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美凉战从战略相持转进攻的标志会是什么？ -- 胡一刀

全文转发一篇刚刚看到的书评（因为我找不到链接，长截图无法上传只能全文复制粘贴了）吧：

复旦经济学教授兰小欢的《置身事内》最近非常火，其副标题是“要读懂中国经济，必先读懂中国政府”

我们能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解读出：

1、造成今天中国经济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2、在经济下行周期，体制特点将会放缓还是加速经济下行？

3、经济下行周期，体制将如何影响居民和私营企业？

4、政府的权责不匹配会加剧还是缓解？

5、今天的突发事件及灾后应对的政府缺位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然《置身事内》，是一本只写了一半的书

如果写完，书名应该改为《论一个既作裁判员，又作运动员的政府如何陷入制度性经济危机》

本书没写的另外一半内容，其实都列在了每章的推荐书目里。

本书结合其他的书，如《中央帝国财政密码》对比读，会发现作者的不同视角，更能发现兰小欢笔下的今天政府的种种现象，在历史上的对应。

例如在《置身事内》中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这个观点，在《中央帝国财政密码》中，能很容易的找到对应：

“盐铁官营，政府下场做运动员，造成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既破坏效率，又滋生腐败。”

《置身事内》详细讲述了从财政包干到土地财政的转型过程。

但无论财政包干，还是土地财政，其实不过是让地方成为了半个“包税人”，在法治相对完善，经济欣欣向荣的改开阶段，包税人对纳税人的盘剥相对受制约且痛感可接受；但在经济下行，法治不断被破坏的现在，包税人必然加大对纳税人的盘剥，而下行的经济又会让这样的盘剥变得格外无法忍受。《中央帝国财政密码》中提到，“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膨胀会加速，因为每个人都吃空饷。这时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更花心思讨好上级。”

从历史中，我们也知道，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副作用，最后也导致了大明的覆灭。土地财政很可能也是一样：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提升了税收效率，但也让明朝形成了路径依赖，每次出现财政问题就通过加征税赋解决，久而久之让百姓不堪重负。就像今天的房地产让地方政府形成路径依赖，是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的夜壶一样，一条鞭法也是当年大明的夜壶，直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也没有找到另一个能替代一条鞭法的夜壶。

分税制改革尝试加强中央财政，并催生出土地财政是另外一个本书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的主题：

“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历史上，央地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

。。。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省分成，省也要和市县分成。可因为上级权威高于下级，所以越往基层分到的钱往往越少，但分到的任务却越来越多，出现了“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的局面。改革后没几年，基层财政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基层政府一旦没钱，就会想办法增收，以保持正常运转。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基层政府各种工程欠款（会转化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讨薪事件）、拖欠工资、打白条等，层出不穷。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彻底废止。”

个人的理解是，土地财政吹起如此大的房价泡沫，可以理解成地方政府权责不匹配激励不相容的情况下在不得不走的一条解决财政问题的路。

可以想象，在土地财政逐渐失效的时候，地方政府很可能在既要又要的压力下，和利益的驱动下，催生出其他的创收方法，而在蛋糕无法做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新的创收几乎必然将损害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乱收费现象会变本加厉的卷土重来。

另外，从本书来理解中央为什么不救地方债，不给普通老百姓发钱，其实本质很可能在于“央地博弈”。中央财政救地方，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弱中央，强地方，目前的当政者还在继续集权的过程中，不愿意做削弱中央集权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中央救地方债是个治标不治本的事。

但是，如果地方债发展到影响地方稳定的情况，中央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了。

在接下来的经济下行中，如果不以GDP增长考核官员，而以地方上交财政额考核官员，那么，我觉得官员与民争利，新“亩产万斤”可能就要来了，大饥荒也就不远了。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

非常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可惜目前来看，资源仍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这也是过去两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的部分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问过：“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如果有效，为什么会有企业？”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如果追问下去，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又在哪里？从纸面定义看，各种实体似乎泾渭分明，但从实际业务和行为模式来看，融资平台类公司就是企业和政府的混合体，而民营企业如华夏幸福，又承担着政府的招商职能。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只有现象，只有环环相扣的权责关系。或者按张五常的说法，只有一系列合约安排。(9)要想理解这些现象，需要深入调研当事人面临的各种约束，包括能力、资源、政策、信息等，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元观，没什么用。”

作者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模式，对此我基本同意作者观点，但仅仅是适应上阶段的经济发展，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架构是否能随经济发展模式相应调整，历史上看，可能性不大。

这就是政府和企业的最大区别，如果企业架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那么这个企业就会破产被淘汰。但是如果政府架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政府无法破产，会持续长期的阻碍经济发展，直到整个社会无法承受最终引爆变革。

“在市管县的行政体制下，县的收入要和市里分账，可市财政支出和招商引资却一直偏向市区，“市压县，市刮县，市吃县”现象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很多城市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难以对下辖县产生拉动作用，所以在21世纪初，全国开始推行“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前者给县里下放一些和市里等同的权限，比如土地审批、证照发放等；后者则让县财政和省财政直接发生关系，绕开市财政，在财政收支权力上做到县市平级。这些改革增加了县一级的财政资源，缩小了城乡差距。”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减少，但对地方的治理要求增加的时候，几乎肯定会不得不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这一方面让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渠道创收（与民争利），同时也会更难防止地方坐大。这和唐玄宗因为财政问题不得不给节度使更多的放权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基本是一个逻辑。

“行之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掌握关键信息。然而信息复杂多变，持续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代价不小。所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上级虽然名以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下级通常有信息优势，所以如果下级想办某件事，只要上级不明确反对，一般都能办，即使上级反对也可以变通着干，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如果下级不想办某事，就可以拖一拖，或者干脆把皮球踢给上级，频繁请示，让没有信息优势的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最终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即使是上级明确交代的事情，如果下级不想办，那办事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弹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动态清零，到最近的涿州大水，政府反应迟钝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信息差，地方政府瞒报，中央没有获得足够的一手信息。（在互联网时代，还会形成如此之大的信息差，耐人寻味）

“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这些机制不是新问题，但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无论是实际生产率的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信贷或债务增长的速度，所以宏观上就造成了高投资挤压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和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同时伴随着腐败和行政效率降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最近几年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变革当趁好时光 —— 郭士纳，在经济上升周期如果没有解决财政和资源的分配机制，在现在的下行周期来解决无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基本难以自我变革解决这些问题，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启动的变革又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一样，面临执行走样，变革的效益最终被官僚机构消化的黄宗羲效应。