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 区块碳链

1930年，家父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适逢丁惟汾的好友、山东名流、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国民党一大中执委王乐平先生遇刺身亡，引发在沪山东籍各届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在时任囯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暗中指使下，我父亲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張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讨王乐平被当局暗杀的丑陋行径，不料被警方拘捕。

　　1924年7月，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系主任是瞿秋白，曾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等职，并改名张溶。1925年4月入党，参与“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工作，与李立三、刘少奇、蔡和森等相识；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由此结识周恩来等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改名赵荣，转入地下做情报工作。

其中，1927年11月—12月任闸北区委书记，1928年1月—5月任沪西区委书记，1928年5月—9月任沪东区委书记，1928年10月—1929年1月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3月—8月任江苏省委秘书长，1929年9月—1930年4月又回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5月—1930年7月当选江苏省委常委；

1930年4月——7月被捕入狱，后被免去常委职务。

1930年9月—1931年1月，担任中央审查委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陈云接替周恩来负责特科工作，康生任二科科长；

1931年9月，与博古、张闻天、陈云等6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主管工会、交通等工作，12月出任中组部长；

1932年3月，接替刘少奇出任中央职工部长，后又接替陈云负责特科工作。

此时的康生不仅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任中组部长，兼职工部长，并负责特科工作，权力、地位达到其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1933年7月，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王明）身份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从此改名康生。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缺席情况下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当选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7年11月回到延安，12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1月接替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

1939年2月接替邓发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情报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有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潘汉年等人，曾成功组织我党特情人员打入许多国民党党、政、军机构；

1942年5月和刘少奇一起出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为主任；

1943年4月，任反内奸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任主任；

1945年6月，在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1947年11月到达渤海地区）等地指导土改工作，毛岸英曾跟随康生辗转多地。

1948年5月后，一直在山东工作，其中，1948年7月担任中共鲁中南区委书记，傅秋涛、张光中、张雨帆、李乐平和高克亭等任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傅秋涛、向明任副书记，康生很少管事，多在青岛休养；

30日当选山东省政府主席（1955年3月卸任），4月兼任山东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与许世友搭档，许世友1949年9月—1953年8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后因不愿做华东区书记饶漱石副手，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2年1月搬到中南海居住。

康生1925年4月入党，虽然入党时间稍晚，但仕途异常顺利，长期位居高层。如李立三主政时，他于1930年调任中组部秘书长；1931年1月王明掌握实权后，又获王明信任，9月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中央高层，当年12月升任中组部长；1934年1月在缺席情况下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1月与王明、陈云回到延安，12月与王明一起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初，陪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时，曾率领学员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同年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随着王明式微，康生迅速转向并获毛泽东信任。

康生夫妇在苏联时期曾精心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回延安不久转而支持毛泽东；他与江青是诸城老乡，长期相互支持，江青对康生特别尊重，而康生也敢批评江青，是党内除毛泽东、林彪外，为数不多敢批评江青的人。

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负责“锄奸”和情报等方面的工作，亲自处决顾顺章、白鑫等多名叛徒，在形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最后一批撤离上海。

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后，他眼光敏锐、见微知著，较好地配合毛主席发现并抓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文化领域实现拨乱反正。

毛泽东曾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

1981年3月康生夫人曹轶欧被撤职后，彭真曾找她谈话：“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彭真的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因为大家对他有气，所以千方百计辱骂丑化他，有些负面评价未免夸大其词，这虽是人之常情，但没有实事求是，而且已产生不利影响，如许多文章将康生描绘得异常邪恶，忘掉了他是中共政坛元老，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等事实，无形中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为西化派、推墙派等反动势力提供了抹黑共产党的重要素材，使我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22-5-5）

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易虹

2016年07月25日10:28 来源：学习时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示了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康生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1937年，履历十分华丽的康生回到中国，回到延安，也正在这时，康生失去了初心，逐渐沦为了党内的蛀虫。

康生回国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上上下下都在为了延安的秩序而努力。为了表现自己，康生搞出了一个名叫“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明面上是应和延安整风运动，为延安做出重要贡献；实际上，为了所谓的“政绩”，康生弄出了不少冤假错案。也正是这些冤假错案，让被蒙在鼓里的其他人认为康生是个可用之人，从此以后，康生开始平步青云。

年9月底到1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正确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撤销了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这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5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1]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氏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

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

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

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