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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两淮

苏中战役之后，华中我军主力一部包围海安，一部进行休整。

9月4日，淮北地区敌军部署进攻淮阴，整编74师和整编69师进至睢宁、宿迁一线，桂系7军进至泗阳以北洋河、凌河一线。

陈毅、宋时轮没有识破敌军东犯的意图，以为敌军是意图我沭阳，在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的电文中提出山东野战军的3个方案，北移沭阳、出击洋河、泗阳待机，并告知山野倾向于第1个方案。

9月5日，邓子恢复电，认为山野应以“泗阳待机”为上策。同日粟裕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占宿迁、洋河之线，有犯两淮（淮阴、淮安）之极大可能，来直捣我华中心脏与截断华中与山东之联系”，“以山野目前之布置似乎让敌过运河以东再与敌决战，如决战顺利两淮当无问题，否则华中局是将受极大影响”。（《粟裕年谱》176页。顺便说一下：该年谱中该页第3行原为“黄河以东”，笔者认为有误，应为“运河以东”。）后来敌我态势的发展果然如粟裕所料，撤退两淮被粟裕不幸言中。

9月6日张鼎丞和邓子恢致电中央并山野陈宋，华野粟谭，再次指出敌有夹击两淮之势，陈、宋所提方案只有第3案可行，请陈、宋速调叶飞之1纵南下，或调粟、谭主力北上。

也正是这一天，中央电告山东和华中领导人，准备派徐向前来山东。

两淮是我华中首府，毛泽东在这一年的3月曾向张治中公开表示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以后，中共中央将移居两淮。此时，周恩来仍在南京谈判，两淮如失，政治影响很大。

粟裕已经敏锐地看到敌军东犯是佯动，兵锋实际指向两淮，9月7日他与谭震林致电陈毅、宋时轮和中央军委，“我们请求山野必须在淮泗地区打几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提出“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第1次向陈毅并中央军委主动提出调整华中野战军的作战方向改西进为北上。次日又提出“我苏中主力决心放弃围攻海安，求得10天左右之休整，逐渐转回淮泗地区”。9月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如果华野主力立即北上，两淮撤退或可避免。但陈毅、宋时轮却在复电中指示：“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继转移为好”（《粟裕年谱》176-178页）。华中军区的张鼎丞、邓子恢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何为“功亏一篑”? 姚旭解释说：“因为苏中之敌已被歼五分之二以上，苏中战场形势大好。如皋已成孤城，泰州之敌也不敢增援海安，被围困在海安之敌已经绝望，十分动摇，华野即可攻下海安，然后全力攻打泰州。可见，刘邓定陶战役胜利后，主张打海安的，不是粟裕一个人，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中军区对于攻打海安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1958年却批判是粟裕一个人的主张”。（《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161页）

9月10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陈、宋，张、邓、谭，第2次提出放弃攻占海安、华中主力休整、5旅北援淮北的建议。

9月11日，中央军委通报敌军企图攻占两淮，并对华中野战军的行动方向提出两个可选择的方案：攻占海安后休整10天，或放弃占海安，进攻扬（州）泰（州）线。

粟裕当即（同日午时）复电，已令5旅北上，拟放弃攻占海安，1、6师集结休整，并建议叶飞的1纵南下。（《粟裕年谱》180页）

9月12日粟裕率华野主力北上。《粟裕年谱》181页）

粟裕将军原测绘参谋、作战股长秦叔瑾的著作《战地日记》中有“撤退两淮考”一文，笔力锋锐，笔者现引用如下：

“9月9日，陈毅、宋时轮率山野主力向北过了六塘河，向沭阳开进。中央军委于10日发电赞同山野主力北移作战。但对淮泗方向表示担忧，询问陈毅：‘惟现时桂系集中4个团于洋河，距两淮甚近，我在泗阳方向之防御力量如何?如洋河之敌向泗阳前进，你们如何对付?’当日山野向中央军委解释：‘与各师会商，均不主张在泗阳作固守防御，故采取由北转西(即由宿迁北绕道向运河以西之古邳、双沟、睢宁攻击——笔者注)的作战方针。执行此办法，泗阳可能失守，估计敌未到达淮阴之前，我军西攻奏效，则淮北局势改观，两淮仍能保持。’并称：‘估计敌近日南开，到达发起进攻泗阳阵地，尚有数日……’可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证明中央军委对泗阳方向的忧虑，是符合战场实情的，粟裕和华中分局的建议是正确的。果然敌桂系7军就在9月10日这一天由洋河镇向南占领仓集，11日攻占临河集，12日猛攻泗阳得手，13日以一部渡运河攻占众兴；敌74师于13日超越泗阳，沿运河南岸向淮阴猛攻。事实证明陈宋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不切实际的，其决心部署导致山野主力4万兵力北移尚未就绪，又仓促调头南返淮阴西北10余公里的渔沟地区御敌，来回奔波，耗费了一周时日。而敌军已越过泗阳，一部由众兴向东佯动，主力向淮阴推进。9月12日，中央军委又连发两电给陈、宋，指出：‘你们此次歼击南下之敌，务期必胜，首先只打一个旅，以期速决尽歼，得手后再打一个旅，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旅。’并强调‘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战地日记》173页）

“当陈宋率山野主力由泗阳、渔沟地区向沭阳地区转移时，粟裕判断洋河地区之敌有乘隙攻占两淮，迫使我军放弃华中的危险。9月10日电报中央军委、陈毅并张、邓、谭，决心弃攻海安，准备北上两淮。随即作了一系列部署：11日命令第5旅由海安以南地区速开东台，乘民船通过兴化水网区到达高邮、界首之线登陆，沿运河大堤北上两淮；令第13旅由邵伯、高邮之间地区北上两淮；第l师、第6师撤围海安迅速整顿，准备向北机动。12日晨收到军委11日亥时急电后，当即令第1师、第6师由海安附近分路兼程北上。但海安距淮阴有250公里之遥，途中全系水网，又少船只，陆路须绕道盐成、阜宁地区，先头部队需10天、大部队需半月才能到达。决定水陆并进，根据地形交通条件，以大部行军到东台，筹民船(大都是无篷小木船，两只船才挤一个班)冒雨日夜兼程，由水路分批经戴家窑、中堡、沙沟、望直港、曹甸等地，至宝应、黄浦镇、淮安之线登陆，北进淮阴；以小部沿通榆公路北上，经盐阜地区再分路西进两淮。

谭震林遵陈毅命令组织前指，指挥第9纵队及由苏中连续赶到的第5、第13旅，防守淮阴及其外围之王营(军特务团)、西坝、杨庄(18团)、码头、高兴桥。

中央军委指示陈、宋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并强调‘此战关系全局，望集中全力以赴。’陈、宋担心宿迁敌人东犯，将7师主力留置于宿迁以东地区，率2纵、8师及7师一部，由沭南回到渔沟地区，行程仅20～30公里，用了3天时间，于14日才到达。敌74师已越过泗阳城攻占南新集，距淮阴仅23公里；敌7军1个师已由泗阳北渡运河攻占众兴，并向东攻占来安集，掩护主力敌74师侧背安全。陈、宋决心以8师攻歼来安东进之敌。至17日将敌1个师(旅)

包围于渔沟以西之赵庄一带，18日敌突围收缩于来安集地区，与山野对峙中”。（《战地日记》174-175页）。

山野已经被敌人的东犯所吸引，不紧不慢地与敌周旋于泗阳（即众兴），粟裕却担心两淮空虚，急急忙忙率华野往淮阴赶。

9月14日，粟裕到达淮阴城东之华中军区驻地，这时敌整编74师已占泗阳，与我9纵、13旅在泗阳、淮阴之间激战。

9月15日粟裕致电山野，因华中主力未到，建议山野除以一部阻止众兴之敌东进外，主力即移淮阴，以稳定两淮战局。而山野却在同日复电，要求华野退守淮阴城，山野与敌接触于来安、渔沟。言外之意，无兵可援淮阴。

同日19时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陈毅并中央军委，“建议在1、6师未到前，山野主力即移淮阴附近，首先集中全力歼灭由朱家渡乡码头前进之敌”。同时准备华中机关转移（《粟裕年谱》182页）。

9月16日，粟裕又和张、邓、谭联名致电陈、宋并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山野主力南下参战“我们始终认为山野不宜守待7军，而以转移主力，首先歼灭74师为宜”，指出“敌人深入马头（淮阴西南约10公里——笔者注），逼近两淮，对我有重大威胁，与今后作战不利”，两淮战守“在1、6师未到前单以5旅、皮旅（指中原突围到华中之皮定钧旅）及9纵，只能抵挡74军（即整编74师）前进，尚嫌单薄”，“特在建议先集中主力解决74军”。并报告华中1、6两师主力将于20、26日先后到达淮阴。

9月17日粟裕赶赴淮阴前线指挥所，这一天的5时，第3次电告山野，建议南下作战，说：“如你们不以主力出击进攻清江（即淮阴）之敌，则清江近日可能失守”。9时陈毅复电“我军包围桂敌于来安、渔沟间，今夜明日必经过恶战始能解决问题。你们尽量固守几日，否则按实情处理。”12时粟裕复电“望你们接受我建议，先打南面之敌（即淮阴之敌）”（《粟裕年谱》184页）。

此时，山野主力被敌人拖住，不能南下增援淮阴。当敌军占我杨庄、西坝，王营大桥已毁，山野想南下增援也不可能了，淮阴即将失陷之时，陈毅致电张粟邓谭，说：“我淮阴部队能守则守至王、陶纵队赶到时即应力守，如不可能，应于消耗敌之后，即机动转移新阵地”，“你们对山野行动的意见均正确”， “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兄等建议”，“今后局势，力求会师，改变局面。”（《战地日记》176页）。陈毅的心情不难理解，已经心力交瘁，但第1次提出华中、山东两军会师的意见，却不失明智之举。

9月18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张邓粟谭，指出：“你们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这无疑是对苏北我军打不开局面，又担心山东有失的批评。也可能是后来两淮（淮阴、淮安）撤退之后，陈毅几次要率部入鲁的原因之一。

同日，陈毅致电粟、谭，“以韦国清率4、9两旅全部轻装，今晚赶到淮阴，明天参战。”但是第2天又致电说：“4、9两旅无兵去两淮”（《粟裕年谱》185页）。结果只有“决派19旅56团明晓（19日晨）赶到王营（淮阴北郊）”（《粟裕传》518页）。是陈毅食言，还是韦国清违令，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只能存疑了。

9月 19日清晨，敌军由我9纵与5旅结合部突入淮阴南门，其后续部队跟进涌入，我军奋力展开巷战，英勇抗击。这时粟裕与谭震林会合，一致认为我南北两线主力尚不具备割歼敌主力整编74师的条件，经陈毅授权，张、邓、粟、谭商定，即令守城各部于当天18时撤出两淮。

敌军占领两淮，徐州国民党绥靖公署总结的《徐州绥靖概要》中认为我军“对海安久围不拔，战略上对苏北之攻守模棱两可，兵力过于分散”，“居内线作战未能彻底集中兵力击破任何一点”（《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17页），似乎不无道理。

多年后有一种说法，认为“粟裕恋战苏中，未及时放弃进攻海安而北援两淮”。1958年对粟裕进行错误批判之后，几成定论，致有1962年版的《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初稿“华中野战军正在围攻海安，致我军主力未能及时进一步集中”之说。仔细探究此论来源，不难看出自苏中战役就有“张邓粟谭舍不得苏中”之说（可参见1946年8月1日中央和华东领导人之间之往来电报，以及笔者前述苏中战役之论）。但从以上关于海安战守及淮北战事之电文和叙述，此论已失公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秦叔瑾认为：“两淮并非正常放弃，主要是由于北线未能利用淮北内线大量歼敌，被迫过早撤出淮北，使两淮失去西部屏障；当淮北敌军已逼近泗阳、淮阴，山野主力4万人撤离泗阳及淮阴西北阵地，北移沭阳地区，予敌以乘隙迅速攻取两淮之机；当发现敌主力南攻泗阳、两淮时，山野主力南返歼敌，又被敌左翼佯动掩护之桂7军1个师(旅)钳制，僵持胶着6天不向淮阴机动，未能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先独立歼敌1至2个旅顿挫敌前进的任务，致我南北两线主力未及集中，已不具备割歼敌军主力的条件，只有撤出两淮休整再战。”（《战地日记》176页）

粟裕后来谈到两淮失守的经验教训时，说：两淮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坚守，当时我军还不具备歼灭整编74师的条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那就会吃大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丢的那样快，我们的工作又没有放在两淮较快失守的可能性上，以致造成工作上的被动，部队、地方一度产生思想混乱，甚至埋怨情绪。这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教训。（《粟裕传》521页）

粟裕将军在晚年说到两淮撤退时，说：“看待两淮失守还是要从战争规律、作战方针这样的高度来看。当时对于解放战争初期作战方针，从中央到战区的领导层还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中央起初决定采取外线出击方针，我向中央提出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的建议后，毛泽东同志批准‘试一试’。陈毅同志仍力主执行外线歼敌方针。我当时的想法是按我对初期作战规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去争取。由于存在这样的认识上的差异，当时不可能对下一步作战形成一致的预案。当战局进入由前部向纵深转移时，必然出现各种分歧和作战部署上的被动。我还是那句老话，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即使第l师、第6师赶到淮阴，在准备不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而撤出两淮，正是我军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403页）

综上所述，虽然说撤退两淮是迟早的事，但是自苏中战役之后，我华中野战军已取得在解放区前部作战的主动权，西可西进淮南，北可北上两淮，甚至南可南下渡江威逼苏锡常。山野南下之后虽然取得朝阳集之胜，但泗县失利，后来又被敌人吸引在淮北。国民党军抓住了这一战机，乘我主力在两淮南北两翼，两淮空虚之时，以东犯沭阳之假象，牵制山野，突击两淮。山野主力在淮阴60公里左右，而华野主力距离淮阴直线距离长达150多公里，途中经水网地区，路程可达250公里，大部队运动困难，要用10天到半月的工夫，敌军抓住了这个时间差，得以实现作战目标。让笔者不明白的是，当敌人的企图已经为我所知，华野部队已经北调，山野为何置两淮于不顾，一直与敌纠缠在离两淮仅10余公里的渔沟地区，而不救？从战略目标来说，我军放弃两淮是迟早的事，但是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代价，这才是秦叔瑾说的“正常放弃”，而我军却没有达成这一战略目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两淮这一“非正常放弃”，陈毅可能不会那么早就主动提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撤出两淮“正是我军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也是陈毅自知之明、勇于自我批评的领导艺术表现的结果。

鏖战苏鲁

两淮撤退虽说是我军主动放弃，但毕竟是“非正常放弃”，当时在华中地区党政军民中引发种种议论，，有说是打了败仗，有说应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两淮。为了消除这些“思想混乱”，9月25日粟裕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败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

同一天粟裕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作苏中战役总结，指出：“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恰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又指出：“各兵团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

谭震林说得更有意思：“淮阴没有失守，（山野、华野）就各坚持各的道理，淮阴失守了，就统一了。大家都是山大王刚下山，以前各霸一方，各有各的特点；虽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遇到具体的事就不可能一下子一致起来。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难能可贵的是陈毅，两淮失守他“五内如焚”，战后他奔走于沭阳的山野总部和涟水陈师庵的华中分局所在地之间，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研究下一步两军行动计划。华中各领导人对陈毅没有及时派主力救援两淮很有意见，陈毅作为战区的负责人，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努力促成领导班子的团结，没有相互埋怨，而是想方设法鼓舞部队士气。山野主力8师是有名的“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因仗没有打好，有怨气，陈毅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去8时亲自做工作，就写了一封长信给8师干部，向自己的下属敞开心扉，他说：“由于三月来战争，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即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5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粟、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因而生长失望情绪。”“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如不先打强，至少69师、28师已被我消灭，我8师、9纵不会损伤过重；即损伤亦有代价；一个如坚守淮阴，74师即可能被我消灭，蒋军不会吹牛。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担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喜欢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意这次从不利转为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参见《三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资料选编》，《陈毅传》343页）在10月1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陈毅说：“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中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陈毅的这一建议是后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在陈毅领导下、“战役交粟负责”的来源，表现了陈毅对粟裕军事指挥才能的认可，也表现了他对自己自知之明的认识。

对于撤出两淮以后的作战方向，早在撤出次日的9月20日，粟裕就和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宋时轮，建议“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我可在其运动中逐步歼灭他之有生力量”。21日陈毅复电同意，“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这是自9月17日陈毅首次提出“会师”后的第2次建议，充分表现了他的自知之明和大度。中央军委22日复电同意，23日又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粟裕年谱》187页）

陈毅和华中领导人均同意中央的意见和安排，陈毅建议，原山野参谋长宋时轮调渤海军区，陈士榘接任山野参谋长，于10月到职（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21页）。

如上所述，自两淮撤退以来的意见分歧似乎已经结束，兵力似乎也已经集中，但是战局的发展全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9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谭：“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要求粟谭“早日去陈（毅）处共同计划一切”。同日，华野和山野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却表示了对作战打击对象的分歧，山野要打桂系7军，华野要打蒋系整74师。

9月27日，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报告两野战军已在涟水地区会合，他们拟于明后日会见陈毅，指出：“华野全部经两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不宜与桂顽进行恶战”。建议首先集中兵力解决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整编74师。28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再次重申两军会合首战必胜，指出“不要打桂系，现打中央”，“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实际上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9月30日，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分析了华东战局和对下一步作战的建议，提议改编华中部队，将7师和9纵分别编入1、6师，1、2纵，使各师各纵各有3个旅，以便更有力的进行作战（《粟裕年谱》188-189页）。

国民党军乘我山野、华野主力集中两淮涟水、沭阳地区，鲁南仅有1纵，苏中仅有7、10纵之际，便以整74师、7军在涟水地区钳制我军主力，以整26、51师等部向鲁南攻击，以整25、83师向苏中攻击。

10月2日山野指令位于涟水地区的华野主力北移六塘河。5日两淮敌军整74师乘隙令57旅进至涟水西南之马厂，58旅进至悦来集。粟裕向陈毅报告“敌已知我主力北移，且知我有进攻宿迁企图”，建议攻打进犯涟水之敌。陈毅7日复电同意华野南移，并说：“我在北面照顾”，你们“望机动处理，不必等待协商”。这样岂不将两军会合统一指挥束之高阁？同日粟裕连发两电，再次说明打涟水的原因是“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建议陈、粟会合，“盼军长（指陈毅）即来此间统一指挥”，山野与华野指挥机关合并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指出“如果山野、华野名合实离，陈、粟仍分开，不仅影响统一指挥，对财粮供应我们亦无法解决，对下面影响也不会好，有许多问题只靠电台来往亦不便解决”。

10月8日，陈毅因敌军进犯鲁南，担心敌人意图我山东首府临沂，复电华中，“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可以想见毛泽东那份“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的电报（9月18日）给陈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和压力：才失两淮，岂能再失鲁南耶？！

见报，华中方面急了，当日复电，强调“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华野、山野必须合并，陈、粟必须一起行动”，“大局已极紧张，望军长深长考虑”。同日粟裕率1、6师南下涟水迎敌。

10月9日，陈毅数电致中央军委并张邓粟谭，“主张山野突然转回鲁南打仗，华野派队接替淮海”。就在同一天，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致电中央军委，报告陈毅意见，表示“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又电告涟水前线的粟裕和谭震林，不同意山野回鲁。这份措辞激烈的电报，后来在1958年成为粟裕“反陈毅”的罪名之一。事实是，粟裕当时在涟水前线，根本没有参与此电的起草和磋商，更谈不上在这份电报上签名。

没有想到的是，中央军委也一改初衷，于10月10日复电双方，“山野以适当兵力回鲁南，配合叶飞歼敌，这是必要的。但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行文之间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因此陈毅立即令2纵、8师北移鲁南。

此时两淮之敌见我华野主力南下，也停止了进攻涟水，退回两淮。粟裕因此决定华野休整，并在10月11日致电陈毅，决定不打涟水之敌，以求山野、华野统一指挥集中行动（参见《粟裕年谱》190-192页）。

陈毅10月12日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谭，说要实行统一指挥。但在次日的电文中又主张山野回鲁南打一仗。在同日中央军委电报中提出“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8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打仗”的情况下，陈毅仍坚持“鲁南战场好”，“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

鉴于陈毅电报中弃苏北、入鲁南之意，10月14日毛泽东于未时（13-15时）和申时（15-17时）发出两电，一电致陈毅，说：“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河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河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10月13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一电致张邓粟谭，说：“陈军长元亥电仍主张山野、华野全军去鲁南，你们意见如何？速告”。对陈毅的不满和质疑充满字里行间，对华中则是征询意见并进一步确认。

第二天，陈已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复电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商讨共同认为，速出淮北”，“回鲁南的打算以暂缓”（参见《粟裕年谱》193-194页）。

这样毛泽东才有当日的复电“决心在淮海打仗，甚慰”，“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一槌定音，将作战方向锁定在淮海，将两军合并交正职陈毅领导，而作战指挥权交副职粟裕负责，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特例。

10月18日，山野、华野主力集结于沭阳、宿迁一带。20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说：“山野、华野两机关相距5里，我与粟谭即日会合，驻华野开始工作”。但是由于后来敌情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又使两指挥机关的合并未能实现。21日粟裕因涟水战事，率华野司令部部分人员去涟水前线指挥作战。直到12月12日宿北战役前，才真正做到陈、粟“合署办公”；鲁南战役后，才真正实现华中、山东野战军的合编，改称“华东野战军”，才真正实现两套指挥班子的合并。

10月中旬到下旬，山野与华中分局领导人多次在涟水西北之陈师庵开会，学习传达毛泽东10月日写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等文件，总结前一段战事的经验教训，学习领会“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方针，研究山野、华野统一指挥问题，史称“陈师庵会议”。该会议不是一两天的会议，而是包括多次大会小会，会议期间粟裕、谭震林因指挥涟水保卫战没有全部参加。

7纵司令员管文蔚回忆，会议之初，部分同志陈毅未救援两淮有意见，经过学习中央文件，统一了思想。会议期间，陈毅表现了虚心接受批评的大度，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在27日的讲话中说的“胜利了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使在场干部深受感动，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33-135页）。

10月中旬至12月初，山野、华野分别在鲁南、涟（水）南、盐（城）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有：

东台防御战：10月14日至26日，华中7纵在东台地区防御自海安北犯之敌；

涟水保卫战：10月19日至11月1日，击退整74师对涟水的进攻，歼敌8千余人，我军伤亡6千余人；

峄县以东傅山口之战：10月27日至30日，山野反击自峄县东犯之敌整77师；

台（儿庄）枣（庄）反击战：11月10日至11日，反击鲁南之敌整26、77师；

淮（阴）沭（阳）路反击战：11月19日至22日，击退敌7军、整74、28师，歼敌4千余人；

盐（城）南反击战：11月26日至12月8日，反击自东台北犯之整65、83师等部，掩护苏中机关的物资向山东转移，歼敌5千余人。

山野、华野合而后分，是在涟水战后。张灵甫于10月19日率整编74师全部和28师192旅共4个旅，分3路向涟水进攻。为掩护华中后方安全转移，挫败敌割裂我鲁南与苏北联系之企图，陈毅与粟裕又一致了，他俩“决以华野主力集结于涟水近郊，打击向涟水攻击的国民党军第74师”，“以山野主力位于沭阳以南、以西及西北地区，监视28师、69师等部之行动。”击退张灵甫的进攻之后，10月27日，陈毅与张鼎丞、邓子恢向中共中央报告：涟水战役已胜利，予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意义甚大；敌方受教训后更谨慎前进，专门乘虚就隙。我军屯集涟、沭、宿、淮无好仗可打时西渡运河，则华野涟水战后不应立即疲行，渡河后攻强固工事亦不宜，故对目前行动主张：粟、谭率华野就涟城西附近整补，山野司令部率8师即返鲁南，2纵、7师暂留淮海地区，于必要时再北开。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涟水战后的部署。

以上数战，山野、华野仍分兵御敌于鲁南、苏北地区，基本上是消耗战。当时苏中解放区仅剩盐城、阜宁、涟水、沭阳4城，而且敌人对我形成半包围态势，敌下一步动向尚不明朗，我军集中兵力寻歼敌一路的战机又未出现。粟裕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打这几仗，放敌人长驱直入，后来集中兵力先打宿沭一路敌人的决心就不那么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