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件窝囊事，责任不全在聂荣臻 -- 忘情

作者：忘情

解放战争前期，全国几大战略区中，怕是没有比晋察冀更为窝囊的了：抗战刚结束那会儿，该战略区不仅兵力不比其他战略区少，而且战斗力亦很可观，能凭借一已之力攻克张家口这样的日伪苦心经营的重镇，这在各战略区中是独一份。可是，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军区竟然一败大同集宁、二败张家口，甚至让骄狂的傅作义自觉有资本给毛主席发通电叫板。这份屈辱，怕也难找第二例了。更让人难堪的是，丢失张家口后直到1947年4月，其他战略区都在捷报频传，但同一时期晋察冀竟然找不出几个有影响力的战例。还得由刚从陕北转移至此的朱德亲自给晋察冀中高级将领们上课，手把手的教他们如何打歼灭战后，该战略区形势才迅速得以改观。

面对如此令人尴尬的开局，晋察冀高级将领们在日后撰写回忆录时，或言辞尖锐、或较为委婉地将原因都归结于1946年上半年的大裁军。该战略区负责人聂荣臻在回忆录里也不得不对此加以回应。

有些人对“口述历史”、“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很是推崇。晋察冀诸多高级将领回忆录里颇为一致的说辞，以及战争年代个别高级将领与聂荣臻爆发的直接冲突，都被这些人奉若圭臬，作为“聂荣臻不会打仗”的铁证，就如同他们用类似手法力证“陈毅不会打仗”一样。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1946年上半年聂荣臻在晋察冀大刀阔斧地裁军，真是他因缺乏战略眼光出的昏招？1946年下半年晋察冀战场上我军接连失利，只是因为裁军过度吗？

后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绝对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更不能以上帝视角，要求当事人未卜先知。只要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一概斥之为“无能”。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华大地上一片沸腾，举国思安。无论是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人民，不管是农民、地主、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全国各阶层人民都强烈要求实现国内和平。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要是率先挑起战争，谁就是站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上，谁就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

恨不得一夜间就完成“剿共伟业”的蒋介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假惺惺地连发三封邀请电，请毛主席赴渝“共商国事”。实际上，他认为毛主席压根就不敢去，因此不过是在全面人民面前作个姿态，企图藉此将“破坏和平”的屎盆子扣到共产党身上。但出乎国民党方面意料的是，毛主席在党内普遍反对声中，以高人一筹的战略见识说服了全党，毅然亲赴重庆谈判，打了国民党方面一个措手不及。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是明确而一贯的：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的同时，还要紧守底线，坚决自卫。这也就是他一向主张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经过43天马拉松式的谈判，国共达成了《双十协定》，中共方面放弃了在长江以南的8个解放区，并将这些地区的部队北撤。不过，全面各地的国共冲突却并没有因为中共释放和平诚意而停止。因此《双十协定》签署后，国共谈判仍在继续，并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该协定于1月13日午夜开始生效。此外，还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

就在《停战协定》生效的前1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通告，要求我方军民在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的同时，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严防国民党军的进攻，并明令一旦衅自彼开，就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1946年2月14日，周恩平、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拉开了整军谈判的帷幕。经过艰苦拉锯，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终于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民之基本方案》上正式签了字。按这个方案，整军将分三期进行。第一期至1946年8月中旬为止，由国共两军各自进行内部整编；第二期从1946年8月中旬到1947年2月中旬，国民党军将缩编为90个师，我军缩编为18个师；第三期从1947年2月中旬到1947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缩编为50个师，我军缩编为10个师，并以我军8个师与国民党军4个师编成4个军，以我方人员任军长；另以国民党军4个师与我军2个师编成2个军，以国民党方面人员任军长。

就在三方签字的前1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做好整编军队的准备工作。虽然当时国内乃至党内对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普遍表示乐观，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同时强调，为防止将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这样的指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都并无不妥之处。

一些人对聂荣臻在这个问题上的垢病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动作过于积极，二是裁军不折不扣，三是裁军后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比例倒置。

1946年2月1日，即三方整军谈判尚未召开之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行任务的指示》，提出要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晋察冀中央局于2月16日致电中央，建议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精简。关于这事，需要注意三点。一是整军谈判已经开始，裁军已是当时的大势所趋。谈判只是双方就保留各自军队比例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而已；二是晋察冀中央局提出的只是个建议，中央是否采纳还另说；三是聂荣臻当时确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但如此重大的建议并不是以他个人名义发出的，而是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发出的，那么按组织程序，必须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开会讨论通过才行。如果以上帝视角，认为晋察冀中央局被一些表面现象给蒙蔽了，滋生了“和平麻痹思想”，那么晋察冀中央局所有在会上举手同意的人也都人人有份，不能把责任都集中推到某个人头上。

对聂荣臻在裁军问题上过于积极的指责，还有一个“证据”：说是《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是3月6日才发出来的，而且这个指示带有很浓郁的征求意见性质，并非最后的决定。但晋察冀中央局却在3月1日前连下3个文件，要求将部队总人数由31万裁减到22.5万人，并从3月15日起按这个人员数下发粮款。

客观地说，晋察冀的裁军动作的确积极高效，但如果将此仅仅归结于聂荣臻，也有些偏颇。不要忘了，军调部的总部就设在北平，晋察冀的一举一动都在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在国内外民众面前体现中共努力争取和平的诚意，驳斥国民党方面一切诽谤污蔑之辞，争取国内外一切倾向进步，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力量同情与支持，客观上要求晋察冀必须做个裁军“模范生”。当然，代价就是不得不暂时削弱我方随时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

如果从单纯军事观点看，晋察冀不折不扣地裁军断然不可取。但从政治角度上来说，这又是很有必要的。我党向来强调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反对不顾实际情况搞生搬硬套的一刀切。在1946年上半年裁军问题上，也是如此。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明确东北我军完全不受《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束缚。对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绥等战略区仅作象征意义的裁军，中央并没有加以批评和督导，没有严令他们如何如何。同样，对晋察冀大刀阔斧地迅速裁军，中央当时并未予以表扬，更没有树典型号召其他战略区向晋察冀学习。无论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晋察冀面临困境之时，还是后来各个历史阶段，中央都从未就裁军问题指责过晋察冀，更未将此作为聂荣臻的“污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聂荣臻在裁军问题上就全无半点过失。笔者以为，晋察冀在裁军过程中野战军和地方军比例失调，显示出聂荣臻在部队正规化建设、加强组织性、克服游击习气和山头主义等方面的执行力和其他战略区负责人相比，未免有些相形见拙。

在整编前，晋察冀拥有9个野战纵队，26个野战旅，81个野战团，共计20万人。地方部队约11万人。然而整编后，只剩3个野战纵队、7个野战旅约3.5万人。削减的约16.5万野战部队指战员中，除5万人划归地方部队外，其他 11.5万人复员回家。而地方部队基本没怎么精简，在得到5万原野战部队指战员加强后，人数反而增至16万人左右。

笔者以为，这说明晋察冀各分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山头主义不仅非常普遍，而且十分严重。使得晋察冀中央局原先计划的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2：1的比例在实际裁军过程中，因为各地方的利益纠葛而根本推行不下去。好好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硬生生地被扭曲了。

这个严重问题，在晋察冀高级将领们的回忆录里均不见提及，仿佛完全没这回事。但是，当1947年4月，朱德、刘少奇来到晋察冀帮助整顿时，却赫然发现该战略区的后方保障体系仍停留在抗战分散游击的状况：各纵队、各旅乃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保障系统，各有各的“小金库”和“小仓库”。有战场缴获时各部队不是统一上缴，由上级进行统一分配，而是各自拉回自己的“后方”。军区要想在物资方面“抽肥补瘦”，那是难上加难。而各部队之间却可凭借主官间的私人情谊而慷慨赠予。

全面内战都开打10个月了，晋察冀还是这样一个状态，能常打胜仗、打大胜仗，那才是见了鬼了。因此朱德整顿晋察冀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成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让野战部队放下“包袱”和“坛坛罐罐”，轻装上阵。

此外，朱德在调时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去当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时，曾找他作过长谈。在杨成武所记录下的朱德12条指示中，第1条就是“要团结”。言外之意说明了啥，已经很清楚了。莫说解放战争初期，就是到了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第五次战役时，19兵团内部矛盾也还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作战。

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不可能不知道有着浓厚游击习气的部队是打不了正规战的，不可能不知道山头主义的危害。他在这方面的绝对统治力的确弱了些，但那些各行其事的将领们对此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抛开上述问题，单纯谈聂荣臻的军事水平，他其实也并非像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事实上，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晋察冀军区就成立了野战军。聂荣臻作为负总责之人，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军区工作上，前敌指挥另有人负责。

在1946年8月初至9月中旬的大同集宁战役中，哪怕是傅作义和阎锡山联手，我方仍然占尽上风，只要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既大部队歼灭傅作义援兵，又打下大同。可惜的是，我军前线指挥部离战场较远，没能及时掌握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变化，给了已遭当头一棒的傅作义部队以之机。而在援敌逼近时又在选择歼击目标上犯了错误，导致战场形势逆转。最终，我军虽然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成攻城打援的预定目标，反而给了傅作义部以极大的信心，可谓功败垂成。

事后，傅作义自己也认为“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101师参加战斗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攻击新编第31师，而去全力打第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这是来自于敌人，而且是军事能力被某些人吹上天的敌将的总结。显然，前线指挥员战术选择上的错误，是造成大同集宁战役先胜后败的根本原因，而扯不到“裁军削弱了我军力量”上，失败的责任显然并不该由聂荣臻来承担。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对华北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9月10日，蒋介石下达了出动第11、第12战区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攻击张家口的命令。当时，在晋察冀的高级将领中，对于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品的问题，意见分岐很大。绝大多数人力主绝不能放弃这个对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唯一大城市。力主主动放弃张家口，甩掉包袱寻机歼敌的聂荣臻是绝对的少数派，晋察冀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是逐一被他说服才转而赞同这一主张的。

事实证明，聂荣臻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是配得上元帅军衔的，而且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认可。如果按当时大多数将领的意见去做，恐怕晋察冀军区的损失会更大，以后的日子会变得更艰难。但是，几十年后，晋察冀的高级将领们在回忆录中，却无一人承认自己当年力主死守张家口。所以说“回忆录在史学研究中所能采信的诸多佐证中，价值是最低的”这一论断并非主观臆断。

1946年底，晋察冀撤消野战军建制，由军区直接指挥野战纵队、二级军区及地方部队为止。这可以认为是聂荣臻对原野战军负责人指挥能力不满的体现。在1947年的安国会议上，聂荣臻认为“晋察冀没有完成中央交予的任务，没有摆脱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军队大量复员，练兵没有抓紧，影响后来的扩军与部队战斗力；同时，放松了边缘区斗争与地方武装的领导，影响后来游击战争与运动战配合。直接原因则是执行运动战方针不够，时常处于被动，没有很好地调动敌人，缺乏对情况的周密调查研究，对作战计划全面考虑不够充分。

看看，聂荣臻并没有讳疾忌医，而是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但是，有个别高级将领却固执地认为聂荣臻不仅要对晋察冀的局面负领导责任，而且要负全部责任，自己则啥毛病没有，容不得聂荣臻批评，而且还当众和聂荣臻作情绪化的对抗。这在任何一个战略区，任何一位领导那里也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后世竟有人以此为据，将晋察冀内战初期被动局面的症结全部归罪于聂荣臻一人，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安国会议后举行的正太战役，是聂荣臻亲自指挥的。此役第一阶段初战告捷后，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急调第94军、第16军向我冀中腹地胜芳镇疯狂进攻，企图“围魏救赵”。但聂荣臻却不为所动，继续指挥主力沿正太路西进，只让地方武装与进攻胜芳镇之敌周旋。结果晋察冀主力连战连捷，1个月内歼敌3.5万余人，解放7座县城和3个重要的产煤区，控制了从获鹿到榆次的180余公里铁路线，切断了山西与河北之敌的联系，完全孤立了敌华北战略要点石家庄，一举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由此可见，聂荣臻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弱于彭、林、粟、刘、徐，但也绝不像一些人描述的那样一团糟。晋察冀在内战初期的被动局面，聂荣臻当然负有责任。但若说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