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Like Stories of Old：你的人生不是英雄之旅 -- 万年看客

八，人人皆英雄？

此时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将故事当中的冒险投射到自身生活当中时产生的悖论。一方面，我们都被召唤去冒险，都被驱使着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之旅的英雄；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真正的英雄之旅仍然是排他性的，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英雄故事不仅由英雄组成，里面还得有配角、反派以及群众演员。如果每个人都期望扮演主角，那么其他角色应该由谁来扮演？

【你要么作为一名英雄，要么活得够久以至于看到自己变成反派。——哈维.丹特，《蝙蝠侠：黑暗骑士》】

这一切矛盾实际上对于追求冒险生活提出了什么样的质疑？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这就是民主化英雄冒险的意义吗？莫非人们必须互相竞争，争取完成英雄之旅的特权？如果真是这样，成功是否真的只取决于个人决心和毅力，而并不取决于其他无数的社会、环境和遗传因素？但是倘若承认时势造英雄，我们岂不又转回了天降大任的观念？莫非只有某些人具有正确的特质组合，只有某些人注定要拥有英勇命运，其他人全都不得不扮演配角，他们的故事充其量无非是关于如何优雅地接受失败或者如何学会谦卑？

也许英雄之旅并没有那么民主化。不妨以《星球大战》当中的帝国冲锋队员为例，我们会说这些角色在他们自己的英雄之旅当中失败了吗？还是说我们干脆假设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英雄之旅？当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并不存在绝地武士与冲锋队员之间的绝对区别，主角与配角之间的界限也并不清晰。这就引出了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注定成为自己故事的英雄，又或者你只是别人故事当中的附带伤亡？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故事创造的规范和预期模式如何在潜意识层面指导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英雄冒险的历史概述严重偏向于某种特定类型的英雄，主要是直男白人，而女性、有色人种和不同性取向的人们往往被限制在配角地位，被描绘成反派或者完全被抹去。直到今天直男白人在许多故事当中仍然是默认的主要英雄，即使在文化背景不同、设定在外国甚至基于非西方传说的故事当中也是如此。

诚然，我们可以观察到越发包容、代表性越发全面的发展趋势。

【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仗，就好比你也在打你的仗一样。——萨米尔，《神奇女侠》】

例如女性正在越发成为自己的英雄冒险的主要角色，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的假设影响着我们的偏见，因为我们依然还在讨论女性特质的描绘方式。女性特征是否应该被忽视？还是说让女性承担传统的男性角色只会抹去她的女性气质？究竟该不该以有意义的方式将女性特质纳入英雄冒险故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为什么男性特质用不着特意整合就总能成为英雄冒险当中的目的性组成部分？为什么英雄女性的理念总会引起各种反应，难道这不暗示着我们仍然坚持着如下的底层观点，即英雄女性是针对常规的颠覆，针对正常状态的颠覆？

【那么她要嫁给谁呢？——达什伍德先生，《小妇人》】

尽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似乎仍然受到加诸在我们身上的限制的束缚，这些限制决定了谁注定成为英雄，谁不行。这一点在集体层面上也带来了问题。英雄冒险的规范和预期模式以及作为整体的英雄之旅可以创造出基于某种共同属性的天降大任幻象，不论这种属性是种族、国家、宗教还是意识形态，全都能赋予人们想象当中的命运。这份命运不仅使得他们成为了英雄，而且还使得其他人全都变成了非英雄。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导致了针对群体以外成员的刻板印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正如我们不幸在历史上多次见证的那样——则可能导致非人化、敌意和暴力。

那么面对所有一切，答案是什么？难道我们应该摒弃我们的英雄冒险吗？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英雄之旅并不适合我们，大多数时候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只是少数特权者才能享受的白日梦，只是利用我们的梦想和欲望来获取物质利益的营销策略？难道我们当真能够想象自己完全摆脱英雄故事之后会是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失去了关于自己的故事，失去了向我们的生活赋予秩序、连贯性、意义与目的的故事，那么我们究竟是谁？究竟有没有可能不依靠故事来塑造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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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了故事，我们到底是谁？这是我们需要解答的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们探讨了故事与现实的根本区别，以及尽管存在这种差异，我们却越来越倾向于将英雄冒险的结构投射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开始将其作为一种预测模板，以此为我们的生活走向设定预期。我们看到了英雄之旅的最初含义和目的因此而遭到了些许扭曲变形，成为了驱使人们相互攀比的压力来源，驱使人们去寻求更加激动人心的冒险；对于那些生活结果与预期不相符的人们，英雄之旅成为了严重幻灭感的来源——这些人要么没有获得他们所追求的成功，要么没有经历他们所期望的有意义转变，要么没有找到他们如此渴望的爱情。我们也看到了英雄之旅如何被某些群体滥用，他们将其用来塑造他们自己的天降大任，以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惜伤害他人。尽管我主要专注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但显然这些论断适用于所有拥有英雄冒险历史的文化，因此这些非西方文化也难免具有自己的观点和偏见，难免将一部分人树立成为英雄，将另一部分人贬斥成为受害者。

【你准备好上战场了吗？你准备好去战斗了吗？——游击队长，《无境之兽》】

这使我想到，倘若没有了英雄冒险，没有了那些极力简化了复杂现实的叙事结构，我们的处境是否会更好？但这真的可能吗？难道讲故事不是我们身份的基础吗？难道讲故事不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天然方式导致的结果，因此甚至可能植根于更宏大的宇宙原则当中吗？让我们返回一切的核心，回到我们面对世界和自己的经验。让我们探究一下在解构之后我们还能够重构出什么，让我们看看我们在不讲故事的情况下究竟是谁，不仅仅是为了看清楚我们不是谁，还为了看清我们可以成为谁。

九，体验冒险

只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按照英雄之旅那样清晰且可预测的结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充满冒险地经历我们的生活。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他的著作《恶心》当中探讨了这个课题。书中的主人公反思了他生活中的冒险，并且纳闷体验这些冒险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他确定自己曾经经历了冒险，但是他又指出许多他认为是冒险最终部分的事情——比如陌生的地方和神秘的陌生人——本身并不具备冒险性质。对于居住在那里的当地人来说，异国他乡并不陌生；某人眼中的陌生人总会是另一个人的密切熟人。因此他得出结论：冒险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我们通过冒险的体验将事件转化为冒险。德国社会学家乔治.希梅尔（George Schimel）也有类似的分析，并认为冒险——或者更确切地说，冒险的体验——仅仅由熟悉陌生事物的过程产生：新的地方，新的人，新的事件或活动。因此冒险或多或少总是变革性的。你参与了一些新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反过来又增添、移除或者以其他方式改变了你的某部分。

正如你所见，到目前为止，这种体验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当中的英雄非常相似：他从已知走向未知，最终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主宰。

【早上好！——楚门.伯班克，《楚门的世界》】

看待冒险的另一个角度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时间感知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时间是相对可预测且结构化的：办公时间、晚餐时间、夜晚休憩时间，等等。对于某段时间内自己将会会做什么，我们通常有一定的概念。冒险是对这种结构的打破，唤起新的可能、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兴奋感。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陌生人的微笑可能暗示着一个将会定义你余生的爱情故事的开始；或者相反，一次极限运动冒险可能意味着人生的迅速终结。无论如何，冒险体验就是不同的感知时间方式，冒险使得未来感到不确定、不明确，从而使当前时刻更加紧迫、更加迫切。

然而，冒险体验直到完成并且被复述成为一个故事才能真正成为冒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区分所有假设的冒险、所有潜在的未来与与真正发生的那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冒险的情节，也就是不同经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因果关系，一件事如何影响另一件事，最终改变当事人。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的：“人生必须向前生活，但却只能向后理解。”因此无论你怎样看待，我们的经历总是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某些事物的最初体验——陌生事件的陌生感，遇到新人的兴奋，或者失败后的痛苦。然后是这些经历在我们重新讲述成故事时所承担的意义，而故事又具有改变我们最初感知的力量。例如，曾经令人钦佩的伴侣抱负可能被重新解释为自私自利，因为感情关系走向了悲剧的结局；或者最初的失败可能成为通向更有意义的胜利的垫脚石，并且赋予故事一个胜利的结局。

在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约瑟夫.坎贝尔的工作，因为英雄之旅的构成元素同样有着双重意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在英雄之旅这一整体当中被重新解释过后的更宏大含义。唯一的问题在于，当涉及到我们自己生活的故事时，我们既是作者又是角色。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一边经历故事一边讲故事，这使得我们很难将我们的生活有效地容纳进一个有头有尾的冒险故事，特别是一个符合英雄之旅确切结构的故事。因为只要我们能够不断塑造故事，改变故事，我们的故事就会持续下去。可是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的生活经历何时才能具有最终意义？你何时才能说你真正经历了一场完整的冒险？

十，永远正在展开的故事

尽管我们可以将生活当成冒险来经历，但是如果要让冒险的感觉变成真正的冒险，那么似乎就要靠我们自己将生活转化为冒险，而这样做自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虽然冒险的潜力是无限的，可是重新构架冒险的可能性似乎也是无限的。无论我们试图讲述我们整个生活的故事，还是其中的一场小小冒险，我们该如何将意义赋予那些不断演变的事物？有多少次我们相信即将开始一场宏大的冒险，

【这里是23路车的司机帕特森，我这边出了点情况。——帕特森，《帕特森》】

结果接下来的事情却波澜不惊，没能造成任何显著后果？

【劳拉：你表现得好英勇啊！

帕特森：哼哼。——《帕特森》】

或者相反，我们又有多少次做出了改变生活的决定，它们在当时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直到几十年后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就算到了几十年后，难道我们就一定能够追溯这些决定的源头吗？我们做出的哪一项选择能够摆脱这些千头万绪的无形丝线？这些丝线难道不是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舒展与交织起来了吗？关于我们的集体冒险，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一场战争始于何时？究竟是宣战的那一刻，还是说战争只是一段已经开始很久的故事的结果？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又如何？我们的故事从何开始——以及同样重要的是——它在何处结束？

与故事里的冒险相比，我们的冒险往往缺少让人满意的时刻，即萨特所说的完美时刻。这些时刻标志着故事的明确解决。我们经常能在入侵故事当中看到这样的时刻，解决这一时刻的常见套路被称作“摧毁母舰”。母舰是某个代表了入侵力量的领导者的物体或者人物，只要摧毁母舰就能立即让全部入侵力量当场失能，从而标志着我们的英雄取得了明确的决定性胜利。我们也能在浪漫故事当中看到完美时刻。这些故事暗示我们，高潮时刻的亲吻足以承载情感关系，化解一切感情矛盾。悬疑片的最终转折也属于这样的完美时刻，看似无关的线索突然显露出了彼此纠缠的本相，混乱和困惑突然被秩序和理解所取代，一切疑问突然全部得到了解答。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的冲突、人际关系和对意义的追求很少由某个特定的时刻所定义或者限定，特别是我们正在经历这些时刻的时候。关于历史冲突，我们可以事后定义某些里程碑，例如投降日与宣言的签署等等，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很难准确指出他们感觉一切恢复正常的确切时刻。就连我们当前的疫情危机也不太可能在一场决定性胜利过后、在一个明确可感知的时刻之后结束，而是更有可能通过缓慢且几乎不引人注目的过渡回归到可以称之为平常的状态。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肯定也会找到重要的时刻，比如初吻、婚礼日和其他具有重大个人意义的时刻，但是这些时刻几乎从来都不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大多数浪漫故事那样一锤定音——不过这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例外。例如《爱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爱在午夜降临前》就展示了一对情侣在经历了梦幻般的浪漫之后必须面对真实生活当中的情感关系意味着什么的现实。

【你想要真爱，这就是。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它并不完美，但是它是真实的。——杰西.沃勒斯，《爱在午夜降临前》】

这样的情节更接近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在现实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视为理所当然，每一个体验当中的时刻都可以被重新定义甚至干脆分崩离析。

至于情节转折或者真相大白，引用《纽约提喻法》当中一位牧师的话来说，“一切都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你只看到了真相的十分之一。”我们或许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深对于事物的理解，但是这种程度的理解只是暂时的灵光一闪，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在根本层面上无法知晓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故事当中的片刻静止。

【他们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他们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卡登.柯塔德，《纽约提喻法》】

那么，一个完整而完全解决的故事莫非不过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吗？莫非这就是故事与现实之间的真正区别吗？莫非我们注定要陷入无休无止的持续叙述吗？再次引用《纽约提喻法》，我们是否像卡登一样，耗费无数岁月时间创作一部越发宏大的戏剧，直到最终只能在未完成作品的废墟当中抱憾离世？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刻石留印吗？

十一，天降救赎

不断经历潜在的冒险和真正能够完成一场冒险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冲突。简单的答案是从更大的层面上寻求结束，寻求绝对性。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故事始于我们的出生，结束于我们的死亡——一个明确的开始，一个明确的结束。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即使在我们死后，我们的生涯依然可能在更大的故事当中得到重新定义。这些更大的故事可以是我们的家庭、国家乃至人类文明以及一切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就涉及到了更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会存在原型神话？为什么我们全都会按照同样的英雄之旅结构来讲故事？莫非仅仅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生活赋予意义，才能给我们的经历提供结构？还是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知到已经存在的结构原则？换句话说，英雄之旅究竟是源于我们的内心，还是宇宙当中的某种预设原则？

【我的牧人啊，请带领我们走向你永恒的光明。——弗兰茨.杰格斯泰德，《隐秘的生活》】

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入了宗教的领域。宗教相信存在一个伟大的宇宙故事，一个由更高力量或者说神灵创造者撰写的故事。这样一位创造者的存在肯定会消除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因为祂会向我们的生活乃至我们的存在赋予英雄之旅所独有的目的性、结构和确定性。祂将向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场旨在走向这位伟大创造者的有意义旅程。

约瑟夫.坎贝尔的解决方案也是相似的宇宙决定论，他建议我们跟随我们的赐福（bliss）。他写道：“如果你跟随你的赐福，你会将自己置于一条永远存在、一直在等待你的轨道上，而你要过的生活就是你正在过的生活。”尽管坎贝尔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倒向宗教，但他似乎暗示某个人或者某种力量已经为我们规划了一条道路，我们只需将自己纳入这条道路，就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对历史上的许多人来说都是很好的解决方案，现在仍然如此。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基于信仰的飞跃并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因为即使存在某种宇宙书写的故事情节，即使轨道已经铺设完毕，我仍然不知道我该如何适应其中，我不知道如何让它指引我的选择，我的故事。我可以试图追随我的赐福，但是这样做似乎等同于将虚假的直觉误认为绝对的知识，最终我会感觉自己像《银翼杀手》中的人造人一样，向制造者追问生命的答案，结果却是徒劳。

【埃尔登.蒂雷尔博士：我们已经将你制造得尽善尽美了。

罗伊.巴蒂：但是唯独不让我活得太久。——《银翼杀手》】

即使生命确实存在某种目的，我也永远无法获取。为我铺设的道路仍然模糊不清，临死之际我还是会感觉到我的生活只是一系列无法连贯、未曾解决的时刻，等待着消逝在时间当中，

【就像泪水消逝在雨中。——罗伊.巴蒂，《银翼杀手》】

十二，自由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摆脱这个困境？将我们的生活当作英雄式的冒险，将我们的经历强行纳入清晰而连贯的故事或许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是反其道而行却同样会令人感到沮丧。假如我们认定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结构，那么生活除了无意义还剩下什么？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违抗这样的命运。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模式、结构与故事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与昨天、前天几乎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我们可以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

【如果他们回应你的作品，而你的作品又非常个人化，那么阅读你的作品也就是另一种了解你的方式，不是吗？——大卫.利普斯基，《旅行终点》】

似乎在我们内心当中存在某种坚决拒绝虚无主义的本质，而这种本质也应该有意义。正因为如此，让.保罗.萨特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介于没有故事结构的虚无主义和受限于故事结构的挫折之间。基本上他建议我们放弃连贯性与预设结构的理念，转而追求创造力，将自己的故事掌握在自己手中，真正成为自己的作者。我们已经讨论过英雄冒险如何针对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施加压力，但它也将压力施加在了我们自己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身份要立足于成为某人意味着什么的理念集合——成为男人或女人、强者或弱者、美人或丑人、冒险者或乏味者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自己划定界限，从而维持人生的连贯性。我们开始根据我们为自己培养的角色人设来行事。我们可能害怕出戏，无论是在他人眼中还是在自的眼中。如果我们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作者，冒险可能意味着尝试成为一个新人，成为我们从未敢于成为的人，摆脱那些束缚我们、让我们变得渺小的模式和规范。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认为人生本质上是荒谬的。正如我们所见，它充满了冲突、限制和矛盾。但是我们内心也有自由，或者至少有一种自由感。虽然这种自由不能使我们超越存在的荒谬，但却可以让我们塑造我们关于存在的体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宇宙的目的时，当我们接受人生在实际层面毫无意义时，这种自由陪伴着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到日落或者微笑时，当我们看到美好的事物一闪而过时，这种自由同样陪伴着我们。这种自由无关理性或者逻辑，而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存在。也许这就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赐福。它是我们心中不只想要存在，还想要活出精彩的那一部分。它告诉我们，如果我必须创造自己的意义，我必将尽我所能；如果我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必将为这个故事充满美丽。它是我们心中渴望品味人生每一刻的那部分，无这些时刻是兴奋的冒险还是宁静的日常。这部分自我希望用同样的激情与强度来体验人生的一切。用加缪的话来说，这部分自我想要我们活到热泪盈眶。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反复转向同一个故事，借用这个故事来塑造我们自己的故事，丰富我们自己的故事，加深我们体验周围美丽的能力，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为困厄、苦难和失去做好准备。毕竟，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经历的唯一旅程，我们共同面对的斗争，这种努力无论如何都堪称英勇。

尽管英雄之旅被视为基于个人主义的概念，一种塑造与转变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但我认为最终它真正做到或应该做到的是将我们与彼此联系起来，让我们对于经历同一段旅程的其他同路人充满同情、耐心和支持。

【敬我哥哥乔治，这个镇上最富有的人。——哈利.贝利，《生活多美好》】

正如乔治.贝利在《生活多美好》的结尾意识到的那样，有朋友的人就不算失败者。说到与他人拉近距离，除了不怀恐惧与焦虑地向对方敞开自己，并且借此邀请他们同样行事之外，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如果我们放下对于“我们应该成为谁”的一切先入之见，而是关注“我们可以成为谁、想要成为谁”，那么生活真的可以变得美好。因为通过将自己当做故事的讲述者，放弃那些要求连贯性并且限制创造力的叙事结构，留给我们的将会是自由。无论对于自己还是他人，我们都将拥有突破束缚的自由，也就是存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