了一批亲巴列维的示威者来支持国王。两派示威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华盛顿特区公园警察非常紧张，生怕这些抗议者越过路障冲进白宫，于是他们开始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不出所料的是，风势将催泪瓦斯吹到了南草坪上，于是电视上出现了卡特总统和伊朗国王在白宫门前泪流满面的画面。你可以想象伊朗人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场景的现场直播之后会怎么理解。实际上卡特政府内部确实存在关于伊朗问题的分歧。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想要向伊朗国王施压并迫使其进行改革。他们同情伊朗的亲摩萨台自由主义者。另一边，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鹰派则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伊朗国王并把他视为重要的反共堡垒。鸽派以及那些想给伊朗国王施压的人们期望巴列维的替代者将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伊朗将会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或者说将会重新回到摩萨台时代。如此一厢情愿显然误读了伊朗的形势。

接下来再来看看英国。此时的英国早已失去了左右伊朗的强权。自从伊朗国有化了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之后——也就是今天的BP公司的前身——英国就丢掉了主宰伊朗的地位，将这份影响力拱手让给了美国。尽管如此，一个神话依然存在。而且我很遗憾地指出，这个神话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佬”（Perfidious Albion）。人们相信，没有英国大使的同意，伊朗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有句老话说:如果你掀开毛拉的胡子，就会看到“英国制造”的字样。实际上，英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以及其他官员仅仅关心铜臭熏人的商业合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很好。当时英国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多地从伊朗的石油收入当中分一杯羹，无论通过兜售军火还是通过其他工业合同。当然，此时英国从波斯湾撤军了，这也是威尔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大规模撤军的一部分。因此，伊朗人——包括国王本人——都感觉英国正在衰落，这个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再也不能把伊朗推来搡去了。看一看巴列维当年访问英国时接受的采访，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喜欢教训英国人：“你们工作不够努力，所以才会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没有人——包括一系列英国大使在内——预料到将会发生一场反对伊朗国王的革命运动，或者伊朗国王将会下台。革命过后，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委托了一份报告对此进行调查。报告撰写者是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布朗的外交官， 现在已经解密了。布朗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外交部在伊朗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和美国人一样的错误假设，在未能预测伊朗局势方面，他们并不比任何人强多少，也并不比任何人差多少。

在英国有人预测对了吗？在执政的工党内部，有些后座议员确实对伊朗问题持不同意见，例如已故的罗宾.库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对英国政策的异议并非真正来自对于伊朗事态的分析，而是意识形态先行的结果——即反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帝国主义。英国左派当中也有人对伊朗国王持强烈批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已故教授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他是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还有总部在伦敦的大赦国际对于伊朗的人权状况也持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是当时的工党大臣和工党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不同的声音，还认为他们忽视了英国在伊朗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另一个关键的不同声音是BBC波斯语频道。伊朗人对此非常熟悉，但是英国听众可能并不了解。这个频道的许多员工都对巴列维抱有批评态度。他们会在面向伊朗的波斯语广播当中夹杂一些对伊朗国王不利的坏消息，以及反国王抗议的振奋好消息。因此巴列维一再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可怜的英国大使在每次广播中断后都会被传唤到宫廷，然后他会给BBC总裁发去电报，BBC总裁则会尽职尽责地表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机构，不会向政治压力低头。”这就是英国的情况。

知识分子呢？巴列维已经成为了新左派集火憎恨的人物，在英国、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他于1967年访问柏林之后。了解德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67年巴列维访问柏林时发生的抗议活动意义重大。德国学生团体与当时在西德留学的大量伊朗学生合作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抗议活动。巴列维前往西柏林的柏林歌剧院时，学生们戴着印有国王面孔的牛皮纸面具，成群结队地在俾斯麦大街上来回往返，现场气氛几近狂欢。我看过历史照片，一辆大众甲壳虫在歌剧院门口开来开去。伊朗当局按照惯常做法也找来了大量支持国王的示威者为巴列维壮大声势。两帮人发生了冲突，而且非常可悲的是，一位柏林自由大学的德国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冲突当中被一名下班的西柏林警察枪杀——事后有证据表明那名警察是史塔西的线人，但是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彻查。这位德国学生运动的殉难烈士彻底激化了德国学生运动，催生了红军派组织或者说梅茵豪帮。事实上，早在巴列维访德之前，日后的红军派组织发起人之一乌尔丽克.迈因霍夫曾经给巴列维的妻子法拉赫王后写过一封公开信，指责她虚伪作态，要为伊朗人民承受的所有苦难负责。

国外的伊朗反对派——比方说在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大学校园里组织反巴列维抗议的伊朗留学生们——所奉行的主导思想是一位伊朗知识分子用波斯语提出的“西毒化”/West Toxification/ Gharbzadegi/????????????????。该理念认为伊朗人是西方的拙劣模仿者，伊朗国王及其手下的技术官僚精英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实际根源，只会一味拙劣模仿西方文化的外观、服饰、食物等等最肤浅方面。这意味着这帮人全都是假装伊朗人的冒牌货。他们不是地道的伊朗人，背叛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只要研究一下这些伊朗反对派用波斯语互相交流时的内容就会发现，他们的惯用话术不仅局限于西毒化叙事，而且还越发倾向于激进新左派语言——武装斗争，毛思想，马克思主义，等等。可是同一批人一旦改用英语、德语和法语面向西方受众发言，立刻就会切换到我们这些人更熟悉的话术——人权、宪政、民主、自由、妇女权利、少数民族权利，等等。两种不同的听众，两种不同的话术。

哪一种才是真相？他们的真实立场是什么？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接触过这些巴列维反对者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非常令人困惑。表面上，他们看到伊朗年轻人呼吁人权，呼吁自由，批判专制的伊朗国王，而国王则监禁反对派并且在监狱里实施酷刑。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同情伊朗的年轻人们。但是他们既不理解也不了解的是伊朗反对派之间用波斯语进行的内部对话。他们——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不理解的是，伊朗政治的断层并不在于他们想象当中的阶级，而是在于文化；相互敌对的战线不在于上层阶级和中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而是在于那些支持巴列维试图构建的现代化、世俗化、西化伊朗的人们与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反对这样一个伊朗的人们之间。

我认为能很好地概括这一点的人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可以说是当时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挑战启蒙运动的解放主张，既抨击自由主义也不放过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不能贸然给他贴上在我看来有些误导的“左派知识分子”标签。福柯认为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无非玩了一招偷梁换柱，一方面摒弃了传统社会——比方说前现代的伊朗——的暴力形态权力，然后又以没那么暴力但却远远更加惑乱眼目的规训形态权力取而代之。换言之，启蒙运动不仅关乎自由，也关乎规训。因此福柯痴迷于浪漫化的前现代世界，尤其是前现代东方，并且将其与理性的现代西方进行对比。在后者的世界里，个人主义以及用于约束人、控制人、控制自然的技术压制了情感、精神、情操以及任何父权责任。例如他在《性史》当中宣称：“现代西方将性当成了一门科学。而在前现代的东方，情色和性快感则被当成艺术。”他对于疯狂、疾病或者死亡观念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

1978年伊朗爆发革命，意大利报纸《晚邮报》邀请福柯前往伊朗报道他的所见所闻——报社买单送知识分子去外国旅行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可惜我们不再这样做了。1978年9月16日至24日，福柯第一次前往伊朗。那是在突击队枪杀了大批抗议者的“黑色星期五”暴力事件——既贾莱赫广场事件——之后。1978年11月9日至15日他又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不久之后当地的什叶派抗议活动就将会在穆哈兰姆月迎来高峰。那么像福柯这样的人如何看待巴列维王朝？他认为巴列维王朝是民族主义、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失败项目。所谓的失败不仅意味着现代化在伊朗没能得到恰当推行并且招致了反对。对于福柯来说，伊朗革命、反对国王的起义根本就是针对现代化理念本身的全面否定。在他第一次访问伊朗期间，他去了什叶派的圣城库姆——这里也是什叶派神学院的所在地——会见了时任阿亚图拉的沙里亚特.马达里，当时的伊朗大教长。此外他还会见了日后将会成为霍梅尼时代首任伊朗总理的迈赫迪.巴扎尔甘。

回到法国之后福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驳斥任何针对霍梅尼或伊斯兰教的批评，包括来自伊朗左翼人士的批评。他斥责这些伊朗的霍梅尼批评者算不上真正的伊朗人，因为这些人屈服于西方的诱惑，从本质上说已经西毒化了。他将反西方的伊朗教士比作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十六世纪德国新教改革当中的再洗礼派，或者十七世纪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清教徒。福柯完全迷恋上了激进革命什叶伊斯兰教派的言论、象征和仪式，尤其是对于殉教的强调，以及由激进派神职人员——激进的反现代神职人员——充当伊朗人民民意代表的理念。

福柯本人确实在霍梅尼结束流亡返回伊朗之前在巴黎城外与他见过一面，时间是1978年10月初。当时霍梅尼正在巴黎发表声明，表明他对反对巴列维的世俗反对派深怀敌意。福柯随后在法国期刊《观察家》上发表的文章则表明他完全认同了霍梅尼的自我包装。霍梅尼将自己塑造成了伊朗国王与伊朗人民之间的宏大斗争当中的无暇圣徒，福柯则对这套话术照单全收。他诋毁那些试图在霍梅尼和巴列维之间达成妥协、或者希望将革命引向更加世俗民主道路的温和派。他宣称伊朗人想要的不仅仅是革命——他们想要一个伊斯兰国家。他正确地指出，伊朗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霍梅尼和宗教领袖手中，而不是世俗政客手中，后者依然没能摆脱启蒙思想的桎梏，无论其表现形式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世俗政客全都低估了霍梅尼。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是伊斯兰政府？什么是伊斯兰国家？在现代世界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国家。福柯写道——我认为这是他写过的最令人尴尬的文字——“在伊朗没有人想要建立让神职人员履行监督或者管控职能的政府体制。”当然他完全错了。教士们向福柯解释说，在伊斯兰国家当中，“自由将会受到尊重，只要行使自由的行为不会伤害他人。少数群体将受到保护，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条件是他们不能伤害多数人。男女之间在权利方面不会存在不平等，只会存在差异——因为男女之间确实存在天然差异。政治决策应由多数人做出。领导者应该对人民负责，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像《古兰经》当中规定的那样站出来问责治理者。” 福科对于这些声明持保留意见，但是他的保留意见也许与你们的期望有出入。他的保留意见并非针对霍梅尼的不自由主义，而是认为这些声明听起来过于自由，不合他的口味。这套说辞依然过于类似资产阶级的惯用民主公式，日后可能会导致某种西方式的压迫性自由民主。伊斯兰政府的理念给福柯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开启了政治的精神维度。他认为这种“精神政治”正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丧失的关键，也正是西方可以从伊朗革命中学到的经验。

福柯在法国和意大利媒体上发表上述观点之后随即遭受了激烈批评。一位流亡在巴黎的年轻伊朗左派女性以Atoussa H笔名写信给《观察家》，指责福科不加批判地颂扬伊斯兰主义，无视伊斯兰主义给女性和宗教少数群体带来的危险。福柯对她的担忧不屑一顾，并且坚称伊斯兰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不容忽视或者轻慢。”知识分子的表现大抵就是如此。

当然，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几乎立刻就看到了革命的现实意义。霍梅尼前脚刚刚返回伊朗，革命恐怖活动立刻就开展了起来。首先国王军队的四名将军在雷法女子学校的屋顶上被枪杀——房顶下面就是霍梅尼的临时总部，时间是1979 年 2 月 15 日。下一个目标当然是伊朗妇女。霍梅尼几乎刚刚掌权就着手废除巴列维制定的、给予伊朗妇女更大自由与平等的法律。他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规定女性公务员必须戴面纱。作为回应，1979 年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当天伊朗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是反对霍梅尼统治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一个月后，巴列维的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被处决。此人担任首相长达十三年之久，如今未经恰当司法程序就丢了性命。1979年8月8日，伊朗的左倾报纸《阳德根报》/Ayandegan遭到关停——所谓“关停”的意思是报社大楼遭到洗劫与纵火焚烧。1979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某些原本欢迎伊朗革命的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了顾虑。当然这一切还不是最糟糕的。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以来，情况变得更加严峻。1988 年伊朗监狱大规模处决囚犯的事件尤其达到了顶峰。

尽管如此，仍有外国观察家抱有希望，认为伊朗革命值得庆祝。我认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位理查德.福克。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左派人士，曾经在霍梅尼返回伊朗之前与他会面。1979年2月16日，福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于他（霍梅尼）的描述，声称此人狂热、反动且怀有粗暴偏见的描述似乎肯定是、而且幸亏是错误的。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他的亲密顾问随从全部由温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组成。”即使在伊朗发生了大规模处决以及针对妇女与少数群体的明显压迫之后，福克依然写道：“阿亚图拉霍梅尼似乎致力于为伊朗人民发展某种形式的人性化治理，这种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以造福穷人的社会正义为中心。他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民众授权，成功地让伊朗证明了革命后巩固时期的紧张局势并不必然践踏革命胜利的成果。至少我们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那些那些在伊朗沙阿长期恐怖统治期间保持沉默数十年、现在才冒出来呼吁尊重人权的人们。”可见一旦形成了误读观点，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见到怎样的相反证据，都很难消除误读。

有一个例外我认为值得一提，那就是弗雷德.哈勒戴。哈勒戴是一位著名的盎格鲁-爱尔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伊朗左派建立了联系，尤其是在他积极支持阿曼的佐法尔起义期间。他正确地预料到巴列维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面临严重的政治困难，并且在革命前夕出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哈勒戴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伊朗革命的伊斯兰特征。他在1979年出版的《独裁与发展》一书当中写道——成书时间大约在1976年到1977年之间——“阿亚图拉与毛拉们仅凭自己的力量可能无法维持或引导大众的乌佩搜索"。1979 年 8 月访问伊朗后，他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他目睹了《阳德根报》报社遭受攻击，他目睹了许多左派朋友被捕，他目睹或者读到了集体处决的消息。他回到伦敦之后为《新政治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是《顶着法西斯面孔的伊斯兰教》——我真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报纸敢刊登这样的标题。1987年，哈勒戴又在《新左派评论》上面发表了《蠢人的反帝国主义》，批判伊朗左派当初不肯支持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任首相胡韦达领导的自由派政府，此人曾经竭尽全力推动从专制到宪政的过渡。哈勒戴的今是昨非姑且不论，起码他证明了我们有可能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并且修正过去的观点。

今天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女性、生活、自由/Zan, Zendegi, Azadi/???? ?????????? ?????????? 。当我们看到去年9月开始的伊朗起义时全都深受鼓舞。这让我们充满希望，也许伊朗最终从神权体制过渡到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的时刻已经到来。而且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伊朗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与Z世代——究竟信奉什么价值观？他们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展示怎样的价值观？依然是启蒙主义价值观：理性、平等、解放、正义。2022年9月和10月伊朗青年一代的所作所为完全否定了1979年革命的价值观。1979年革命否定了启蒙运动，2022年革命则拥抱了启蒙运动。那么英国、欧洲和美国如何解读这一次的革命呢？在我看来，西方主流视角仅仅将其视为一场女权革命。产生这种认知很好理解，因为伊朗女性确实站在了革命的最前沿，尤其是年轻的伊朗女性正在伊朗的城市中心领导这场运动。她们的口号是“女性、生活、自由”，西方观察家们主要关注女性这部分，对于生活和自由则不太上心。我则认为我们再一次误读了伊朗的局势，将自己的文化战争投射到了伊朗那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和美国正在经历规模浩大的文化争论，焦点包括如何定义女性以及美国关于妇女堕胎权利的政治争论，因此推己及人也是难免。但是当伊朗女性抗议时，当伊朗男性抗议时，当他们的口号是“女性、生活、自由”时，在他们自己的语境当中意味着什么？这些口号在伊朗的语境当中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如果把这个口号拆开来看，女性代表了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辩论，因为伊朗社会的女性比其他人更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切身感受到伊斯兰政权对于生活的影响。因此，废除强制戴面纱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女性解放——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女性解放——实际上主要还是在于彻底否定伊斯兰主义，主张伊斯兰教无权定义伊朗社会性别关系的性质或者伊朗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那么生活呢？在我认为生活指得是繁荣与腐败的对立。几十年来腐败一直困扰着伊斯兰共和国，让年轻一代感到生活无望。可以说生活代表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最后是自由。自由是什么似乎不言自明，但是我再次认为这一部分口号触及了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这些都是与伊朗国情相关的问题。

要想理解这一切，必须把2022年、2023年的伊朗情势放在更长的历史轨迹当中看待，必须回顾所有发生过的抗议活动。2009年以来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的抗议活动实际上是一场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的最新阶段。伊朗人关心的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繁荣与腐败、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我请求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加给伊朗，而是要试着与伊朗人产生共鸣，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让我们以他们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就说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