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你抛美债，我抛中债！外资纷纷减持中国债，大量资金流向美国。 -- hwd99

不过现在哪有时间去读故事小说了，戈尔巴乔夫当然惠誉参半，功过评价一直是个争论。我的观察是苏联有很多不可控问题，比如美国与里根等西方的因素，比如现在大家关心的沙特，那时一个增产石油，就让苏联吃不消。但关键是苏联自己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了，人心思变，不是戈尔巴乔夫也有张尔巴乔夫，李尔巴乔夫，也许会流血，也许会避开西方的坑，但苏联自己的转型才是主线，到了不得不的时候往往已经太迟了。

苏联这事，有很多外因内因，但不全是美帝的锅更不是地图的锅。戈地图这个人我理解的就是一个典型那个时代的苏联党政官僚，身不由己的成分决定了他在一个体制中的所有决定优先权，也是绝大多数他这种官员的特点。不过是恰巧遇到了那个时间点，做了不得不的事情，不觉得换任何一个人能做出什么本质上大相径庭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那样的人也到不了他的那个位置。

微信上看过一篇介绍的比较不落俗套，走时间线解释当时苏联改革的困境，我觉得比读小说省时间，可以看看。太长，一贴装不下，全文这里有 https://mp.weixin.qq.com/s/oMF_SpiOUrfQlaYEkSs-TA

青年时代的戈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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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30日，苏联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世。对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评价，取决于你对苏联的情感，对立观点极难调和。

不过，戈尔巴乔夫虽然是苏联的葬送者，但即使在最后一刻，依然极力避免其轰然倒塌四分五裂，更不愿他的改革遗产变成延续几十年的战乱纷争。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如人口学家所言，苏联末期下降的人口出生数与上升的死亡数形成X交叉线，注定覆亡？还是像戈尔巴乔夫幼稚上了西方的当，亦或欠缺政治智慧，未能分清轻重缓急？

我们不妨重新复盘，看看事后诸葛亮能否让戈尔巴乔夫避免失败。

如果没猜错，戈尔巴乔夫的墓志铭应该是：我们试过。

谁是最合适的接班人

1978年9月19日，克拉思达诺尔边疆州一个叫矿水城的火车站，空荡荡的站台上，四个人在卫兵远远注视下一言不发地散步。

最前面的是勃列日涅夫，中间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最后的年轻人则是戈尔巴乔夫。

苏共最后四位总书记齐聚于此的历史性会面，是安德罗波的安排——勃列日涅夫由契尔年科作陪去巴库参加活动，安德罗波特意带戈尔巴乔夫来觐见总书记。

图：青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忆，整个见面过程，勃列日涅夫只是随口问了下收成和运河就冷场。事后，安德罗波宽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只不过是中风说话困难。

1979年，47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候补委员，1980年，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

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平均年龄70岁，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时，政治局已痛失一半宝贵财富：6人去世，1人病退。

去世的6人中，三位死于总书记任上，分别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另外三人，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红色主教」苏斯洛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

图：1982年苏联进入国葬高发期

病退的老同志是基里连科，虽然他成功地活到1990年，但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动员他辞职时，基里连科甚至连政治局的许多同志都认不出来了。

契尔年科去世9天前，苏共全代会上，71岁的格里申和54岁的戈尔巴乔夫获接班人提名，元老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力荐戈尔巴乔夫年轻干练，他的表态左右了代表们的选择。

怀有「苏联情结」的人，肯定希望当时苏共选择的不是这个结果。

今天，俄罗斯的政治科幻小说和游戏中，不少是以苏联依然存续为背景，在这些平行宇宙中，不约而同地安排另一个人当总书记，并让他拯救了苏联。

这个人是罗曼诺夫。

图：罗曼诺夫的仕途受到谣言（女儿婚礼上打碎沙皇餐具）的影响

罗曼诺夫是政治局第二年轻的人，原为列宁格勒市委书记，被安德罗波调到中央协助其推进改革。人们一度认为，安德罗波夫去世将由罗曼诺夫接任。

罗曼诺夫任分管工业和军工的书记处书记，比起分管农业的戈尔巴乔夫，地位重要得多，但他比戈尔巴乔夫大了8岁。

此时苏联面临的困境，使得新任总书记必须推进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而谁最适合肩负改革重任是要看条件的。

罗曼诺夫与戈尔巴乔夫有同样的特质：年轻、背景简单、手脚干净、头脑冷静清醒、性格果断坚决。

年轻，意味着有精力和意志推动改革，背景简单，意味着没有山头利益的瞻前顾后，手脚干净，意味着能取得信任、而头脑与性格，则决定事业的成败。

若把安德罗波夫的人亡政息算作失败，那么安德罗波夫就是赫鲁晓夫之后的第二位改革失败者。

图：1983年安德罗波夫刚上台不久就肾衰竭

如果把想法还未及付诸实施就遭杀身之祸也算在内，这份名单还要加上贝利亚——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提出的系列政治主张，比赫鲁晓夫后来的版本要走得更远。

赫鲁晓夫的短板是冲动、粗放，安德罗波夫的致命弱点是年龄，贝利亚则是双手沾满鲜血，不过，同志们判处其死刑的公开理由，倒像是给一个改革殉道者的判词：

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图：贝利亚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得力干将，以残忍能干著称

无论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当时他是担当改革重任的最优候选人。

人们一度担心资历甚浅的戈尔巴乔夫，难于掌控实权，他的反对者们不但权高位重，而且大都是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成员：

总理吉洪诺夫、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国防部长索科洛夫、KGB主席切布里科夫、副主席齐涅夫等人。

戈尔巴乔夫掌握权力的速度，甚至快过当年的斯大林。

1985年9月，80岁的总理吉洪诺夫辞职，雷日科夫接任。

1985年12月，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被戈尔巴乔夫的爱将叶利钦取代。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爆发，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去职。

1986年12月，哈萨克斯坦的土皇帝库纳耶夫被撤换。

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小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小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苏联丢尽颜面，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及数十将官被免职。

1987年10月21日，来自阿塞拜疆的政治局委员阿里耶夫被健康原因辞职。

1988年10月1日，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退居二线，1989年8月退出政治局。

不过，同一生态位上的竞争者才是真正的死敌，1985年7月1日，罗曼诺夫成为被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赶出政治局的人。

对当年苏联的积重难返，今天心怀「苏联情节」的俄罗斯人比境外「苏联爱好者」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为了平行宇宙中的苏联不至沉没，总书记被设定为一直由罗曼诺夫担任，在一款游戏中，他甚至2032年还在率领苏联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图：罗曼诺夫墓地

财政危机：改革第一推动力

勃列日涅夫去世时，外部世界对苏联最强烈的感性认识，是1981年9月4日西方-81军演，这也是广大「苏联爱好者」最为难忘的时刻。

图：苏联西方-81军演官方宣传

当时苏联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规模都远超美国，军费甚至比美国高出50%，处于全球扩张的顶点。

石油价格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上升的最重要助推器。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只用了19天，每桶石油由3美元涨到13美元，其后一路上涨近20倍。而苏联在1969-1980年间，石油产量增长了9倍。

从石油危机爆发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的石油红利高达2700-3200亿美元。美国的苏联史权威科特金认为，没有石油，苏联可能提前20年解体。

但是，国运被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用完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石油成交价已由80年代初的40美元暴跌到10美元，油价走低同时，为苏联贡献滚滚财源的油井开始老化，采油成本迅速上升。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苏联，外表无比强大，但腐败和低效问题空前严峻，对继任者来说，最紧迫的威胁，其实是急剧恶化的财政问题。

为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军费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长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3，为应付居民的消费需求，1985年补贴超过730亿卢布，占财政预算18%。而七十年代为应付粮食不足，不断增大粮食进口，它日益成为一个外汇无底洞。

财政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西方债务也迅速攀升，1975年债务为154亿美元、1980年为252亿美元，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上升到383亿美元。

图：石油价格与苏联/俄罗斯国运

当时，人们以「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来区分保守派与改革派。所谓「技术派」，就是认为生产力提高靠技术设备的投资，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经济派」则认为，经济手段激励也是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赫鲁晓夫、柯西金。

戈尔巴乔夫有轻微的「经济派」倾向，地方工作经验，让他更容易看到统得过死的弊端。

但是，无论是谁上台，都面临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无论其是偏向「技术派」还是「经济派」，改善财政的可选项都一样：

削减开支的选项：1、削减军费；2削减对友好国家援助；3、削减居民福利、4、削减行政成本；5、反腐；

增加收入的选项只有两条：1、改变管理制度，释放社会生产力；2、加消费税

对斯大林体制的态度是改革还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个财政问题，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是财政危机，其推进决心与面临的困境压力成正比。

所以，勃列日涅夫从支持柯西金继续改革，到重谈计划经济和加强集中管理的好处，把「改革」变成「完善」，并非他突然又喜欢上了斯大林体制，而是从天而降的「石油红利」，手头突然宽松了

既然手头突然宽松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以伤害大批同志的利益为代价去改革呢？

更大的诱惑是，财政突然变得特别宽裕，谁不想把权力上收，集中资源办几件能让人看得见的大事，让自己以有为之君载入史册呢？

图：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同样，当巨大的财政压力旧体系无法维系时，无论是情报头子出身的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是为赶进度不惜人命瞎指挥的赫鲁晓夫，还是因理论正统曾被「红色主教」苏斯洛夫赏识的团派干部戈尔巴乔夫，最后开出的药方几乎一样：

对外与西方缓和、给盟友松绑，允许小弟各走特色道路，对内则是变革斯大林体制，调动生产热情。

如果改革阻力太大，需要争取民心和声望来提升政治资源，则有两个办法：一、反腐反特权；二、平反冤假错案。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上继续安德罗波夫的反腐和反特权，以年轻化之名清洗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高层成员。生产纪律整顿上，则以强力手段严惩偷窃、矿工、酗酒、溜号等破坏生产的行为。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举措，却是典型「技术派」的「加速战略」，即通过重点加大对机械、化工、金属领域的投资追赶西方，「加速战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戈尔巴乔夫真正被外界打上「改革派」标签，是主动恢复裁军谈判。他第一次在西方露脸，是1983年5月作为政治局新人访问加拿大，他的睿智、犀利，与苏联领导人的老迈、僵硬形成鲜明对比。

戈尔巴乔夫既能舌战激辩加拿大参众议员，又能与西方记者谈笑风生；刚上谈判席时，是个冰冷的对手，仅过两年就变成和平天使，西方从没见过这样让人迷惑的苏联领袖。

从198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关于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看法的「新思维」，到两年后他在联大同题演讲，西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诚意上。

图：1987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签署文件后交换签字笔

戈尔巴乔夫成功掩饰了其真实动机，占据牌面巨大优势的西方国家，要在苏联解体后，才知道当时苏联正处于内部塌陷式崩溃的边缘。

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戈尔巴乔夫甚至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相信当初积极主动的和平主张，是因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伟大理念而非手里缺钱。

外交新思维让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赢得巨大声望，稳固了国内地位。政治代价是得罪了军方和相关从业者高达500万-800万人的军工集团。

戈尔巴乔夫最失败的改革，是1985年5月实施的禁酒令，当时他才上台两个月。

酒在斯大林时代就为国家专营，对苏联财政的贡献相当于烟草对中国财政的贡献。如果规划得当，它本可以加价增税方式纾解财政困境，但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衣钵传人，一定要完成前人未竟事业。

利加乔夫负责制定的方案，比1958年的赫鲁晓夫，1983年的安德罗波夫禁酒令要严苛得多，雷日科夫认为如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可行，但方案获得戈尔巴乔夫首肯。

1988年，轰轰烈烈的禁酒改革悄然谢幕，它虽然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成效，甚至真的短期提升了生育率，但数百亿卢布的财政损失，让它以雪上加霜型改革载入史册。

除去军费和对外援助，财政负担最重的是居民消费补贴。

1971-1985年间，苏联货币流通量增长2.1倍，而消费品生产却未增加。严控物价导致消费品严重短缺，享受补贴的苏联公民也没沾到好处，他们以每天排队的方式支付了真实价格。

图：副食品店门前排队的人群

尽管面临沉重的消费品补贴压力，苏联却不敢像1988年中国那样实施「价格闯关」，修正扭曲的价格体系，减少财政补贴。

1980年代初，苏联隐形通胀已经严重到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就极可能会清空城市居民钱包的程度，没人敢冒这样的险。

1962年5月，赫鲁晓夫只是提高肉蛋奶价格，就民怨沸腾，新切尔卡斯克爆发大罢工，先得罪全党同志，再得罪老百姓，几头不讨好的赫鲁晓夫不久即被退休。

赫鲁晓夫闯关翻车，苏联领导人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为了避免城市居民放下筷子骂娘，只能一边不断提高食品征购价，一边冻结零售价，用财政补贴购买社会稳定。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财政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坡道上滚了二十年的大雪球。

中国抢在苏联之前尝试价格闯关，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刚启动不久的改革，曾取得过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成果，改革推进者由此获得更充分的社会信任和推进决心。

容易摸的石头都被摸过了

问题是，苏联找不到一个像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阻力极小、收效显著的突破口，以确立改革正当性和社会信心。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启了「修正主义」探索，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柯西金总理的改革，苏联把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才摸到的石头全都摸过一遍。

以农村为例：

斯大林时代与1978年之前的中国一样，采取余粮征收制，扣除农民口粮后，剩余无偿交国家。赫鲁晓夫以收购制代替抢劫制，即余粮以官价征购，并不断提高收购价，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和牲畜。

图：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的农民集体出工

柯西金任总理的1965-1979年间，除粮食不断加价外，还分成征购价和合同价两档，合同价即超过征购任务部分再加价50%，局部性地允许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后，农民有了市场价交易收入。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柯西金被边缘化，苏联农业部门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到勃列日涅夫晚期的黄金时代，苏联的粮食和动物性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已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

虽然苏联农民依然受严重的工农业剪刀差剥夺，譬如到1990年末为应对粮食危机，官方一次性将粮食收购价提高三倍，但依然不到市场价的五分之一。

但是，由于苏联农民自留地远大于中国农民承包分得的土地，再加其他条件影响，八十年代初苏联集体农庄的物质生活水准，除轻工业消费品严重匮乏，在食品、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至少不低于今日的中国农民。

图：苏联集体放养的禽畜

苏联农业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两种组织。前者是传统农村被集体化改造的农庄，国家不保障农庄庄员的收入和生活，后者是国家投资的全民所有制农场，农工为拿工资的职工。

五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出现年付薪资制，后逐渐改进为月付薪酬。1964年，集体农庄建立独立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标准待遇缓慢提升。勃列日涅夫后期，集体农庄已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国有化。

改开前中国农民处于高度被剥夺的赤贫状态，除了管理上松绑，并无过多的复杂安排设计，就让占到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受益。

赫鲁晓夫改革带给后人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们既找不到可让农民有巨大获益的改革空间，也找不到让农民为三十年前的改革感恩的理由。

城市里的工业改革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中国逐步推进的改革：无论是宏观的打破条块分割、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还是微观上的物质刺激，计件工资、厂长责任制，前方都有苏联人留下的脚印。

1986年张维迎总结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时，中国正热情宣传马胜利、步鑫生等人的厂长承包经验，无论农村城市，一包就灵的神话，还要若干年后才会破除。

或许在当时开始探讨「私有化」的苏联，才能找到张维仰真正的知音。

柯西金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就曾强调运用价值规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但是，苏联人几年后发现，有党政分开、厂长一元化领导，有物资刺激精神奖励，却并不能把派遣到企业的官员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图：柯西金任总理被架空前，延续了赫鲁晓夫的改革

苏联经济学家甚至早就发现增产悖论：厂长必须聪明地控制任务完成指标，太少当然不行，太多更不行，超额完成任务或利润，明年上级会提升任务指标，工作变得更难。

更糟糕的是「潜规则」：如果经营特别出色，你的位置就变成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干得越好，越容易被那些与上级关系更好的人取代。

物质激励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苏联人有更丰富的经验。

苏联各级计划部门的专家，为每个生产门类、生产环节和劳动量，都制定了一套科学、详细、精确的奖励规范。有现金、实物，有度假疗养，小到茶具，大到地毯、电视机、小轿车。

图：赫鲁晓夫时代兴建了大批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居民楼

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聪明的苏联劳动者通过交流学习，在每个环节上都摸索出一套欺上瞒下套取奖励的游戏规则。于是，数学家们制定的KPI系统，只是让大锅饭里的肉变多了。

工人农民浑水摸鱼，让苏联成为世界最大的次品生产国。而领导干部欺上瞒下，让苏联成为统计数字水分最大的国家。

1970年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是苏联已知的最大腐败案，地方干部组团虚报棉花产量，套取中央财政拨款30亿卢布，这笔钱大部分被分掉了。而上面来核库存，总会凑巧发生火灾。

图：乌兹别克案中一位官员家中的现金

直到苏联解体前，中国学界整体上对苏联改革持积极评价：部署周密、思路正确、措施配套、注重立法。由企业改革扩展到宏观领域的配套改革，顺序得当。

苏联人很早就知道，打破条块分割、管理权下放、自主经营，确实能激发生产热情，但再往前走，深水处的石头就不好摸了。

打破中央对行业垂直管理的「条条」分割，赋予地方「块块」更多自主权，立刻会出现基建扩张，预算超支问题，而一旦分权，地方上的钱就收不上来。

而厂长经理一旦有自主权，会不断提高工资福利，为避免行业收入过分失衡，政府会被迫普遍加薪，而通胀增大，又会刺激新一轮加薪竞赛。

另外，工业品的价格扭曲同样严重，越靠近原材料端的能源、材料、初级加工品，价格就越低，而越是接近消费端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就越高，它造成不同行业部门的利润率差异极大。

图：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车间内部

其后果是，利润率高的行业品质低劣、浪费严重，工人干私活普遍，而利润率低的行业缺少生产热情。一旦调高基础端行业的价格，很容易引发连环涨价。

改革多走几步，就会遇到预算失衡和通货膨胀，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回到严格的计划经济。苏联人在水浅的地方来回趟过几次，路熟。

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和其后的六月全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基本完成高层的权力布局，当年工农业增长均超过预期，但戈尔巴乔夫反而遇到巨大阻力。

向企业下放管理权，意味地方党政官员的话没人听，消极抗命和公开反对很快传递到中央，而政治局里的利加乔夫等人并未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领袖被党内领导层孤立怎么办？党的历史经验库里其实有大量现成方案：

1920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党内高层拒绝服用资本主义的药方拯救新政权，列宁直接绕过政治局，透过媒体喊话，调动社会力量倒逼政府，最后达到了目的。

1986年12月，苏联取消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1987年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借助民主化、公开性攻击官僚主义，以削弱经济改革阻力。

苏联外交家费德林在回忆中提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时，曾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下面这段我还念不念？

靠着庞大而无微不至的官僚系统和军、警、宪、特的严密控制，苏联可以轻易被老人统治二十余年，一旦这个束缚被打破，帝国大厦倾塌就是随时会发生的事。

这是危险的深水区。水浅的地方，石头都被前人摸完了。

压垮财政的粮食

五十年代苏共就曾提出要推广家庭承包制，六十年代甚至有过要在1980年完成家庭承包制的规划，或许是缺乏紧迫性，它们都成了「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的文件。

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不仅要在农村推广集体所有制，更要发展家庭承包，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提出推行「农业租赁经营承包责任制」。

莫斯科的号召缓缓地触动农业体制，1987年5月，俄罗斯普斯科夫州出现第一个私人经营农场，1991年达到9000个，但它们在苏联农业占比可以忽略不计。

农业改革不但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由于五十年代开发的中亚垦荒地肥力下降，再加上气候原因，苏联粮食产量一路下跌。

更糟糕的，几年后，地方分权和企业改革推进，很快对农业形成负面冲击：农机大幅提价，农药化肥大幅提价，农民种粮意愿低，交粮意愿更低，加上地方截留，食品平价供应体系难以为继。

苏联的粮食困境，会让人误以为只是片面发展军事和重工业，忽视农业的结果。

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六十年代起，苏联不断增大农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苏联农业投资占社会投资总额一度接近30%，远远高于一般工业国家。

图：1949年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剧照中的机械化生产

到了八十年代初，苏联拥有最辽阔的耕地、最高的化肥产量，最大的农业机械产量（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终于从传统粮食的出口国变成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一般认为，苏联与东欧七十年代出现的粮食短缺和财政赤字，是因为价格补贴政策刺激了城市肉类消费，随之带动饲料粮需求，而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只能大量进口粮食，以补充饲料粮之不足。

真正的问题，是扭曲的价格体系让浪费和低效充斥于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不断追加农业激励投入，只是追高农业生产成本，造成财政恶性循环，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食品，其实是它们更便宜。

19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年产量开始大幅领先美国，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保有量仅为美国一半。因为品质低劣加缺乏养护，拖拉机五年报废率为87%。联合收割机报废率92%。

图：1950年代初苏联中亚地区集体农庄耕作

由于拖拉机数量更能体现机械化率水平，分配给配套农具的生产资源严重不足，造成拖拉机被闲置浪费。而农机手的流失，造成有设备无人开，拖拉机利用率只有50-60%，农忙时，2/3的联合收割机停工等人。

除人口密度较高的欧洲地区，田间管理一概没有，中亚垦荒地带尤其严重，丰收时节，有些土豆田要拨开杂草才能见到土豆苗，麦田看上去麦浪滚滚，但因为杂草过多而呈乳黄色。

农业部门只对地里的农畜产品数量负责，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到各城市的国营商店，中间要经过运输、仓储、加工、包装、销售等漫长的产业链条和环节。

按苏联经典学说，这部分不创造价值，故最不受重视。它导致苏联拥有巨大的账面食品产出，很大部分无法抵达消费端。对苏联农产品的损耗，各家说法不一，苏联农业权威尼科诺夫院士估计，苏联粮食损耗为40%。

1988年，苏联农业部门统计土豆产量8700万吨，但进入市场的只有1740万吨，期间又损耗了60%，达到消费终端时，只剩下700万吨。

勃列日涅夫去世前，「第聂伯帮」地位较为显赫的有：

后任总书记的契尔年科、总理吉洪诺夫、书记处书记基里连科、乌克兰书记谢尔比茨基、哈萨克斯坦书记库纳耶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国防部长格列齐克、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威贡、克格勃副主席齐涅夫、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

克格勃二把手茨威贡在苏联声誉极高，他是著名谍战作家，曾间接影响了普京的人生轨迹——普京看了电视连续剧《春天的17个瞬间》后决心加入克格勃，而茨威贡是该剧总顾问。茨威贡由作家转行成克格勃二把手，一是他创作过大量间谍作品，二是他与勃列日涅夫是连襟。

图：《春天的17个瞬间》在苏联创下2.1亿次观影纪录，改变了普京的人生

另外，空军元帅、民航部部长布加耶夫，以前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机驾驶员。

「第聂伯帮」几乎垄断了高层的权力，结识或搭上这条线，是向上爬的最佳政治途径，「第聂伯帮」因此成为时代的腐败发动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